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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乃是膏腴之地，那么多田地，利益关系牵涉极深。当年元廷屡次想在这里清丈土地，结果“缘以为厉民，至有窃弄兵戈子草间者，上下忧之，遂不克竟”，愣是被当地人给搅黄了。后来官府和当地豪强达成一个默契，你好好配合我建土地册籍，准不准另说，我不深究你隐报的土地，各自卖个面子，相安无事。
这么个复杂的地方，朝廷却只派了一百六十四人，撒下去连个水花都瞧不见。
史书上记载周铸他们事情办得还不错，说“父老咸喜其清明果决，竿尺有准，版帐（账）不欺”。还有凑趣文人写了首诗：“天子龙飞定两都，山川草木尽昭苏。三吴履亩难为籍，四海均田喜有图。”
【注释】
父老咸喜其清明果决，竿尺有准，版帐（账）不欺：语出名士杨维桢《送经理官成教授还京序》。成教授，即前济宁郡教授成彦明，此次与周铸同行，前往浙西核田。当地有名望的老年人都十分喜欢这些督查员，觉得他们办事清明、果断，丈量田地时很有规范，编绘的鱼鳞图册也十分准确，与实际田亩相符。
天子龙飞定两都，山川草木尽昭苏。三吴履亩难为籍，四海均田喜有图：此乃杨维桢采民谣整理成诗，名为《送经理官黄侯还京序》，黄侯，乃黄万里，也在此次前往浙西核田之列。杨维桢为元末明初之人，诗中洋溢着对新朝治土有方、编绘出鱼鳞图册的欣喜之情。大明天子龙飞九五之尊，定下南北两都，山川草木都恢复了生机；三吴本是难以实地考察、丈量之地，田亩难有籍册，如今，经过这次大规模测量，四海之田亩都能有图有据啦！
至于实际效果嘛，周铸有一个同行者叫成彦明，他留下了一段工作记录：他负责松江一府下的三十八都、二百一十五图。一个人要兼顾这么多地方，其核田清丈的成色，怎么可能靠谱。
可见“竿尺有准”云云，无非是跟当地达成某种默契罢了。你自己报上来，我给你写下来，大家都别深究。
这还是在大明统治的核心地带，至于外围各地，更是鞭长莫及。
事实上，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形势上，洪武初年的朝廷没法彻底清丈全国土地，更别说给土地分级了。对此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特意强调过：“国初定赋，初但据一时一地之荒熟起科，未尝有所厚薄于其间。”
当然，朱元璋手里还有军队，如果要强行清田，也未尝不能。但一村一县可以镇压，总不能每村每县都要靠暴力解决。天下初定，民心未附，这么硬搞，必然激起大面积变乱。
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朱元璋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弹性：既然做不成，就先退一步呗。
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十年不晚。
所以在洪武三年开始的户帖大登记中，他决定只专心普查人口，不去碰“清田”这根高压线。只让百姓把手里的田地面积写清楚，官府做个账面统计，就得了。
可是不清丈土地，又怎么知道它们的面积和产出呢？就算让百姓自行申报，也得有个参考吧？
朝廷用了一个巧妙的民间土法来估算。这法子原来在金华地区盛行，以产量来估田亩。割麦子的时候，三捻为一把，每二百四十捻或八十把折为一石。每六十束稻草，则为一担谷。拿这个经验公式推算，肥田每亩收谷四担，瘠田两担，可以从产量粗略推算出土地面积。
这个经验公式适用于江南地区，北方物候不同，算法也有所不同。比如说有一个姓王的秀才在山东诸城推行的叫折亩法：具体做法是设定一个基准单位，叫作税亩，好地一亩顶一税亩，次一点的地，两亩顶一税亩，再次的地，三亩才折一亩。通过这种做法，尽量让税赋公平一点。后来到了明中后期，折亩法被发扬光大，通行全国，不过那就是后话了。
无论是金华的经验公式，还是诸城的折亩法，都是折中之举。朝廷无法核田，又要保证税收正常运作，只好采取这种粗疏的权宜之计。
朱元璋退的这一步，非常重要。
不清丈土地，百姓的抵触情绪会减轻很多。朱元璋抓大放小，先把户帖给推行下去。他甚至还主动下诏，鼓励垦荒，说新开发的土地不予起科。
百姓一听，好啊！旧田地官府现在不追究，新田地还不用征税，那还不多干点？元末抛荒的大量田地，在这个时期被重新垦殖，生产力迅速恢复。
至于户帖，官府说什么咱能填什么，反正是免费的。
老百姓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却不知道朱元璋的算计更长远。
他们不明白，户帖的真正功能，是把居民禁锢在原地。只要人锁住了，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他们现在开垦的隐田越多，未来朝廷可以征税的田地就越多。
比如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旨宣布：“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听起来不错，从洪武十三年开始垦荒的土地可以不用交税。但再仔细一想，不对啊，很多人从洪武四年开始就开垦土地了，洪武四年到洪武十三年期间的新田，可就这么被国家算进赋税了。
缓行一步的好处还不止于此。
经过户帖推广这一场全国大普查的洗礼，朱元璋锻炼出了一大批精通计算又深谙基层内情的官吏。他们具备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技术层面不存在障碍。
朱元璋这一招以退为进，既缓解了基层情绪，又推行了政策，还锻炼了队伍，为以后埋下伏笔，可谓前后勾连，一举数得。这般手段，真是面面俱到。
等到洪武十四年——恰好是户帖推行十周年，国家卷土重来，百姓们惊讶地发现，他们身负户帖之枷，面对虎狼之吏，已经没办法像洪武元年那样再玩小动作了。
真应了那句话，税收可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
咱们再说回那份户帖里的第二个问题。
林荣一的家庭地址，是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
注意这个“民”字，指的是林荣一全家的户籍类型，是“民户”。在其他几份流传下来的户帖里，我们还能看到“军户”“匠户”等分类。
等一等，匠户、军户那些乱七八糟的，不是元代的职业户制吗？大明洪武二年确实搞过一个“原报抄籍”，但那不过是维稳的权宜之计，怎么洪武四年的新户籍里，还有这种鬼东西？
元代的这个职业户制，是一种历史大倒退。本来在宋代，因为经济发展迅猛，户口设计趋向于宽松流动。比如“客户”是没有常产的户籍，但如果一个佃农赚到钱买了田产，就可以“复造”户籍，从“客户”转为有常产的“主户”。
元代可不敢这么干，统治者最担心的是统治被颠覆，所以他们设计户籍的思路是往死了限制，限制得越紧越好。职业户制下的民众，世世代代只能从事一种职业，不可变易。
放着宋的好东西不学，干吗学坏的？
朱元璋选择保留元代的职业户制，原因很复杂。
一方面，明初有大量人口是旧职业户出身，牵涉复杂，已形成一套固定生态。贸然废除职业户，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明初百废待兴，朱元璋不想在这个上面节外生枝。所以他在洪武二年，利用能搜集到的前朝旧档，申明效力，让职业户各安其位——先稳住再说。
而一项国家政策是有延续性的，一来二去，职业户便从权宜演变成常例了。
另一方面，朱元璋自己搞了一个卫所制。庞大的军队不再退役，以卫所为单位，直接落地变成军户。闲时屯田自给，战时赴戎。而军人的子弟，世世代代都是军人。朱元璋对这个设计很得意，自夸说我朝不用征兵，也不用征饷，军队自给自足，不惊扰百姓分毫。
这些人，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军户”。
不过朱元璋总算没太糊涂。他只把户籍分为四类：民户、军户、匠户、灶户。民户归户部管，军户归兵部，匠户、灶户归工部。还有一些细分小户种，但总算不像元代那么奇葩。
在具体的政策落实上，他也表现出了务实的灵活性。比如在这次洪武三年开始的户帖大登记中，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不分户种，就地入籍。”
“不分户种”是说无论民、军还是匠户，都要登记，没有例外，这是全国一盘棋；“就地入籍”是说，当时天下流民逃户太多，朝廷要求他们返回籍贯所在地，但如果有人不愿意回去，也没关系，可以在本地落籍，一样可以授田登记。
不过，无论是权宜之计还是规划卫所，都只是表面原因。其实朱元璋沿用职户制，归根到底是因为他的控制欲太强了。
这种制度弊端多多，但特别适合维持稳定，而稳定是新生朱明王朝最重视的。在朱元璋心里，老百姓最好老老实实待在土地上，别到处溜达生事。
不光朱元璋这么想，明清两代对职业户制，也颇多正面评价。比如万历年间有一位礼部官员晏文辉赞誉说：“洪武旧本，由（犹）木之根、水之源也，木有千条万干，总出一根；水有千支万派，总出一源。人有千门万户，总出于军民匠灶之一籍。”清代的学者朱奇龄更是进一步分析说：“既有常业，有令世守之。则父兄所以教其子弟，子弟所以拳其父兄者，无非各事其事，童而习之，其心安焉，不见异而迁焉。”
朱奇龄的分析，真正是切中肯綮：你一生下来，职业就注定了，不会有别的想法，自然不会瞎折腾——此所谓“其心安焉，不见异而迁焉”。官府方便管理，社会也能少闹点矛盾。
换句话说，为了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朝廷并不在乎牺牲掉社会活力和个人自由。
这个职业户制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妥协产物，在稳定明初局面方面有它的意义。没想到朱元璋试用了一下，觉得太好使了，干脆把它当成一个常规，一代代传了下去。
不清田，职业户，从上述两处细节可知，设计者在一份薄薄的户帖里埋藏的用意，实在深若渊海。
这一次户帖大登记，从洪武三年年底一直持续到洪武四年年底，前后整整一年。因为策略务实、设计周详，加上最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很快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顺利完成任务。
虽然这次普查的原始记录并没留下来，但根据种种记载推测，总注册人口数在五千五百万以上。
这五千五百万人，是已经安定下来的生产人口，而且处于官府控制之下。只要朝廷愿意，可以追查到具体任何一户的状况，掌控力远超从前。自宋末至元末一百多年，这是中央政权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了解天下人口多寡。
这对新生的大明政权来说，意义重大。
正当诸多官吏长舒一口气，觉得大功告成之时，大明朝廷又宣布了：户帖统计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人口会增长，田地会变化，从此以后，每年地方上都要进行更新，每十年要重新造册。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铺垫罢了。
真正的大戏，要等到十年之后。
第二章
朱元璋的理想
整整十年，朱元璋一直没闲着。
平定四边、改革官制、安定民生、恢复生产，天下有堆积如山的事情等着处理。洪武皇帝在百忙之中，还抽出空来搞了空印案和胡惟庸案两次大清洗，日子过得相当充实。
一转眼到了洪武十四年，算算日子，十年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