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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子”摁熄了烟头。“土耳其那边有些有趣的消息，萨姆，一家藏污纳垢的小旅馆发生了没有受害者的枪击案，你得注意，在这种旅馆里，枪击不是最令人震惊的，没有尸体这个事实才是。一般而言我们不会留意到这种小争执，但鉴于我们正在‘打猎’，当地联络处还是派人盘问了门房，你能想象他们发现了什么吗？”
不，领事温顺地回答，他不能想象。
“他们接待过一位麦卡伦先生，还有他年轻的侄子。”
领事又想用手帕擦脸，但这次他忍住了。
“你已经猜到了，传出枪声的自然是麦卡伦先生的客房，我接着得问合理的问题，不是吗，‘克里斯滕在哪里’，‘见鬼的海因斯在哪里’，还有最重要的，‘他妈的钥匙在哪里’，完全合理的问题，不是吗？‘我不知道，长官’，我的探员们翻来覆去只会说这一句话，‘我不知道，长官’，我还不如养一笼鹦鹉。”他又点了一支烟，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领事的视线紧跟着他，就像人们本能地盯紧一条眼镜蛇那样，“‘我给你们想了一个新办法’，我告诉他们，‘既然你们自己嗅不出猎物，那就跟在克格勃屁股后面跑，从今天开始，盯着索科洛夫，七天二十四小时，电话记录，照片记录，一整套流程，直到他把你们引到海因斯和克里斯滕那里’。”
领事舔了舔嘴唇，它们在经过过滤的干燥空气中皲裂，“然后？”
“然后我们让索科洛夫消失，把我们的男孩带回来。”
“这也许不是个好主意，他毕竟是苏联使馆雇员，这会引起——”
“这不是你该担心的部分，萨姆，我们有不下五十种方法把谋杀布置成意外，相信我，这是我们的众多特长之一。”他忽然靠近了领事，后者下意识地后仰，试图拉开距离，“要是你一开始就把这件事交给大人们处理，你今天就能舒舒服服地待在斯特拉斯堡，消磨你平庸的外交生涯。我之所以把这一切告诉你，是因为你在这件事结束之前都不能离开巴黎，我会盯紧你的。”
你没有这个权力，领事想这么抗议，但就像以往许多次一样，不敢开口。
☆、Epi。13
13。
伊斯坦布尔的子午线酒店，在十年前要是自称本地最佳，不会收到任何异议。经理赌咒发誓他们接待过你能想象到的所有政要，而且他们都对顶楼客房赞不绝口。在三次易手和一次翻修之后，今天的子午线酒店看上去依然令人愉悦，不过这是一种类似旧毯子的愉悦，那些习惯它的人不愿舍弃，另外一些人不愿意多看它一眼。这种酒店——以及它那显出疲态的庞大舞厅，式样陈旧的吊灯和灰暗的天顶画——不管是开在卢旺达、贝鲁特、布拉格还是伊斯坦布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情报机构的附生物聚集在大堂酒吧里，就像冬日的鸟儿聚集在电线上，披着鲜艳的羽毛：外国通讯记者，贸易特使，还有其他拗口的头衔。
门童是新来的，第一次见识酒店举行宴会的盛况，但为了不被资历更深的同事嘲笑，他假装毫不在意，甚至有些厌倦，仿佛已经见三十种比这隆重得多的排场。再过四个小时，警察前来盘问的时候，门童会扭着双手，小声说他真的不知道嫌犯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来往的人太多了，先生，您总不能指望我记住每一张脸吧。他说的是实话，这一整晚，他只是勤恳地做着本职工作，开关车门，搬运宾客的行李，捡起不慎落在地上的钥匙、唇膏、玩偶和襟花。
公平而论，子午线酒店里没有一个人留意到嫌疑犯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即使留意到了，也没有多想。像这样繁忙的夜晚，酒店时常雇佣按小时计薪的临时员工过来顶班，许多不该开的门都开着，以便让菜肴和饮品更迅速地流转。警察很快得出结论，嫌犯是从洗衣房进来的，他们在那里找到了被打昏的洗衣工，一套西装不翼而飞，这套西装属于住在八楼的一位奥地利眼科医生，但相比起今晚被盗的其他财物，这套衣服算不上什么。警察自然而然地继续推断，这位把赃物穿到身上的嫌犯大约在九点到九点半之间混入宴会之中，那时候议长冗长的演说刚刚结束，香槟像水一样流淌，社交动物们开始互相嗅闻。十点左右，经理往警察局打了第一个焦虑的电话，不到五分钟之后打了第二个。至少九位沮丧的宾客要求警察“用最快速度”找回他们丢失的钱包和珠宝，否则就要找这个或那个政府要员，让官僚主义的怒火降临在警察头上了。他们都承认和一位陌生的银行家谈过话，没有察觉异常，至少当时没有。
这位银行家，焦头烂额的警官询问，他有名字吗？
六个受害人说不记得，另外三个说，亚历克斯。
几轮令人疲惫的盘问下来，警察勉强凑到了一把碎片，这位亚历克斯，没有姓氏，很可能是瑞士人，深色头发，应该是棕色或者黑色，如果仔细回忆的话，也可能是非常暗的金色。身高分别是“不记得”、“不清楚”和“大概比我高一些”。绿色眼睛，这是宾客们能够达成共识的一点。他说的是一种带有法语口音的德语，又或者是带有德国口音的俄语，不，警官，他不会说土耳其语。
这样的一个人，警察们继续盘问门童，你见过吗？
安拉在上，门童坐直了些，把汗淋淋的手心搓在一起，他确实见过这个人，这位亚历克斯从旋转门里出来时，门童以为他是个需要新鲜空气的宾客，于是上前问他是不是要找子午线酒店著名的花园，如果是的话，前面左转，从小路过去。但亚历克斯摇摇头，把停车票递给他，请他把车开过来。
你相信他了？警察不耐烦地追问，没有想过一秒这张停车票可能是偷来的？
当然不，门童提高了声音，一种突如其来的怒火让他耳朵发烫，我们怎么敢质疑一个住客，尤其是当他还穿着昂贵西装的时候？
无论如何，损害已经造成了，议长心爱的座驾就这样被可鄙的小偷在所有人眼皮底下开走了。酒店犹如被踢翻的蜂窝，经理一脸凝重，在参加一个想象中的葬礼，死者是他自己的职业生涯。酒店的实际持股人也被从床上吵起来，匆匆赶到，四处扑灭晚宴宾客们间歇喷发的怒火。门童午夜之后才回到他的岗位上，挺直背，肃立在子午线酒店的旋转门旁，守着它最后的尊严。
——
差不多就在第一批警察到达子午线酒店的时候，亚历克斯，又或者用他更喜欢的名字，海因斯，把偷来的捷豹停到一座乌灯黑火的犹太教堂后面。
这是加拉太区一个暮气沉沉的小角落，被打碎的街灯没有及时维修，留下许多深坑般的阴影。土耳其的犹太人口早在四十年前就开始缓慢而稳定地流失，这些涓流在战后变成了洪水，涌入新生的以色列，街上这些大门紧锁的空房子就是潮水退去之后遗留下来的浮木和贝壳。海因斯拉开仪表板旁边的小置物箱，里面有一双手套、一个手电筒和几颗薄荷糖。他下了车，打开行李箱，借着电筒的光线寻找工具袋。
他选了一辆停在教堂后门栏杆旁边的红色小车，它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移动过了，一个前轮漏了气，车窗上的灰尘被雨水多次冲刷，又多次重新聚集，呈现出一种层叠的纹路。他拆掉车牌，换到捷豹上，他真的该偷一辆没那么显眼的，不过这种拙劣的障眼法应该足够对付伊斯坦布尔警察。他思忖着如果父亲看到他此刻在做什么，会有什么感想。父亲想要的是政客，得到的却是一个平庸的外交官和业余偷车贼。海因斯回到车里，解开领结，就这么坐了一会。他现在有权退出游戏了，往西北去，消失在动荡不安的捷克斯诺伐克，换一个名字，再没有□□、中情局和安东·索科洛夫。
他允许自己在这画面里沉浸了几秒，然后发动了汽车。他和热那亚之间还隔着超过一千七百公里的山地、平原和狭长海洋。
——
在负责监视的两个日班探员看来，这个苏联领馆雇员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无趣的目标，甚至超过了他们去年夏天在安卡拉盯梢过的社会学教授。A。 A。 索科洛夫，档案上这么写，受雇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再往下几行，跳过毫无用处的外交通讯录摘抄，还有人用绿色墨水装模作样地标注了一句极度危险。
然而索科洛夫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极度危险”的地方，以这两位探员的经验看来，“极度危险”的目标们往往平凡无奇，仿佛这是他们天生的伪装。两位探员都同意，索科洛夫看起来比照片要憔悴得多，这档案想必很久没有更新过了。他的生活如此规律，就像在跟踪一个钟摆：六点半从公寓里出来，不论晴雨都穿着满是折痕的旧风衣，从不打伞。六点四十五到五十之间到达领事馆，和门卫打招呼，消失，直到下午六点半才会重新出现，返回公寓。探员们的小货车停在街角，车门和货厢都漆着土耳其邮政的标记，每隔一小时移动一次，缓缓绕着领馆转出一道不怎么规整的圆形轨迹。晚上会有另一辆车来接班，屏息静气地缩在路边的阴影里，像某种长有复眼的昆虫，盯着那个挂着棕色窗帘的窗户。
只有三次例外，第一次是参加大使馆举办的小型交响乐会，探员们紧跟着他，在安卡拉待了两天，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索科洛夫对音乐会的态度和其他外交人员一样，既不显得厌倦，也不显得过分感兴趣；第二次是烟馆，其中一个探员换下了邮递员肥大的外套，穿上油渍斑斑的工装裤和衬衫，跟了进去，像任何一个好□□那样点了苹果汁。他和索科洛夫之间只隔了两张椅子，假如有接头人出现，探员也能看清楚这个人的长相，然而索科洛夫只是买了一杯伏特加，和酒保说了两句无关紧要的话，把酒喝完，离开了这个烟雾弥漫的史前洞穴。第三次是港口，日班探员们看着他走进海关办公室，十分钟不到就出来了，径直返回领事馆，他们尽职尽责地拍了些照片，与其说发现了什么线索，还不如说是为了向普利斯科特交差。
事态急剧恶化的那天和别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同，至少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日班探员像以往一样把邮政小货车开到索科洛夫的公寓对面，夜班探员的车还在原处，一动不动，这不太对劲，他们理应立即离开。两位日班探员对视了一眼，决定再等两分钟。
十分钟过去了，索科洛夫并没有如常从公寓里出现，车也依然僵在原处。日班探员们下了车，小心翼翼地接近那辆小小的阿尔法罗密欧。
车里空无一人，方向盘和皮座椅上沾着血迹，挡泥板和人行道上也有。两个探员像西班牙水猎犬一样循着血迹找去，在小巷里发现了他们不幸的同僚，两个都昏迷不醒，双手绑在背后。
没有人想回忆接下来的混乱，本地中情局联络站的负责人被叫来了，一封加密电报也送到大使手里，打电话给警察局里的朋友，那个朋友再打给另外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再打给海关里的朋友，又被转接给机场的朋友。询问从昨日凌晨到今早六点之间所有出港航班，询问可能的目击者，询问不耐烦的塔台调度员。
“一架注册在波兰的飞机，”调度员的回答混杂着电流噪声，“凌晨两点起飞，只有一个乘客。”
“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