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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余懋衡有点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写过一篇《北乡富敬堂记》，里面分析婺源务农之艰辛，头头是道——说明他很明白灰户为何铤而走险。只不过为了龙脉安危，余大人也顾不上许多了。
最后余懋衡呼吁广大学子：“残县龙以射利，不仁甚矣！自残其龙，自伤其脉，不智甚矣！吾辈若不亟为力禁，坐视凌夷，亦不得谓之仁，不得谓之智矣！剥肤之灾，坚冰之祸，勿谓吾言不验！”
连“勿谓吾言不验”都说出来了，说明真的要开打了。
正式开战的日期，定在了万历四十八年的八月。
先是汪应蛟、余懋衡等人领衔，会同几十名乡宦联名上书，请求金知县保龙严查。然后金知县掷下令牌，委派县丞黄世臣亲自带队，会同县学的生员督查队，气势汹汹朝着船槽岭扑过来。
这一次联合执法，力度空前，真正细到一窑一户一地，逐一查实。事后黄世臣写了一份工作报告，简单引用一段，感受一下其细致程度：
“里长施时高，引至十七都小严前，有窑一所，查出窑户吕乞、吕正、吕爱、吕芝、吕奇、吕呈等；楼下有窑一所，查出窑户洪泽、洪星、洪新寿、洪三保、洪福忠、洪互等；外施村有窑一所，查出窑户何兴、何德桂、洪象、洪善、汪虎、方子等；戴贰拾坞有窑一所，查出窑户程法互、程新明、程高、程文辛、詹华，以上司窑俱在十七都地方……藏在穷源幽坞。”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灰窑几乎都是家族式作业，一窑一户，或两家联合，最多掺杂一两个外姓人。窑归家族共有，每个族人都有细股可分。所谓囤户，实际上是家族中带头之人，和一般矿主还有区别。
这次清查，可谓是摧枯拉朽，犁庭扫闾。龙脉岭上的灰窑又一次被一扫而空，光是拘押的就有几十人，连坐者更多。金德义甚至公开表示，这一次绝要严惩：“若稍从末减，则虽欲禁之不过隔靴搔痒耳。”
这场轰轰烈烈的专项治理运动，持续了足足一个月，然后在八月底戛然而止。
皇上驾崩了。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在弘德殿去世，终年五十八岁，漫长的万历时代落下帷幕。他的长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
这个消息从京城传到婺源县，差不多是八月底的光景。金知县紧急叫停了巡察工作，把所有人都召回来。天子驾崩，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可多了。
知县得组织全县军民服国丧；得筹备祭礼祭品；婺源县是木材大县，搞不好还会被临时征派上等梓木——这是老皇上的事。还有新皇上的事：改元泰昌，那么县里的一应文牍案卷都得准备用新年号；登基还有大赦，县狱里的犯人哪个能赦哪个不能，也得提前议处；知县还得打点行装，进京朝觐新君。总之接下来的事情多得不得了，保龙的事，可以暂缓一下。
没想到，计划没有变化快。婺源县准备得差不多了，京里又传来消息，泰昌帝即位不过一个月，突然病逝。现在是由泰昌帝的长子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启。
得，所有准备工作，从头再来一遍吧！
泰昌皇帝的去世十分蹊跷，引发了震动朝野的“红丸案”。此时保龙运动的推动者汪应蛟已经回归朝廷，担任南京户部尚书。泰昌帝死后，他和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一起上书，指责首辅方从哲引发朝中大臣们彼此攻讦。
朝里怎么打的，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总之，汪应蛟也顾不上管婺源的事了。
连续两帝即位，别的不说，光是改年号这事，就够基层忙一阵了。在这段时间里，婺源县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特别混乱，尤其是落款日期，一会儿是“万历四十八年十月”，一会儿是“泰昌元年九月”，简直无所适从。
好在朝廷体恤基层窘境，宣布这一年八月之前，算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之后，算泰昌元年（1620年）；从次年正月开始，再按天启纪年算。有些铸钱的工坊，索性把两个年号合在一起，铸成合号钱。
这场混乱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份才算消停。婺源知县金德义停下来喘了口气，这才想起来，牢里还关着一大堆灰户待审呢。
糟糕，得抓紧时间了！
再有一个月，就是天启元年（1621年）。按规矩天子是要大赦天下的，牢里这些犯人都是轻罪，肯定会被释放，这一释放，我们岂不是白干了吗？
于是婺源县衙上下齐动员，从知县到县丞、典史、主簿，再到诸房官吏，全冲到牢里进行突击审讯。
天启元年正月十一日，知县金德义、县丞黄世臣、主簿黄师正、典史李芳四人，具名写了一封长长的审结申详，提交给徽州府。
这么大规模的审判，按流程应该向徽州府报备。可周知府怎么也没想到，连元宵节还没出呢，他们便心急火燎地把名单提交上来了。算算时间，恐怕婺源县的官吏们，这个春节都是在牢里审着犯人过的。
审结申详称：婺源县一共查获十七都灰窑四座、十八都灰窑两座，一共拘捕了百余人，正式定罪的有十六人，其中包括了此前曾出场的两个囤户俞辛宇和程济，不过两人已经病故，于是又从俞、程两家各抽出一人顶罪。
这十六名罪犯，一共罚银十五两七钱，已收入县库。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惩戒，还请周知府酌定。
其实以金德义的权限，足够给这十六人判罪了。不过这一次行动，毕竟名义上是周士昌敦促而起，请知府来亲自定罪，显得这件事办得有头有尾，把功劳归于徽州府的高瞻远瞩。
周士昌拿到报告，对金知县的这个分寸拿捏很满意。如果真把那一百多人都判了罪，搞不好会引发地方震荡，绝非官员所愿见，揪住首恶十六人，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于是周士昌提起笔来，拟了一个“杖三十”。
这个惩戒是可以刑赎的，其实相当轻，周士昌写了八个字的理由：“乡愚罔利，如蚊扑灯。”意思是，这些人太蠢，总干这种自取灭亡的事，吓唬吓唬得了。
这个判决，再一次显示出地方官员的治政原则。像这种波及几个乡数百人的大事，官员很少会赶尽杀绝，真把老百姓逼上梁山，谁也没好处。
官员的办事原则是：拿住首犯，略施薄惩，以吓阻压制为主，不求根治问题，只要别在我任内出事就好。仔细回想一下，历任知县——除了赵昌期之外——对待保龙的态度，实际上都未曾偏离过这条主线。
不过周士昌觉得光自己批准，还是有点不踏实，又去找应天巡按易应昌，请他背个书。应天巡按相当于省高级法院院长，他们发布的禁令，最具威慑力。
二月十六日，直隶巡按察院正式发布了公告，除重申了龙脉保护区的范围之外，这一次还强化了惩罚措施：“凿山之家，罄其资产入官，重示枷示。”
原来只是罚钱了事，这次是直接查抄家产，算得上从重治罪了。周士昌转发这道禁令时，还叮嘱说，罚没家产不得拿去做别的，要用来资助那些贫苦的读书士子。
十六个首犯被判刑，没什么，那点罚款不算疼。但这个查抄家产，可就太重了，不说官府有没有这个执行力度，就是被垂涎自家的邻居诬告一下，也受不了啊。
政策一拳紧似一拳，直杀得灰户敛迹，囤户收声。在冯开时任内纵容出的烧灰大潮，再度被官府强力地压制下去。金德义主持的这一次严打，效用昭彰，船槽岭下再没闹过什么烧灰凿山的大事，山林一直沉静安详。
用当时婺源巡谕何俭总结的话说：“保龙之法，在巡视之有方，巡视之方置司官上也，权假候缺之司镇之次也。”意思是，保龙成功的关键，还得靠领导重视啊。只要官府真心想管，就管得了。
这一年的八月，恰好又是秋闱乡试。这一次婺源学子中了三个举人，其中两个人是婺源本籍，分别叫汪全智和余自怡。在次年的春闱和殿试中，还有一位婺源籍举人汪秉忠得中三甲。
这个成绩，跟昔日盛况没法比，但比前几年总算强一点。风水论者纷纷表示，你看，龙脉的影响立竿见影啊。
可是接下来的天启四年（1624年）乡试，婺源只有一人中举；再到了天启七年（1627年）乡试，只有两人中举。风水论者又说了，龙脉譬如人体，久疴必内虚，须徐徐浸补，方有灵妙——再等等看。
没想到，这一等，等来一个晴天霹雳。
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秋闱刚开始考，天启皇帝撒手人寰。
他这一死不要紧，这一科来年的殿试没人主持了。好在天启的弟弟朱由检很快即位，改元崇祯。崇祯皇帝宣布这一科不中断，来年正常举办会试和殿试。
婺源县的人品，在这一次差点中断的科举中突然爆发了一次。别看乡试的婺源新举人只有两名，分别叫胡士昌、张作楫，可闯过崇祯元年会试、杀到金銮殿上的婺源人足足有四人之多。
其中张作楫考了三甲二百六十六名、胡士昌三甲二百一十七名、余自怡三甲一百六十五、汪全智考得二甲五十四名。就数量而言，已与历史最高纪录持平。
消息传回婺源，学子士绅无不兴高采烈。多年的保龙大业，终于结出了硕果啊。
回顾婺源县与灰户之间的一系列斗争，从嘉靖四十三年到崇祯元年（1628年），迩来六十四年，一个多甲子的时光，太不容易了。有人提出一个建议，那一篇篇煌煌如星日的呈文宪词，那一位位或贤或愚的父母官，士绅们的备极辛劳、学子们的勠力尽意，若不能留书后人，岂不是太可惜了？
说干就干！
婺源士绅们将所有相关的保龙文书都搜集起来，合订成了一本书，叫作《保龙全书》，以期让婺源后辈知道，曾经有那么多人为了本县文脉呕心沥血。
不过在做这本书时，编簒者们有意无意地只收录了自家和官府的各类文书，对于灰户、囤户的状书、抗辩、呈文等一概不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群奸邪愚民被婺源贤达打败的正义故事。我们只有深抠字里行间的记载，才能听见那些灰户的一丝微弱呐喊——史书编撰权有多重要，可见一斑。
《保龙全书》编纂完成之后，请来县学教谕何俭做跋。何俭在回顾了六十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之后，动情地写下一段话：“星源半残之龙永保无虞，而绝盛之文运再振于今日矣。”
是的，从此以后，士子们终于可以安心读书，继续辅佐圣主于盛世。这一场漫长的保龙运动，总算轰轰烈烈地落下帷幕……
才怪。
如前文所述，婺源地理决定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虽可凭强力压制，但只要官府稍有松懈，便会重燃战火。何教谕“永保无虞”的梦想，终究只是一个梦想罢了。
事实上，流传至今的《保龙全书》一共有五册。我们看到的这段经历，仅仅是第一册涵盖的内容。此外还有《续保龙全书》，记述了康熙年间先后两次保龙运动的始末；第三册单独记录了一个叫施大任的人在乾隆年间的保龙诉讼经历；第四册记录了乾隆年间的保龙运动；第五册则讲光绪十六年（1890年）到十七年（1891年）之间的龙脉烧灰大战。
也就是说，灰户们并没有在明末彻底销声匿迹，反有愈演愈烈之势。此后的保龙战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清代，诉讼交加，其中诡诈离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