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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安东继续等待着。
“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找到钥匙，直到‘乌鸦’把它偷走。”拿着烟的手晃了晃，“我们不能把孩子们都叫回来，你明白的，他们当中有些人走得太远。所有人都背上了死刑判决，没有人知道行刑时间，两小时后，一个月。”
烟被摁熄了。
安东看着灰烬，“我会去伊斯坦布尔。”
彼得像是没听见他的话，就算听见了，也不感兴趣，“如果我那个死在克里米亚的父亲曾经教会我什么的话，那就是一，怎样凿一个完美的冰洞；二，出发前检查你的□□。我认为这是十分正当的行前建议。”
这就是你把我召回莫斯科的原因？检查你的□□？“确实是的。”安东回答。
彼得着手卷一支新的烟，“莫斯科还是你记得的样子吗？”
“是的。”
“你的意思是‘很不幸，是的’，还是‘感谢上帝，是的’？”
“各有一些，我想。”
一根火柴被擦亮，硫磺的气味，火光短暂地照亮了彼得骷髅般的脸，“走吧，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有人会送你去机场的。”
——
车在一条街外停下，一道斜坡的底部。莱昂下了车，开始攀爬，一路核对门牌号码。空气里满是豆蔻、潲水和咖啡的气味，两个男孩骑着自行车，像炮弹一样冲下斜坡，冲莱昂喊叫了一句什么，在他来得及作出反应之前就消失了。
他要找的房子平凡无奇，夹在另外两栋相似的住宅之间，只有一小段石阶和钉在墙上的蓝色信箱把它们区别开来。莱昂按了按门铃，没有应答，他退后一步，抬头看二楼的窗户。窗帘紧闭，没有提供任何线索。
一只狗冲他吠叫，莱昂转过身，狗主人拍了拍那只黑褐色杂种狗的头，让它安静。他戴着毡帽，大衣外面搭着一条格纹围巾，看起来更应该出现在格林威治，而不是远离伊斯坦布尔中心的窄巷里，“在找什么人吗？”
他说的是英语，听不出什么口音，
“记错门牌号码了，”莱昂回答，“我现在就走。”
戴着毡帽的人往旁边迈了一步，挡住了他的去路，“我在这附近住了很长时间了，也许能帮你。”狗又吠起来，龇起牙齿，“安静，阿尼卡。”他训斥道，这名字的最后两个音节之间有小小的空隙，就像下楼梯时不慎踩空的那一级。
“我在找一位海因斯先生。”
“多么巧合，这就是他的房子，”戴着毡帽的人指了指那间有蓝色信箱的房子，“试过门铃了吗？”
“好几次。”
“老混蛋不在里面？”
“他没有来开门，如果这是你的意思的话。”
“最好进去确认一下，不是吗？”牵着狗的陌生人走上前门台阶，拧了拧门把手，“锁着，但没有理由担心，我碰巧带着钥匙，海因斯先生时不时请我帮他给盆栽浇水。”
“我还是更乐意在外面等海因斯先生回来，谢谢。”
“我就是海因斯，我感谢你的礼貌。”戴着毡帽的人推开门，莱昂终于看见了他的枪，惊讶于自己为什么没有更早察觉，也许是因为狗，或者那件大衣，“闭上嘴，进去。”
——
狗趴在软垫上喘气，莱昂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想离它再远些。枪放在桌子上，他的黑色帆布包躺在旁边，像头被开膛破肚的动物，海因斯逐一检查里面的物件，护照，铅笔，线圈记事本，少许现金，一个小木盒。他打开了木盒，嵌在软垫里的是薄薄一片金属，末端是近似钥匙的圆形把手。
“再说一次你是从哪里来的？”
“美国驻斯特拉斯堡领事馆，先生。”
“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你的？”
“副领事帕克，先生。”
“他应该知道我早就退休了。”海因斯拔掉台灯插头，把它从茶几转移到餐桌上，拧亮，琢磨着金属片上纵横的电路。
莱昂清了清喉咙，“那是什么？”
“这，”海因斯把金属片放回原处，合上盖子，“是一个特别烫手的马铃薯。”
“用简单的话来说？”
“用简单的话来说，”一把椅子被拖了过来，海因斯在莱昂对面坐下，他已经脱掉了大衣，衬衫外面套了一件鸡心领毛线背心，看上去就像莱昂的十年级自然科学老师，“假设你要把你的小秘密锁起来，比如说，心爱的餐馆列表，种植兰花的窍门，或者一份外勤特工名单，先加密，是吗？然后你把它锁在一个漂亮的箱子里。这还不够，锁可以被撬开，箱子可以被砸坏，于是你在箱子里加了一个聪明的装置，在箱子打开的时候自动销毁里面的信息，除非，”他打量着莱昂，看他能不能跟上，“除非你有一条特制的钥匙，按特定的次数和方向旋转，箱子打开，里面的猫咪是活着的。”
莱昂的目光移到小木盒上，再转回来，“那是一条钥匙。”
“那确实是一条上述的钥匙。”
“副领事希望你把它送到墙的另一面。”
“副领事需要另作打算，”海因斯回到餐桌边，一一把零散的东西收回帆布包里，“我和我的好姑娘阿尼卡哪里也不去。”
狗在听到自己的名字时竖起耳朵。
“我会死在半路上，先生，我知道这一点。”
海因斯把帆布包丢给他，“我会为你祈祷。”
刺耳的喇叭声响起，三下，莱昂走到窗边，刚好来得及看见那辆印着旅行社商标的小型巴士开走。从另一个方向开来的是两辆警车，并排停在斜坡底部，穿着制服的警员下了车，向钉着蓝色信箱的房子走来。“见鬼，”海因斯说，把发报员从窗边拉开，“后门，现在。阿尼卡，跟上。”
一辆车停在后门，狗跳进副驾驶座，莱昂钻进后排。车倒退着驶出了窄巷，拐了个弯，冲下斜坡。一个警察发现了他们，站到路中央，举起手臂，示意停车。海因斯踩下油门，警察跳开了，高声喊叫着什么。
“我们要去哪里？”莱昂问，车冲过电车轨道，扎进马路另一边的车流里，喇叭声四起。
“去确认一件事。”海因斯回答。
——
“狗不能进去，”警卫重复道，“你们也不能。”
“拿起内线电话，”海因斯温和地建议，用脚挡住快要关上的门，“告诉领事，麦卡伦先生希望进行友好的拜访，是的，卢克·麦卡伦，带有一个‘a’。”
警卫怀疑地看了他一眼，回到门厅里去了。领馆区的街道空荡荡的，莱昂的视线不停地溜向路口，防备着始终没有出现的警车。
美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的门重新打开了，同一个警卫，看起来比刚才更困惑，“你们可以进去了，麦卡伦先生。”
一楼办公室电话响个不停，夹杂着打字机不间断的咔哒声。狗抖着耳朵，像是要甩掉噪音。海因斯赶走了一个惊讶的译码员，把莱昂按到椅子上，“给苏联大使馆发一封电报。”
莱昂戴上耳机，又摘下来，“哪里？”
“苏联使馆，”海因斯告诉他，“内容是‘阿尼卡向父亲致以问候’，明文。”
“无意冒犯，海因斯先生，我认为我们应该离开——”
“把电报发出去，克里斯滕先生。”
回复是在四十分钟后来的，只有一行字。莱昂抽出纸条，“‘退休生活如何’，逗号，‘康纳’，问号。”他放下铅笔，“谁是康纳？”
“我。”康纳·海因斯回答，“莫斯科把索科洛夫派来了。”
“谁？”
“一个老朋友，”海因斯把他拽起来，“现在我们该走了。这是个适宜谋杀的天气，最好不要待在户外。”
从斯特拉斯堡来的发报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于是没有作声。
☆、Epi。05
5。
阿尔萨斯大街15号的隔音室里，领事在进行最后一轮彩排。
“假如大使提出召集特殊事件处理委员会，要求把兰利和华盛顿都拖进来？”戴维·帕克问，面前的玻璃杯也许一开始是用来装冰水的，现在塞满了烟头，泡在半英寸深的脏水里。
“我会提醒他这个任务去年就已经得到授权，我们不能在意外发生之后等华盛顿慢吞吞地花上六个月玩官僚主义弹子球，我们没有时间，更别提这会让大使显得像个束手无策的巨婴。”
“强调巨婴，大使痛恨别人暗示他没有主见。”
“完美。”领事咕哝道，抓起放在托盘里的酒瓶，检查了液面高度，往杯子里添了一点威士忌。
“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起用一个退役特工’。”
“我不知道他退役了，肯定是因为备忘录没有更新，我敢打赌克格勃比我更早知道外勤的人事调动。”
“最后一句别在大使面前说。上述特工为什么退役？”
“从没听过这首歌。”
“卢克·麦卡伦。”
“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帕克用铅笔在废弃不用的信纸上写着什么，“假如中情局坚持接手？”
“表示感激和欢迎，但拒绝提供细节。对不起，联络不上他们；对不起，我只是个领事。”
副领事似乎问完了问题，陷入沉默。他们分坐在桌子两边，一个盯着铅笔，另一个旋转着酒杯。领事额头上布满汗珠，但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手帕。墙上的挂钟指着十点二十五分，自从情报处的人把它拆开，检查里面有没有窃听器之后，它就再没走动过。
“不管怎样，大使还是会召集委员会的，是吗？”领事开口。
“恐怕是的。”
“我们要倒霉了。”
“我们不这样说，先生，按□□认可的表述方式，我们‘仍然有不可忽视的成功机率’。”
“斯科特已经准备好车了吗？”
“就在楼下，先生。大使和夫人邀请你共进晚餐，最好换一条领带。”
领事把杯底残余的威士忌和融化成小颗粒的冰块一起喝下去，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祝我好运，戴维。”
“祝你好运，先生。”
这是副领事在他漫长而曲折的职业生涯里第一次说了实话。
——
“你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吗？”莱昂问。
在过去的十五分钟里，车一直在山羊肠道般小巷里艰难穿行，勉强躲开神出鬼没的手推车和像霉菌一样平铺生长的香料摊。副驾驶座那一侧的车窗关着，狗把鼻子顶在上面，呼出了一大团湿漉漉的雾气。莱昂缩在后排座位，看着灰暗的土黄色墙壁在窗外掠过。
“取决于‘他们’是谁。”海因斯说。
“你知道的，特工处，情报办公室，‘特殊应对小组’，或者近期流行的别的什么专有名词。”
车挤进一条更窄的巷子，在石阶上重重地颠簸了几下。“我父亲是个木匠，从没离开过怀俄明，妈妈在我还没到五岁的时候就死了，肺结核。我爸积攒了一小笔钱，想买下琼斯兄弟即将倒闭的伐木场，大琼斯把他嘲笑了一番，我爸扇了他一巴掌，小琼斯抄起一根带钉子的木棒，打中了我爸，这里，”他用右手拍了拍自己的后脑勺，“当场就死了，来不及发出一点声音。社工一个星期后就把我带走了，那是1955年，我能去的地方只有福利院，能离开福利院的方式只有参军。”
“我很遗憾。”
“不必，因为那不是真的。我在查尔斯顿长大，祖父和父亲都是西弗吉尼亚州议员，再过两年，我哥哥也会加入这个派对，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