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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准备开箱的时候，小组成员们坐着韩亮的大“卡车”来到了殡仪馆院墙外的龙番河边。
在林涛的全程录像下，我用裁纸刀划开了胶带。
周围的派出所民警异口同声地发出一阵“喔”的声音，因为不出所料，纸箱里果真蜷缩着一具尸体。
我知道，这个“喔”并不代表惊讶，因为看到几个法医认真地勘查纸箱，民警早已有了心理准备。只是他们知道，在破案之前，他们有得忙了。
死者是一个男性，只穿了一条裤衩，身上黏附了不少类似灰尘、泥巴的脏东西，蜷缩在纸箱之内。
我从勘查车里拿出一条尸袋，在地面上铺平。然后招呼大宝、韩亮和林涛来帮忙，拽着尸体的两个胳膊，把尸体从纸箱里掏了出来。
尸僵已经在尸体的各个大关节完全形成，所以尸体在被放到尸袋里的时候，仍然保持着他蜷缩的状态，丝毫没有改变。
“嘿，这倒是省事儿哈。”大宝说，“我们直接就把尸体挪解剖室去了，都不需要殡仪馆的人帮忙了。”
“该走的手续还是要走的。”我张开戴着手套的双手，朝纸箱内部看去。
纸箱里面空无一物，但是在内壁上，倒是斑斑点点的有不少痕迹。
“别着急。”我见林涛想开始对纸箱进行勘查，说，“内部没有附着物，只有一些擦蹭痕迹，我觉得还是先尸检比较好。”
“哦，好的。”林涛点了点头说，“我不着急，尸体一会儿直接检验了，我就在物证室先看看纸箱外面究竟有没有有价值的痕迹物证，里面的我不动。”
毕竟是清晨，殡仪馆还没有正式上班，两名值班员伸着懒腰从后门走了出来说：“就隔着一堵墙，你们自己抬进去就是。”
我笑了笑，没有辩驳，等值班员把尸体抬进了殡仪馆里的解剖楼，我帮助林涛把大纸箱小心地抬进了解剖楼二楼的物证室。
大宝和我穿戴好解剖服，把尸体抬上了解剖床。从蜷缩的尸体侧面看，死者大概是个二十多岁的男孩，肤色很白，一头黄色的卷毛。如果尸体保持蜷缩状态达到尸僵最硬的话，对于法医来说是很头痛的。如果说法医经常会破坏尸体肩关节和肘关节的最硬尸僵的话，那么想去破坏更大力度的髋关节尸僵，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破坏尸僵之前，大宝先看了一眼解剖室的挂钟，说：“现在是早晨八点整。”
我点了点头，示意大宝、宁文和我合力去破坏尸僵，把尸体放直。
几乎所有的法医都有习惯在观察尸体现象之前先看好时间，这样方便通过尸体现象提示的死亡时间推断出死者死亡的具体时刻。
不过，我和大宝花了五分钟，硬是没有把尸体给掰直。因为林涛和程子砚正在楼上勘查纸箱，于是我招呼在一旁“观战”的韩亮和陈诗羽戴上手套来帮忙。胡科长则负责全程录像。此时，已经没有什么性别之分了，即便是体力活，女孩也得上。
“我去，这么硬，我感觉手套都要撕碎了。”大宝龇牙咧嘴地在使劲，“尸僵在死后十五到十七小时最硬，看来是在昨晚晚饭前死的了。”
又花了十分钟，在五个人的合力之下，尸僵终于被完全破坏，尸体终于成了仰卧状态。眼前，是一具浑身沾满了尘土的年轻男孩尸体。
我们四个纷纷靠在墙边喘着粗气。
“你看，我掰的这条腿，比你掰的直。”陈诗羽对韩亮说。
“是是是，你是女汉子。”韩亮抱了抱拳，说，“女侠受我一拜。”
我短暂休息了一会儿，拿出一根温度计，插入死者的肛门，测出了死者的直肠温度。然后用纱布擦拭干净温度计上的粪便，看了看，说：“嗯，不假，大概是十五个小时之前死亡的，也就是昨天下午五点。”
“身上有破口呢。”大宝一边用酒精纱布擦拭尸体上的灰尘，一边说，“除了好几处破口，还有大面积的皮下出血，哇，整个后背都是，大腿后面也有，这伤可够重的。对了，这些创口会不会就是致命伤啊。”
说完，大宝用探针挨个探查死者腰背部和大腿外侧的创口。
“哎？奇怪了，这些创口怎么都只深达皮下啊，而且还这么不规则，好像还有点发炎。”大宝说。
这一句话引起了正在看温度计的我的注意，我赶紧走过来看。
死者的腰背部和大腿外侧有十几处类似创口的东西，有几个排列密集，让人看了不自觉地恶心。我皱起眉头用放大镜仔细看了看，左右的创口周围都是不规则的，十几处创口的形态也都不一致。创口的边缘不仅弯弯曲曲，而且有五毫米宽的像是“镶边”的深黄色区域，和白色的皮肤颜色反差巨大。创口的创面也是黄色的，而且湿漉漉的，用纱布甚至都擦不干净，我知道，这是在流脓。创口都不深，只是到了皮下，皮下的脂肪和肌肉都看不见。
我想了想，下意识地退后几步，说：“大宝，让疾控中心给我们送一些点板来。”
“什么点板？”大宝问。
我看了看大宝，大宝说：“哦！啊？不会是……”
“快。”我说。
韩亮和陈诗羽在一旁听得莫名其妙，都过来询问。
我说：“就是使用胶体金免疫层析科技快速检测的一种方法，和早孕试纸有一点相似。”
“胶体金我听说过。”韩亮说，“但好像都是检测毒品什么的吧？”
我摇摇头说：“这个人皮肤上有大量溃疡面，我怀疑他有艾滋病，所以我让大宝去要的，是艾滋病快速检测点板。”
“艾……艾滋病？”韩亮吓了一跳，“那我刚才掰尸体，不会……不会吧？”
陈诗羽鄙视地摇摇头说：“不至于吧？有那么吓人吗？不过就是接触了一下，不会传染的。你不知道吗？和艾滋病病人正常相处是可以的，没那么吓人啦。”
“说……说是这么说。”韩亮跑到隔壁去洗手，说，“心里多膈应啊。”
市疾控中心和殡仪馆只有一公里的距离，所以说话的工夫，点板已经送到了解剖室。我顾不上向疾控中心的同事道谢，赶紧抽取了一些死者的心血，滴到点板上。不一会儿，点板上出现了两条红线。
“强阳性。”我说，“换防护。”
胡科长点点头，赶紧从解剖室里拿出全套式防护服、防护眼镜和防毒面具。我们把自己穿得像是在非典时期的医生一样，丝毫不露，然后在两层橡胶手套的外面，加了一层纱布手套。
“你们也恐艾啊？”陈诗羽问。
“这不是恐不恐艾的问题。”我的声音从面具后面传出来，听起来有嗡嗡的回音，“确实，和艾滋病病人普通相处没问题，但是我们法医可不一样了，我们可不是普通相处。”
法医是要解剖尸体的，所以自然要直接接触大量死者的血液。眼前的这个死者死亡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体内的艾滋病毒都没有灭活，依旧存在传染性。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划破了手，或者死者的血液迸溅沾染到我们皮肤、黏膜有破溃的地方，就会发生传染。我们在橡胶手套外面加戴纱布手套，就是为了最大限度防止手被划破，因为纱布手套被割破的概率比橡胶手套要小得多了。
3。
我曾经在微博上发过全副武装地去检验艾滋病病人尸体的图片，结果引来了很多骂声。当然，这些骂声我并不会接受，因为我觉得法医最大限度地做好自我防护没什么不对。尊重艾滋病病人，不意味着就要没有防护地检验艾滋病病人的尸体。只有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认真完成艾滋病病人尸体的检验，还死者公道，才是对艾滋病病人最大的尊重。
法医在实践工作中总会遇见很多烈性传染病的尸体，而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是不能打退堂鼓的，只有硬着头皮去检验。为了保证检验的细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做好自我防护。这并不是因为法医们都怕死，而是如果因为工作被传染了疾病，甚至连累到了家人，那才是在作孽。
因为经费问题，在现阶段，法医并没有配备大量的全套式解剖服、防护眼镜和防毒面具，也不可能配备大量的各种烈性传染病的点板。只有在法医尸表检验中发现尸体的异常，根据自己的医学知识去怀疑死者是否具有某种烈性传染病，然后才进行特殊防护措施。
其实，这就是法医工作最大的危险点了。
一个省一年有上万具非正常死亡的尸体都需要基层法医去检验，而这些尸体里究竟有多少烈性传染病的，没人做过统计。绝大多数都是在尸体火化后，通过调查才知道，或者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我们平时使用的橡胶手套都是普通的医用手套，刀尖一碰就碎，甚至会划伤手指。而在尸检过程中，万一出现了操作失误，那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件事情：一方面呼吁各地划拨更多的耗材经费，让法医尸检工作的防护标准普遍升级，强制性地要求所有的解剖必须穿全套式解剖服、戴防护眼镜和防毒面具；另一方面，和疾控中心达成协议，给各地法医配备常见烈性传染病快速检测点板，强制性地要求法医在尸检前必须先行筛查。
但我知道这个目标是很难实现的，一来经费有限，二来很多法医也怕麻烦。比如有些地方的解剖室里连个空调都没有，夏天的时候，防护服里面甚至都恨不得“真空”。如果穿了全套式解剖服在太阳底下或者闷热的室内工作几个小时，怕是没有能活着走出解剖室的法医了。
我们改变不了世界，只能尽可能保护自己。所以话不多说，我和大宝继续尸体检验。
死者全身大面积挫伤、皮下出血，但是并没有开放性的创口。死者的颈部和口鼻也没有因为扼、勒、捂形成的损伤，头皮也是完好无损的。这样的检验结果，基本就排除了死者是颅脑损伤或者是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结论了。
尸体背部是大面积的皮下出血，深浅不一，因为是多次受力，所以皮下出血都已经融合成大片，甚至看不出致伤工具的形态，有的挫伤还伴有一些表皮剥脱。好在大宝清理尸体上附着的尘土之时，使用的是酒精棉球。在这个时候，酒精已经带走了皮肤的一些水分，使得皮肤上的挫伤痕迹更加明显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开玩笑所说的“酒精大法”。
在死者的背部和臀部，我们发现了几条“竹打中空”的损伤痕迹。竹打中空又叫铁轨样挫伤或中空性挫伤，是用圆形棍棒状致伤物垂直打击在软组织丰富部位形成的一种特征性挫伤。因为击打时受力面瞬间受压，毛细血管内的血向两侧迅速堆积，导致受力面两侧毛细血管爆裂、皮下出血，表现为两条平行的带状出血，中间夹一条苍白出血区。能清楚地反映致伤棍棒的宽窄、直径或形态特征。
我用标尺量了量带状出血的间隙，大约三厘米，说：“他是被三厘米直径的圆形棍棒反复击打后背部形成的损伤，我估计啊，他的死可能也和这个有关。”
因为尸体还没有解剖，所以我没有说死，小心翼翼地用刀打开了死者的胸腹腔。因为我是主刀，我反复叮嘱对面的助手大宝和宁文，要求他们逐一下刀，别人动的时候，就不要轻举妄动。因为我知道，绝大多数由于操作失误而伤手的法医，都是为了追求效率，主刀和助手同时下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