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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淙唬珻hristie的手指又不自觉地紧了一下。
她大概是认识这封信，或者认识这封信的主人。
印桐想了想，干脆拎着日记纸清了下嗓子，他说：“刚巧我也没看，要不这样，我念出来。”
“我们一起看，一起来欣赏一下。”
第4章 。第二封信
躺在印桐手里的，是今天早上收到的第二封信。
依旧是暴力撕扯下的日记纸，纸张因为跨越了太久的时间已经有些发黄，称得纸上大片凌乱的墨点愈发地突兀。
就像是有人弄坏了钢笔的笔尖。
【9月15日】，中间的14日就像是消失了。
他瞟了眼Christie藏在帽檐下的小脸，展开信纸，低声音读了起来。
……
【9月15日，晴】
我有时会想起ELF公司新开发的全息游戏，宣传稿上声称它的拟真度可以达到法律规定的上限70％，倘若有技术能突破这70％的界限，那么开始游戏的玩家要怎么证明他所存在的世界是真实的？
这是个悖论。
温禾曾经说过，我的这种想法跟那些成天思考着“我”是什么的哲学家一样无聊。然而这所学校里的生活与我从前经历的截然不同，没有终端，没有光屏，连上课教学用得都是历史文献里提到的“黑板”，课本全是些昂贵的珍惜纸张。
这些东西总给我一种“不真实”感，宛若此刻我正处在一部全息游戏中一样。
倘若能和平地给这所学校的创办者下个定义，“天才”和“疯子”估计会在评论榜的顶端分庭抗礼。我无法证实自己此刻所处的地方究竟是虚拟的还是现实的，就如同我无法证明我是一个人，而不是一段数据。
我没有办法验证自己此刻产生的“想法”，是由“思考”所得，还是被“端脑”强加的“暗示”。
我觉得自己快疯了。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我还在思考人们对于“活着”的定义。如果有一天我忘了自己是谁，那么失忆的我算不算重获新生？倘若失忆的我得到了这本日记，看到了曾经的“记忆”，这些“过去”可以充实“我”的“人物设定”，可我又要怎么证明日记里的“我”，就是我本人呢？
我要怎么证明所谓的“证据”不是捏造的呢？
我觉得自己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我需要找到答案。
寻找答案的方法有很多，在思考出那些哲学问题之前，我觉得自己需要先解决一下现实问题。比如如何有效地收集情报，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需要改变一下自己被孤立的现状，验证自己是否和同学们处在同一维度，他们眼里的“我”是身为人类的我还是其他什么无法言说的怪物，亦或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垃圾桶或者自动贩卖机。
他们是真的看不见我，还是装作看不见我。
验证的方法很简单。
我在昨天的思修课上，用钢笔捅伤了我坐在我前桌的同学。
这种行为本来是不可能发生的。我的指导员不仅要负责和我沟通，还承担着隔离我与其他人的义务，某种程度上他需要阻止我和别人说话，阻止我和别人肢体接触，阻止我主动或者被动地破坏校内设施，阻止我做出任何异常的行为。
他是校方配给我的监控器，本该与我寸步不离。然而在昨天那节课上，他作为二年A搬的班长，负责去校医院签署了周五的注射名单。
他不在，所以没有人看（来）得（阻）见（止）我。
虽说做好了心理准备，可我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钢笔的笔尖划过眼前的一瞬间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能做的事情有很多，前些天的时候我还只会冲别人扔碎玻璃，今天却已经胆大到行凶伤人了。
道德是禁锢人性的最后一道枷锁，而在这所学校里，它是最脆弱也最不值钱的东西。
如果这世界失去法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你的行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惩罚你，你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把钢笔捅下去又拔出来的那个瞬间，血溅得根本不像虚拟游戏里的场景。
那个场景很真实，真实到如果此刻测试我的犯罪数值，那么我估计会面临白塔的终身监禁，或者被捆上社会学心理教授的实验台。我会被这个社会抛弃，甚至不配接受安乐死，因为我变成了潜在的罪犯，因为这种人的存在就意味着可能诞生的罪恶。
——新纪元基因判罪法成立后，人类习惯于被分门别列放进不同环境的箱庭里，仿佛这样才能拯救自己。
——他们管这样的世界叫“Utopia”（乌托邦）。
我听到前桌的同学发出一声痛呼，才意识到自己在发呆的途中捅了他数十下。
钢笔尖造成的伤害不至于鲜血淋漓，我的动作却足以吓得教室里的孩子们连连后退。我突然找到了自己这番行为的缘由，我之所以如此拼命地自救，大概是潜意识里早就意识到根本不会有人来救我。
如果我不尝试着做些什么，我可能就再也逃不出去了。
我听到那个聒噪的声音再次出现在我的耳边，它用尖细的嗓子质问着：“为什么是我呢？”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我将银色的笔尖从前桌同学的后背上拔出来又插进去，我拽着他的领子将他拖回来，掐着他的脖子将他摁在课桌上，那个声音在我耳边声嘶力竭地喊着：“他是无辜的！”
我在想起斯坦尼斯耶说过的话，每一片雪花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
教室里乱作一团，有人失声尖叫，有人瑟瑟发抖，然而没有人上来阻止我。
没有人反抗。
就好像比起被我伤害，“反抗”——不遵守规则，造成的结果更令他们恐惧。
这简直太荒谬了。
我可以从他们惊恐的瞳孔中看到我的样子，那副模样就像个发狂的野兽。我不知道该因为“我是存在的”而高兴，还是该因为“从前那个（良善的）我已经不在了”而难过。
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直到他（指导员）出现在教室门口。
他还是那副模样，看上去温软可爱得好像一块棉花糖，他的眼睛里永远都含着我的身影，就像永远不会抛弃我一样。
我突然笑了。
那一瞬间我似乎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我看着指导员喘着粗气扒开人群走向我，他的眼睛里清楚的印着三分惊惧五分着急，还有一些难以察觉的慌乱和难过。
我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却清楚地明白自己想做什么。扭曲的宛若报复一般的快感钻出心脏表层，我看着他的眼睛将钢笔捅进了自己手背里，听到那个尖细的声音在耳边呢喃着。
“看吧，都说了，让你不要丢下我。”
……
印桐捏着日记纸的手抖了一下，发黄的纸张差点脱离他的手指掉在吧台上。他条件反射地揉了揉手背，呼出一口气，喝了口水，才勉强从共情心理中缓过来。
Christie抬头瞟了他一眼，嘬了口杯子里的酒，伸着粉嫩的小舌头顺着杯边舔掉了残余的浊液。
“差不多该关了，”她垂着眸子阴阳怪气地点评，“端网的审查条件还是不完善，像这种一不小心就心理变态的，基因上肯定有什么问题，生下来就该送进白塔里关起来。”
印桐看了她一眼，没作声，捏着日记接着往下读。
……
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算作第二个实验。
那次砸碎玻璃之后我的指导员曾说过，我是“这么多年来学校唯一一个‘计划之外’的转校生”，那么这个“计划之外”是不是我承受孤立的原因？
“计划”是什么？倘若我捅伤自己，会不会破坏所谓的计划？
倘若我现在从楼顶上跳下去，会不会破坏所谓的计划？
倘若我再捅（杀）伤（死）一个同学，会不会破坏所谓的计划？
疼痛可以使人感受到真实，不过当全息游戏的拟真度达到70％以上，锯胳膊锯腿恐怕也无法成为判断现实的依据。
我已经证明了自己和“同学们”处在同一个维度，那么接下来，我要怎么证明自己所处的世界是虚拟的还是现实的？
我跟着指导员走进校医院，轻车熟路地找到急诊室，而后将血淋淋的手放进治疗仪的暖光下。
这间医院大抵是学校里唯一和现代接轨的东西。
只需要一个小时，我的手就可以恢复到能写字的程度。我可以缠着绷带回到教室里继续完成我的“实验”，根据当前效果，我的同学们还需要更多的演技训练。
他们瞳孔里的身影证明了他们是可以“看到”我的。倘若“孤立”是为了让我对指导员产生依赖，那么又是什么，让我的同学们哪怕被捅伤也“不能和我说话（遵守校规）”？
它会比死亡更令人绝望吗？
也许下一次我可以试着用笔插穿路过同学的喉咙，来试试那个东西是否比死亡还要可怕。
我听到我的指导员叹了口气。
他看着我放在治疗仪下的手露出一副困扰的表情，像是要说什么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他的舌尖舔过唇边，睫羽微垂着遮住眸子，我能感觉到他的视线描画着我的手指，一遍又一遍，就像在说一句：“对不起。”
他为什么要道歉？
我隐约觉得他可能知道些什么。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比班里那些只知道遵守“规则”的傀儡清醒得多。
可我得不到答案了。
在我问出口之前，他就被敲门的护士叫走了。他像是已经知道了自己要去做什么，脸上歉疚的表情散开，无端地松了口气，又很快地皱起眉。
他攥着拳头站起身，背对着我一步步离开这个房间，我看着他蹙眉关上治疗室的门，凝重的表情一点点消失在缩小的门缝里。
他没有再看向我，也没有再回来。
我从医院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回来。
我回到宿舍的时候，他没有回来。
直到今天傍晚，他依旧没有回来。
现在是深夜21：35，我独自一个人坐在书桌前，面前是一盏灰扑扑的台灯，抬起头可以看见窗外漆黑的夜空。
我的指导员不在。
他没有回来。
他被什么人叫走了？
是因为我吗？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突然感到害怕，夹杂在恐惧中的愤恨像一只大手攥紧了我的心脏，窗外的路灯闪了几下骤然熄灭，铺天盖地的黑暗里，只有我书桌上这盏小小的台灯，苟延残喘着微弱的余光。
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甚至看不清日记上刚写下的字。有个稚嫩且尖细的声音从黑暗里冒出来，就像有个孩子，正趴在我的肩膀上。
贴着我的耳朵，低声呢喃着。
“你又被抛弃了。”
……
印桐拎着日记纸的手心泛出一层薄汗，他将读过的部分叠好收进信封里，仔细辨认着横格纸下方的最后一行字。
日记写到这里已经潦草得无法辨认，那行字应该是后期补上去的，横平竖直，带着与先前的狂草截然不同的沉稳。
【我会把他带回来的，只要他还在，我就能活下去。】
日记的主人写道。
【他是我的，他只能是我的。】
第5章 。第三封信
Christie抿了口酒，杯子磕在吧台上发出一声轻响。
“重度中二，病入膏肓。”她评价道，“按照现行的法律判定，能写出这种东西的基本都是‘潜在犯罪者’，你完全可以报警抓他。”
印桐将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