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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微微一笑，就凭我从咸阳带出来的那些户籍档案。
可不要小看这些其貌不扬的简牍，它们蕴含的力量，比名将精兵更加可怕。
户籍的雏形，早在商代“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时就已经出现了，春秋时代亦有书社制度。但真正把它建成一个完整体系的，是赳赳老秦。
【注释】
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语出《尚书·多士》。西周初，成王年幼，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决定在洛邑建立新都，即后来的东都。但殷商遗民不愿随迁，周公便告诫他们，“你们殷人的祖先，是有册书典籍的，记载着成汤革夏命的道理（如今周也革了殷的命）”。由此可知，殷商时期已经有了官方档案册典，惜尚未知其具体形式。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文字为甲骨文，《英国所藏甲骨集》说“贞登人乎涿”（在涿这个地方登记人口），可见，在殷商时期，已经有了严密的人口登记制度，登记造册，以实行管理，成为后世统治者效法的榜样。
自商鞅以来，秦国的行政管理一向以绵密细致而著称，特别热衷于大数据。《商君书》里列举了国家兴盛需要掌握的十三类数据：官营粮仓、金库、壮年男子、女子、老人、儿童、官吏、士、纵横家、商人、马匹、牛，以及牲口草料。其中对于百姓数据的搜集，必须倚重户籍的建设与管理。
到了秦始皇时代，郡县制推行于全国。从一郡、一县到一乡、一里乃至每一户，官府都有详尽记录。你家里几口人，年纪多大，什么户籍类别，多高的爵位，何年何地迁来，何年傅籍，养几匹马、几头牛，耕种的地在哪儿、多大，种的什么作物，税要交多少，等等，记录得清清楚楚。
而且相关档案每年还要进行更新，由专门的上计人员送到咸阳留存，以便中央随时掌握地方情况。
这套制度，在秦始皇时期一直保持着高效运转，到了秦二世时期，各地官府出于惯性也一直在执行。萧何在官府里当过主吏掾，对这些东西再熟悉不过。
【注释】
主吏掾：秦朝县令的属吏，汉朝改为功曹，主管衙署内所有吏员，有考核、裁汰之大权，故有主吏之称。掾，原为佐助之意，后为副官或官署属员的通称。萧何曾任秦沛县（今徐州沛县）主吏掾，能经常接触各种不同的业绩数据，每种数据干什么用的，各种数据背后是什么情况，他都一清二楚。
当萧何把它们献给刘邦时，一瞬间，整个天下都变得透明。
无论是南海郡的柘浆种植面积、成都的蜀锦产量，还是琅玡郡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的壮丁总数，翻阅一下，一目了然。想知道整个河东地区的牲畜总数？想看看关中有多少铁匠作坊？翻阅一下，探囊取物。
刘邦手持竹卷，足不出汉中，便可以阅尽天下虚实。
如《里耶秦简》编号K17，一家人的姓名、排行、关系非常清晰。
对于一位志在天下的王者，这实在太重要了。
知道了壮丁数量，可以算出能动员的士兵和民夫；了解了牲畜多寡，可以合理分配运力；查阅了作物产量，便对粮草的征发心中有数；掌握了地形图册，也就明确了对该地区的用兵方略。哪个郡有铁矿，可以冶炼军器；哪个县有草药，可以平伏疫病；哪个乡可以提供兽筋膏脂，多长时间送到哪里，道路状况如何……种种信息，都隐藏在这一片片简牍之中。
要知道，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勤表现。后勤最重视的并非武勇，而是精准统筹。精准统筹的前提，则是翔实丰富的数据。可以这么说，在战略层面的对局中，拼的不再是韬略，而是资源利用率。谁的数据掌握更精准、谁的物资调配更有效率，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即所谓“大势”。
萧何从咸阳运走的简牍档案，正是战略对决中必不可少的。
刘邦偶尔犯浑，但大事上绝不糊涂。他立刻领悟到这些简牍蕴藏的威力，心下大定。《汉书》记载，他听完萧何的劝说后，就回了一个字：“善。”几百年后，刘备听完诸葛亮的《隆中对》，也只回了同样一个字，他的内心，未必不是在效仿高祖。
刘邦不再执着于跟项羽争霸，收拾行李高高兴兴出发了。抵达汉中之后，他拜萧何为丞相，主抓内政，坐镇后方。没过几年，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揭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
在漫长的中原争霸期间，项羽就像是一尊浮在空中的无敌战神，每一次挥动武器，都把刘邦伸过来的藤蔓砸得粉碎。可这些藤蔓的根部紧紧吸附于大地，源源不断地从土壤里榨取营养，一次又一次重新生长，伸展，纠缠，韧劲十足。
慢慢地，战神开始疲惫，藤蔓的数量却有增无减。它们被打断了无数次，可总能卷土重来。战神想落在地上喘息片刻，却惊讶地发现早已无立足之地，四面八方都被藤蔓密密麻麻地爬满……接下来的故事，人人皆知。
如果说那些名将是藤蔓的枝，那么萧何就是藤蔓的根。
“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这是刘邦给萧何做的工作总结。这些工作没有冲锋陷阵那么华丽激烈，也没有运筹帷幄那么惊艳烧脑，只是无休止地和数字搏斗的琐碎。它没法保证汉军在战场之上连战连捷，但可以让汉军在战场之外始终不败。
【注释】
据《华阳国志》所载，刘邦“自汉中出三秦伐楚”之时，“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萧何这位同志不仅负责了信息搜集工作，还撸起袖子把收税、后勤的活都给干了，打仗的钱也都是他弄来的。所以最后，刘邦说他是首功之臣。
于是项羽百胜而后一败，刘邦百败而后一胜，江山遂告易手。
刘邦对这一切，看得非常透彻。他称帝之后，论功行赏，把负责后勤工作的萧何排在了首功。
若没有萧何当初从咸阳果断运出的那一大批无人问津的档案，这种奇迹般的运营效率简直无法想象。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这些不显山不露水的户口版籍，才是真正的第一功臣。司马迁为萧何这个行为做了总结：“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当然，这些咸阳老档也并非万能。
秦末战乱时间太长，以致中原凋敝不堪。刘邦在自己下的诏书里承认：“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这个“名数”，颜师古解释说是“户籍”。“不书名数”，是说老百姓都跑光了，户籍管理体系已然崩溃。
【注释】
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语出《汉书·高帝纪》。古之为盗者，多保据山泽，占山为王，汉儒贾山曾言，秦“群盗满山”。汉高祖刘邦十分清楚，之前战乱年代，百姓多离家逃难，聚集在山泽之间，没有户籍，不受管控。据《汉书·严安传》所载，秦朝末年，连年战乱导致人力缺乏，真的是把女人当男人使，把男人当牛马使。死个把男人不要紧，我们还有女人呢！运输队里面都是女的。又据《汉书·食货志》所载，经过战乱，许多大城名都的在籍人口，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二三。不但普通百姓的生活没有保障，天子的日用也无法满足，出趟门连四匹纯色的马都凑不齐！
咸阳老档可以提供一些历史数据以为参考，却没办法继续更新数据。
但不更新又不行。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维持一个国家，比占领一个国家更难。
新生的汉家王朝想要延续下去，得先搞清楚人口数量，把流民赶回到田地里去，固定税基；有了税赋徭役，政权机器才能运转，实行有效统治。想做到这些，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户籍制度和配套法律是绝对不行的。
这个难题，刘邦自然而然地交给萧何去解决。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萧何便迫不及待地动手进行了一次全国人口大普查，“初为算赋”，然后以此为基础，搞出了一套叫作《九章律》的法典。
这个法典是以秦六法为基础，在《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之外，又补充了《户律》《兴律》《厩律》三部法律。这其中的《户律》，正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架构出的一套户籍制度。
【注释】
《户律》里面规定，每个人都必须自觉上报自己的年龄。如果岁数太小，又没有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那么就要当地的官员估个数，替他上报。如果报年龄的时候，虚报达到三岁以上，就要罚钱。制定这条法律，是因为经验丰富的萧何事先就考虑到，有些人会虚报自己的年龄，不愿意被登记为“丁”，以逃避赋税和徭役。后来，曹参继承了萧何的职位，就随便混混日子，天天喝个小酒什么的。人家问曹参你干活怎么这么不积极啊？曹参说萧何制定的规矩太好了，我还要费什么脑子呢？后来这成了一个成语，叫“萧规曹随”。
这套体系展开来说，是个非常大的话题。简单来讲，汉户律“计家为户，计人为口”，以一户作为基本单位。户籍要开列户主以及家庭成员的籍贯、爵位、年龄、性别、相貌肤色、健康状况等。还要对家庭财产进行登记，一户有多少田亩、多少奴婢、多少牲畜，一一写明。
该户的赋役数额和户口级别，皆据此而定。
每年八月，老百姓还要向当地官府主动申报户口变动情况，谓之“案比”。每隔三年，各级官府就要把手中的人口数量、年龄、垦田、税收、官吏数量做一个统计，乡里交县里，县里交郡国，最终汇总成“计簿”，再派专人递交中枢。
中央这边接到“计簿”，由御史先审核一轮，确认数字没问题，再提交给丞相。有了这些数据，朝廷可以保证税收，也可以借此控制民众流转，进一步增强中央集权。
这都是秦法搭建起来的运作框架，由汉律来落地实行。
确定了田地数量，税赋就有了出处；确定了人口数量，徭役就有了来源。这两样掌握住，政权就稳了。用《大学》里的话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这套体系不光让西汉渡过了初期的难关，逐步走向强盛，还深刻地影响到了后世。
自汉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每一个朝代都演化出自己独特的户籍管理体系。比如东晋分本土黄籍和侨民白籍；唐分天下户口为九等，三年一团貌；宋代分有常产主户和无常产的客户，又分坊郭（城市）户和乡村户，等等。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细节如何变迁，其运作的基本逻辑，始终不曾偏离萧何的《户律》精神，总结下来就八个字——收税有据，束民有方。
【注释】
东晋的户籍制度：西晋因着八王之乱、永嘉之祸而亡国，琅玡王司马睿在南渡过江的中原士族与江南士族的拥护下称帝，国号仍然为晋，史称东晋。东晋政权偏安江南，中原之地陷入被胡人分裂的混战之中。北方世家大族、百姓纷纷渡江南迁，称为侨人，散居在侨立的郡县中。据《隋书·食货志》所载，本来户籍无黄、白之别，皆是黄籍，但南渡而来的侨人被允许携带其北方原来的籍贯，故产生了白籍。持白籍者可以不向官府纳税服役。侨人越来越多，必然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负担，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故出现了旨在把侨人变为南方土著人户的土断，努力恢复户籍无黄、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