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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种举报有用吗？
完全没用。
十年之后的万历二十年，又有人上疏称：“已派而攘夺于吏胥，已解而隐匿于奸猾，郡县挪移以抵别支，司道积留以为公费，任意转取，不可悉陈。”可见局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本加厉，每一个环节都参与到这场大联欢里来。
咱们回想一下，黄册库从正德十一年到嘉靖二十四年，收了将近十七万两银子的驳费。这仅是黄册库收到的，是经过县州府司一层层克扣完的数字。那么各地府县实际征敛的银子，得有多少？基层民众为此被迫缴纳的真正罚款，又是多少？
天启年有一位南京户科给事中叫欧阳调律，他把这条驳费利益链描述得更加清晰：“奸胥不唯不关痛瘠，反以罪名为奇货；罚锾不唯不足以惩怠玩，反足以滋弊丛。尝试揣天下赎锾，归湖内者十一，润官橐者十三，而骚扰在民间者已不啻百千万亿，莫可究诘矣！”
后湖一两驳费，延伸至民间近乎百倍，这个放大比例，真是叫人瞠目结舌。虽然天启年的大明已病入膏肓，吏治败坏到了极点，才有如此夸张的比例，但可以想象，在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代，驳费是如何一步一步沦落成地方敛财工具，这期间又有多少“王叙”因此破产，然后投身造反事业的。
其实觊觎后湖黄册库这点驳银的，又岂止地方衙门，就连中央部委都看着眼热。
嘉靖二十四年，对黄册库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年初，工部尚书甘为霖要在琉璃河上修一座大桥，造价估算十万两。以嘉靖那个吝啬性子，这笔钱是断然不肯出的。甘为霖没辙，听说黄册库手里还有十几万两结余，跑过去一张嘴就要借三万。后湖黄册库有心不给吧，这事皇上已经御批了，只好咬着牙把钱给垫上。从头到尾，工部甚至都没提还钱的事。
工部走了以后，黄册库一算账，扣掉各种开销，库房里的银子只剩下五万六千一百两八钱四厘三毫四丝一忽——小数点后都称得这么精准，可见黄册库得有多不甘心。
没过两天，兵部又来了，说边务紧急，你们黄册库先借点钱来花花吧。黄册库没法回绝，只好又哭着调拨走了几万两银子。此时库房所余银子只有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二钱八分九厘三毫四丝一忽。
工部、兵部心满意足地走了，户部又来了，说今年南直隶大旱，得出钱赈济，你们的银子拿出来调度一下吧。按说户部是本管上级，它的要求黄册库是最不应该回绝的，何况这笔钱本来就是“存留备赈”之用。
可是黄册库的主官一脸苦笑，指指旁边：“要不您先跟这位公公商量一下？”
户部官员一看，哎哟，这位是提督南京织造太监……等等，南京织造是专供皇室织物的机构，跟黄册库八竿子打不着啊。
可再仔细一问，明白了。
原来嘉靖皇帝最近想要一批纻丝纱罗、织金彩妆、曳撒膝遥А⑿乇嘲祷ㄎ遄α┑ナ坎淮螅还彩且磺б话俣迤ァＫ兴苛稀⒔鹛酢⒑旎ǖ仍戏言偌尤斯し眩旒圩芄彩且煌蚱咔О税倨呤肆健Ｄ暇┲烨『谜松厦磺乩唇杌撇峥獾囊又茏�
这可真是太“巧”了。黄册库账上的余额是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多一点，而皇帝下的这个订单，恰好是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
不用问，肯定是嘉靖皇帝眼红黄册库的收入，算着库房的底，故意下了这么一笔订单，公然把这近两万两银子从国库挪入内帑。
黄册库快气哭了，就剩这么点结余，还被两家盯着。关键这两位一个是主管上级，一个背后是皇帝，谁都得罪不起。管库官员左右为难，索性上了一个条陈，请示天子该怎么办才好：这笔钱是给您做衣服呢，还是赈济灾民呢？
如果是明君，这个选择题并不难做；如果是昏君，估计选择起来也不会犹豫。而嘉靖皇帝作为皇帝中的奇葩，思维回路和常人迥异，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可谓精妙：
衣服的事不能耽误，这一万七千两银子，黄册库先转给南京织造。这笔钱我回头让芜湖抽分厂补给黄册库，你再拿去赈济灾民，可不能耽误民生哦。
抽分厂是明代的一个商税机构，隶属于工部，专门对漕运的竹木收税。按说它跟这事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嘉靖皇帝这么妙手一拨，成功地把内帑欠账，转化成了户部和工部的矛盾。你们两家去厮打欠款的事吧，我继续炼我的丹，俗事别来烦我。
户部哪里会看不明白，可又不敢说，只好吐着血称颂天子圣明：“一则不误上供，一则备恤民瘼，区画得宜，两无所妨。”
还好嘉靖皇帝做事颇为节制，说抽调黄册库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银子，就抽调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银子，小数点后一忽不取，给库房剩下了二钱八分九厘三毫四丝一忽，可谓天恩浩荡。
宫中花团锦簇，南直隶的灾民却还等着银子赈灾。黄册库只能移文芜湖抽分厂，催促赶紧把银子补过来。芜湖抽分厂觉得这纯属无妄之灾，反正皇上没说什么时候还，就拖着吧。
黄册库一封接一封地催促，抽分厂一天连一天地哼哼唧唧，找各种借口说没钱。一直到下一期黄册攒造之前，抽分厂才勉强解送一万五千两，剩下的两千两便坚决不肯还了，硬是拖成了一笔死账。
黄册库怎么办？只能在下一次驳查时往死了罚，罚出更多，才能恢复元气供各位大佬挥霍。
好在他们的苦日子并没持续多久，黄册驳查的当年，账上便恢复到了两万七千九百七十四两，可见这项政策的利润之丰。
翻开正德之后的诸代实录，荒唐与不荒唐的后湖借款事例比比皆是。黄册驳费就像是一根长长的牛尾巴，从头到尾都攀附着密密麻麻的虻虫，上至皇帝、诸部尚书，下到里长、算手，上上下下都参与到这一场盛会中来，尽情地从中吸血，无限畅饮。长此以往，虻虫们固然越来越肥硕，老牛可是日渐消瘦起来。
这就是所谓的“繁荣性坍塌”。表面看欣欣向荣，大家都有好处拿，一派繁荣景象，实际上这正是整个体系开始坍塌的表征之一。
偶然会有几个有识之士，发觉其中的危险。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有御史指出这么持续罚下去，惨的是基层民众，国家也没什么好处，利润全让中间环节抽走了——所谓“大查之费甚夥，而府库之贮无几”。他建议放宽驳查力度，揪住大头，放过小错，以避免引发民愤骚动。
朝廷本拟批准，可很快无疾而终。到了万历四十年，又有人旧事重提，建议取消驳费，很快黄册库上书抗议，拿着账本一条一条地哭：“库匠晒晾者，一百八十三名，此辈能枵腹为我晒乎？……驳查书手三百余名……此辈能枵腹为我查乎？……无工食，则无书匠。无书匠，则谁守册籍，谁守房舍？”
看这一连串激烈的排比反问，就知道黄册库是真急眼了。朝廷您不给经费也就算了，我们自筹资金，您现在竟要停掉，这还让我们怎么干活？
从黄册库的角度来看，实在是万分委屈。官员动情地表示：“谁肯安然坐污泥涂炭之内，而不洒然处冰壶秋月之中？”翻译过来就是，但凡我有点办法，还用得着靠罚款活着吗？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特别容易，停办驳费，拨出专门经费即可。可皇上宁可看下面乱成一锅粥，也抵死不出钱。真不知道这种倔强从何而来。
争吵到最后，驳费之举还得照办，不照办哪儿来的钱去管黄册库？听到这个消息，各个链条上的既得利益者拊掌而笑，从此天下太平无事。
围绕着“驳费”这一政策，下有官吏肆无忌惮地舞弊征敛，上有天子诸臣贪婪地虎视眈眈，后湖本身又不甘心回到旧日穷时。诸多原因交织一处，让黄册库及其相关制度成了一部铸银机器，源源不断地为各处输送利益。至于黄册库本身该发挥的职能，反而不重要了。
从黄册驳费这么一个政策的产生、演变以及争议过程，多少能窥到大明灭亡的原因。
不过想要搞清楚大明为啥灭亡，不用考察驳费这么费劲，只要打开库房看一看黄册库里的情况，立刻便明白了。
一直以来，黄册就是大明政治的一个晴雨表。黄册本身的质量和数量，足以反映政治是否清明、国力是否上升、对基层的控制是否有效。
洪武和永乐两位皇帝威权深重，又比较有追求，地方上不敢疏忽作弊，进呈的黄册质量都特别好，尺寸整齐，字迹清楚，用料上乘。这一时期的黄册，被称为“铜版册”，可见其过硬的质量。再加上后湖有一整套防火、防虫、防潮的保存体制，保存百年几无问题。
此后到了宣德一代，也都能够大体凛遵祖制，小心攒造。从这一时期的后湖奏疏也能看到，地方上作弊的苗头已经初步显露，但不是很严重，驳回的黄册很快能得到纠正。
但从宣德后期起，黄册管理水准开始出现大幅滑坡。
正统皇帝登基当年的九月，有黄册库的官员上奏，表示库房所存四十余万本黄册，多有虫蛀浥烂，而且晾晒工匠多是老弱病残，连识字的都很少，结果导致很多黄册摆放错了位置，找都找不到。
更麻烦的是，此时后湖之上的黄册库已经多达三百多间，一些洪武、永乐时期的老库房开始朽烂，册架也纷纷坍塌，必须修理了。
按照规矩，那些库房由应天府的匠户负责。他们干这个算差役，义务劳动，没有酬劳。但是在黄册库的柱子上，会刻上所有参与的工匠姓名。十年之内，如果库房出现坍塌、漏雨、倾斜、柱梁蛀蚀等情况，工匠必须来免费修补。
不给钱，还得担责任，可想而知其质量如何。
从正统之后，整个黄册制度开始紊乱起来。地方上作弊的手段日益成熟，胡乱填写，故意涂抹，造册尺寸也不怎么讲究；后湖黄册库存管理更是乱七八糟，晾晒不利，搬运不谨，还任由鼠咬虫蚀，黄册损毁严重。
尤其是黄册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要注明里册所在地址和编次格眼，匠夫在晾晒搬运时不怎么当心，导致这两页最容易坏。一损坏，这本黄册就等于废了，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县哪乡几图几里的，无法检索。
到了弘治年间，这种情况越演越烈。弘治三年，朝廷做了一次清查，发现在库黄册七十九万两千九百本，有虫蛀浥烂以及人为损坏痕迹的，竟高达六十四万七千三百本，也就是说，八成黄册都出问题了。更讽刺的是，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的黄册，反而保存完好的比例最高，接下来的一代不如一代。
这麻烦可大了。
黄册库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存原始记录，给地方诉讼做参考，杜绝胥吏造假。现在原档几乎被糟蹋完了，万一地方上有争议，想要来调档查阅，该怎么办？
果不其然，两年之后，滦州知府潘龄上书朝廷，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一下子在朝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潘龄说滦州正在重新核查当地军户，因此申请进入后湖黄册库，抄录所存直隶永平府滦州的历届黄册做对比。
按说这要求并不为过，可是当时的黄册库主官——户科给事中杨廉，坚决反对抄册，不仅反对潘龄进去抄，而且要求以后所有人都不得入湖抄册，态度极其强硬。
难道是各个地方的胥吏众筹了一笔钱，让杨廉阻挠官员办事？
难道是潘龄的贿赂没给够？
难道杨廉是国外敌对势力派来的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