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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儿，玛丽才明白梅恩先生的意思。
“我有一位朋友，”他最后写道，“年纪轻轻，和你一样拥有天赋。当我第一次读到他的作品时甚至以为我们的大不列颠要再出一名拜伦——而最终他也的确做了拜伦做的事情，创作出无数诗篇的同时，也像拜伦一样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拜伦去希腊了，而他去了法国，那是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一年。
读到这个年份时，玛丽只觉得有用亲手碰触到历史的战栗感自背后直窜脑门。
一九七一年的法国发生了一件影响了后世整个世界的事件。
那就是巴黎公社运动。
“一名英国人，”即便看不到本人，玛丽也能从梅恩先生的信件中读出无奈，“为什么要参与别国是非呢？他说自己在巴黎看到了希望，可他的希望有如泡沫般，两个月后就彻底破碎，连同他本人一起。政治运动摧毁了一名天才，玛丽小姐，你对社会事件的过分追逐让我看到了我朋友的影子。他姑且是一名男人，而你一位未婚小姐何必如此？菲利普·路德的故事我会继续关注下去，但倘若你仍然坚持己见，我也会继续批评下去。玛丽小姐，希望你能理解我不是针对你个人，而是出于自己的坚持。”
比尔·梅恩先生的信件到此为止。
凯瑟琳见玛丽放下信件，气鼓鼓地开口：“这人也太过分了，写文章批评也就算了，还要写信过来训斥玛丽，指手画脚告诉别人该怎么写作？”
莉迪亚：“我看就得让他吃个亏，亲自见见布莱克伍德是什么人才好。”
玛丽摇了摇头。
明明收到信件的是她，玛丽反而要出言安慰两个愤愤不平的妹妹：“要训斥的话，也得当事人在意才有效。我根本不在意这些□□，你们两个就不要操心啦。”
而且在她看来，比尔·梅恩先生也不是在指点江山。这封信件写到最后，与其说是他在和玛丽对话，不如说是梅恩先生在扪心自问。
玛丽不了解他的为人，也不了解他的人生经历，区区见过一面，只能让玛丽大概知晓他的性格，却不能深刻体会到比尔·梅恩的灵魂。
他自诩理性和就事论事，但玛丽看来，梅恩先生绝不理性，他诉说的一切，不论是反复强调的坚持，还是“恨铁不成钢”觉得玛丽浪费天赋，苦口婆心地劝她“改邪归正”，统统基于一个根本不理智的理由：梅恩先生的好友死在了巴黎公社运动之中。
他说他在“作者”菲利普·路德身上看到了自己天才好友的幻影，不希望“他”浪费天赋、早早夭折，无非是不理解自身好友的选择罢了。
甚至玛丽在想，这十几年来，伴随着比尔·梅恩在文学业界的地位上升，评论家可能会越发意难平——若是好友没死，若是他不多管闲事，而自己一样关注于“艺术”，可能会取得更高的成就。
也不算错吧，毕竟人死了什么都没了。
玛丽既不反对比尔·梅恩先生的看法，但也绝不赞同。
他认为自己的好友多管闲事，像其他人一样惋惜玛丽·班纳特是为女性，直言除了体面人之外的平民穷人懂得艺术是少数例外，听起来极其可恶，但说到底，仍然是自身经历和阶级左右了自身的价值观罢了。
资本家们不理解工人罢工——明明他们都给了工资了，凭什么说一句他们“剥削”呢？这简直是无理取闹；合格淑女们不理解玛丽坚持——嫁人之后又不是不能做自己的事情，何必非得等婚前签下那份合同呢？
观点不一样，多数和成长的环境以及阶级限制有关。玛丽能理解比尔·梅恩先生高高在上地说一句好友的牺牲毫无意义，甚至是浪费天赋，因为他不像哈维记者一样亲眼见到过穷人们究竟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她不赞同，但也不打算反驳，除非梅恩先生亲自体会过贫民窟们人们的生活，感受一下穷人只会更穷的压迫带来的绝望，否则玛丽和梅恩先生动口吵架，得到的也无非是一句轻飘飘的“穷人变穷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已。
但玛丽觉得，梅恩先生纵然高高在上，他的建议也拥有自身价值。
至少他不认同菲利普·路德，却认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嘛。他在文学上的看法可谓是说到了玛丽心坎里：他说玛丽再努力也只能是“效仿”大文豪，要是想成为大文豪还有一段距离。这样评判，虽然梅恩先生嘴上说玛丽·班纳特身为女性不配接触到艺术本质，但实际上他已经是把菲利普·路德放在一个“可能名留青史”的标准来要求玛丽创作了。
这算是反向认可吧，而且他说的对。玛丽现在的目标是畅销书作家，她的梦想是成为斯蒂芬·金，而非心理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不得不说比尔·梅恩先生确实是一位文学修养深厚的人，他能看得出来玛丽的追求，并且指出这样的追求不对——而身为作者，谁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在受欢迎的同时，能够拥有更深刻的意义呢？
话又说回来，要不是认同菲利普·路德的价值，何必如此上心，《海滨杂志》的连载本身就不配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还不是希望玛丽能写的更好嘛。
期期骂，期期追，还要写信，一边别扭地故作清高，一边又承认玛丽写得好，整封信看似充满了指点江山的教训，还有些态度自相矛盾，反而透露了梅恩先生的真正看法：他确实认为玛丽的作品很有潜力，但碍于“纯文学评论家”的面子没法直接承认罢了！
这是什么黑粉啊！玛丽还觉得挺有趣的。
“我得写一封回信，”玛丽想了想，宣布道，“刚好从加莱到巴黎还有一段时间，我可以在火车上写信。”
“你要写回信？”
凯瑟琳露出了吃惊的神情：“你还说你不在意，玛丽！哈维先生急火火给霍尔先生写信打听你的信息你都没有第一时间回复，太不公平了吧。”
“那不一样，”玛丽失笑，“当时大家都还不知道菲利普·路德是谁呢。而且我觉得梅恩先生的语气高傲，可他的建议也确实有用。路德和他在报刊上‘交流’许久了，给个正面回应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当然了，重点在于虽然这封书信的语气还是不讨人喜欢，但玛丽觉得梅恩先生的本意不是如此。
而且……不管梅恩先生出于什么理由选择和玛丽直接交流，道出内心真实的想法，那么出于尊重，哪怕他们的看法不同，玛丽觉得自己也应该回一封信说出自己的观点——这可和一开始的哈维先生不同，记者只是好奇菲利普·路德其人，在前往米尔顿之前，他暂时还没萌生同路德沟通的欲望。
班纳特三姐妹在船上摇摇晃晃，离开了港口，在加莱登陆。
而踏上法国的领土不过是旅行的开端，虽然港口城市里各色人等来来往往，但周遭路人们说出口的法语叫凯瑟琳和莉迪亚又紧张又惊讶。
玛丽多少会一点法语，可以和人们进行日常沟通，那班纳特两个姐妹则完全是前来观光浏览的了。
艾琳托人在加莱港口接应玛丽三人，拿了钱财帮忙接送的人话并不多，只是帮助班纳特三姐妹提前买了票，叫了辆马车送她们前去火车站。
接着又是一场极长的火车行程。
十九世纪的法国没有tgv，玛丽和两位妹妹只能坐在车厢窗边看着车外的风景咣当咣当前行，放平心情，忽视车上的不方便外，倒是也有一番风味。
特别是在风景之下执笔写信。
玛丽不打算和梅恩先生讨论他的朋友多管闲事，跑来法国刚好撞上巴黎公社运动是对还是错。人已经去世二十余年了，死者为大，他是对是错如今已然不再拥有意义。
在表达观点，她先是客客气气地感谢了比尔·梅恩先生给出的专业意见。
“哈维先生开头之后，”玛丽写道，“读者评论家们总是要拿‘菲利普·路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我认为这完全是在捧杀这个笔名。如你所说，我执笔创作完全是出于不甘在南方乡村嫁人相夫教子，从而自谋出路，找到养活自己的办法罢了。很感谢你能看到菲利普·路德和他的故事——也就是我和我的故事中含有潜力。能够获得专业的认同，这是我的荣幸。但在我看来，不论今后路德，亦或者说，玛丽·班纳特的作品拥有或者不拥有真正的艺术价值，那都是一名作者理应追求的东西，也就是梅恩先生你所说的，人性的普遍意义。”
话到这儿，玛丽顿了顿。
既然梅恩先生话说的不客气，完全不掩饰自己的高傲本性，那玛丽也就不委婉了。
要是面对面交谈，对于咄咄逼人的人，玛丽多少还会挂出自己的标志性假笑来掩饰本身直截了当的性格，但现在通过纸笔交谈，委婉诉说多少有种欲盖弥彰的意味。
况且梅恩先生也没遮遮掩掩啊，既然他这样“尊重”自己，直抒胸臆，玛丽要是不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反而是瞧不起他带着不屑一顾的认可了。
“但我不认同的天赋论。”
在论述自己的想法之前，玛丽把自己的观点写了出来。
“梅恩先生你认为只有体面绅士才能接近到艺术的本质，而穷人和女性‘偶有灵感’也不过是少见的例外。而在我看来，这样的结论完全没有触及到问题根源。不是只有体面绅士能掌握艺术，而是艺术一直掌握在体面绅士手上。而穷人，也不是缺少天赋，而是缺少绅士们经受的教育。”
同样的，女士也是如此。
玛丽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仗着小聪明在十九世纪写出观点新颖的小说连载没问题，但她要真是一名如同歇洛克·福尔摩斯那样智商超凡凌驾凡人的人，早在二十一世纪就考上牛津剑桥啦。
但在玛丽看来，考不考得上是一回事，能不能考是一回事。
剑桥大学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才允许女性作为正式大学生入学。难道在一九四七年的女性们统统没有那个智商进入剑桥大学吗？她们缺少的可不是智商，而是足够进入剑桥的基础教育。同理写作也是如此。
“既然要讨论艺术，请允许我用音乐这种艺术形式距离，”玛丽写道，“同样的耳朵聪明，一名新生儿出生在铁路上，日日夜夜听到的是火车轰鸣，童年因为对声音过于敏感而作出不同于寻常孩子的反应，是要为父母增添困扰的；但倘若这名新生儿出生在贵族之家，不愁吃穿，自小聆听到的是莫扎特和贝多芬，其人生自然与铁路工人的儿子截然不同。”
写到这儿，玛丽想了想，继续写道：“当然，我也认同你的看法，先生，总会有例外产生，但例外并不能证明你的观点，只能证明穷人和女性与你口中的‘体面绅士’不处在同一个起点上。不是铁路工人的儿子没有音乐天赋，而是他们不能接受同样的教育。同样写作也是，你认为我身为女性是一种可惜，因为女性无法碰触艺术的本质，可在我看来，不是我们没有天赋，是压根没有拥有‘天赋’的权力。”
写到这儿，玛丽的观点阐述完毕了。她觉得说到这儿就好，再往下说难免又会发散到政治上面，而政治观点与政治观点的对抗势必会让局面变得非常难看，因为这不是能说服对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