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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星期五，普利斯科特说，没说明是多久之前的星期五，也没提地点。一场没有遗体的葬礼，侦察机还没有落地就被炸成碎片，想想看，康纳，它还带着两个副油箱。至少现在苏联人是不能在一堆破烂里琢磨出什么来的，这一切我们当然都没有告诉坎普尔太太。遗孀坚持选了一个超出中情局财政预算的棺木——胡桃木和雕花铆钉，谁会想到有雕花铆钉这种玩意呢——你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拨款吗，康纳？在最坏情况发生的时候，为你们这样的好伙计买一个体面的木盒子？
“不，”他回答，拿起玻璃杯，水里漂浮着一片柠檬，切得那么薄，看上去是半透明的，蛤蟆和睡鼠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我不知道。”
“你们以前是不错的朋友，不是吗？你和罗杰。”
海因斯回答他们只能算作比较常见面的同事，而且这个问题已经问过不下二十次了。
普利斯科特并不满意，他是个刚刚偷了一根针的小男孩，不把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刺出血来是不会罢休的。“还有罗杰的小男孩，查理，是吗？可怜的小东西，我都不敢向我老婆提起，我的莉莉安是个很敏感的人，她会花上一个星期为这孩子伤心。你该不会碰巧是这个男孩的教父吧，康纳？”
“不是。”
普利斯科特点点头，海因斯想象他拉开脑海里的六层文件柜，把这个信息放进去，上锁，“有孩子吗，康纳？有人在乡村小路尽头等你吗？”
“不像你那么幸运，先生。”
炖肉送上来了，一盘热气腾腾的暗红色糊状物，普利斯科特小声哼唱着《罗宾逊太太》，撕下一块面包。海因斯向蛤蟆和睡鼠的大致方向看了一眼，他们面前各自放着一杯冰水，没有食物。“鞭子”丢弃了葬礼的话题，转而谈论波恩。喷泉把晃动的光线投射到遮阳棚上，三四只麻雀焦躁地上下蹦跳，垂涎面包屑，但又惧怕桌边的巨型生物。
海因斯问他这是不是一场审讯。
“当然是，”普利斯科特皱起眉，仿佛在指责海因斯居然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提出这个完全正当的问题，“我在做我的工作，决定你要去哪里，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你的敌人。”
海因斯想指出自己正是被“不是敌人”软禁了七个月，但沙拉选在这个时候上桌了，他移开目光，看向花园，等侍应走开。“鞭子”专心致志地用面包刮下盘子边缘的肉汁，津津有味地咀嚼着。
“我这份工作，”普利斯科特拍掉手上的碎屑，“让我见识了很多可怜的灵魂，我老婆说这糟糕透顶，我跟她说，‘莉莉安，亲爱的，这些人在打一场看不见的仗，这可是需要勇气和一定程度的愚蠢的。看久了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有些共同的特征，我给你分类好了，第一种’”他竖起食指，“‘狂热者，继承父辈衣钵的麦卡锡主义者，像苍蝇一样被战争吸引，等不及要亲手干掉几个苏联佬；第二种，忧郁的爱国者。第三种是投机客，为想象中的牙医保险和退休金而来。第四种，理想主义者，每一个都假装自己早就把心换成了石头，要是你足够小心地接近他们，肯定会发现他们还有颗货真价实的心，敏感得像猫咪’。我问我老婆对这个分类法有什么见解，她说，‘米切尔，你怎么不去写诗呢？’”
他停下来，等海因斯问问题，但后者没有让他如愿。普利斯科特清了清嗓子。
“‘椋鸟’告诉你那天晚上在华沙大使馆门前开枪的是谁了吗？”
椋鸟是东欧联络站的负责人，“不。”海因斯回答。
普利斯科特观察着他，“一位本杰明·里克特先生，你们见过，不是吗？”
“在伯尔尼，就一次。”
普利斯科特揉皱餐巾，放到盘子旁边，侍应以为这是让他过来收拾的信号，但“鞭子”扬手让他走开。“在我下决定之前——”
“无意冒犯，先生，我并不关心你的决定，”海因斯站起来，蛤蟆和睡鼠跟着跳起，像两个被狠拽了一把的牵线木偶，“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去看审讯记录，我敢肯定它已经足够详细。”
也许他的档案会被写上“暴躁、粗鲁而且不合作”，但海因斯离开餐厅的时候只觉得宽慰，仿佛有什么事悬而未决很久，此刻终于有了着落。“看见球滚到哪里去了”，用罗杰的话来说就是这样。大概是出于礼貌，蛤蟆和睡鼠始终保持着很远的距离，出于同样的礼貌，海因斯假装没有留意到他们。
——
就流放地点而言，伊斯坦布尔绝不是最糟糕的。使馆和与之有牵连的几个可疑的“办事处”暮气沉沉，仿佛这里的人和事都卡在永久的暂存状态里，等待着某个遥不可及的幸运日，被释放出来，领到水草更丰美的牧场去。
一个美国商团在他到任之后第二周到达伊斯坦布尔，这群贩卖轴承的加州人在喝醉酒之后给领事馆打了电话，口齿不清地询问应该去哪里找“夜间娱乐”，海因斯捂住话筒，把问题向值班秘书重复了一遍，然后听到了塔米娅的名字。“最好跟着他们去，盯紧一些，”秘书并没有从报纸上抬起头来，“我是绝对不乐意因为这些蠢货和别的蠢货打架，就半夜到警察局去的。”
是她先接近海因斯的，一只苍白的麻雀，裹在印着棕红色涡旋纹样的长袍里。“和他们是一伙的吗？”她问，指了指喧闹不堪的人群。烟在他眼前蒙了一层绉纱，一盏接触不良的灯一直眨动，像只患病的眼睛。
“是的，”他想了想，“不是。”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
“思考什么时候才能走。”
“我的意思是，你在伊斯坦布尔干什么？”
“答案是一样的。”
她同情地拍了拍他的手背，问他想不想再要一杯酒，海因斯同意了。三个小时后，等他穿过凌晨的街道回到住处时，才意识到那位裹着彩色棉布的当地掮客应该早就知道了他是谁，为什么到这里来。狗等在门边，尾巴兴奋地抽打着地板。我们叫她阿尼卡，把她烧了，因为挖不开冻土。酒精把他困在一种疲劳然而清醒的状态里，非但没有帮他入睡，反而带起许多沉渣。深夜的日内瓦机场，候机室大门紧锁，乌灯黑火。停机坪周围荒芜的草地结了冰，原本漆黑一片，午夜过后云层散去，月光把它映成通透的银白色。他们一个在等华盛顿来的审查官，一个在等莫斯科来的贸易代表，像两个机械钟零件一样沿着跑道来回走动，免得冻僵。海因斯忘了安东说了些什么，大概是一个关于情报官员和鼻涕虫的笑话，他们都笑了起来，百分之二十是因为鼻涕虫，百分之八十是因为这个笑话多么无聊。一个光点出现在山脉上方，海因斯碰了碰安东的手臂，来打个赌，大个子，你觉得那是一架麦道，还是图…114？
那是架安…24，他们都输给对方五马克，并且发誓永远不再假装自己是民用航空器专家。
他思忖着自己处于普利斯科特的哪个分类条目下。调度员把他踢出了中情局雇员名单，康纳·海因斯现在是个初级领馆雇员，有一份三年期合同和干净的档案，一头被漂白的黑羊。他闭上眼睛，巴特戈德堡的暴雨击打着倾斜的窗户，从花园里拿上来接雨水的镀锌铁桶已经满溢出来了。他只去过安东的阁楼一次，天快亮的时候才冒雨离开，淋得透湿，在打字员惊异的目光下走进办公室。
他终于睡着了，狗守在沙发旁边，右眼上方的一撮浅色毛发就像小小的火焰。
两天之后，一张手写的卡片出现在蓝色信箱里，邀请他再次拜访烟馆。塔米娅崇拜互惠互利原则，海因斯并不反对，他或许有也或许没有参与了几次走私活动，而对方或许有也或许没有替他取得“登山工具”：伪造的护照，非法枪支，。
“还有一艘船，”他告诉莱昂，推开窗户，示意他爬出去，“注册在塞浦路斯，船主是希腊人，告诉他你认识麦卡伦先生，而且需要一个下层舱位。它会先停靠佩特雷港，然后再从那里去热那亚。把钥匙带上，在你手上比在我手上安全得多。”
莱昂抱紧了水管，枪柄顶着他的腰侧，“你呢？”
有人在砰砰地踢门，“我会追上来的。”海因斯说，关上了窗。
☆、Epi。11
11。
“老艾哈迈迪糟糕透顶的旅馆”正式的名称是河景旅馆，虽然周围既没有河，更没有值得一谈的景致。大门原本该在的地方只剩下两道蚀进墙壁的钉痕，走廊是个漆黑的洞穴，散发着垃圾腐坏的酸臭味。一个男孩蹲在唯一亮着灯的房间前，套着脏兮兮的罩衫，像只瘦弱的老鼠。安东踩上了碎玻璃，咔嚓一响，陷在一堆坐垫里的胖门房并没有抬起头，“二十里拉一晚，先付钱再拿钥匙。”
“我在找人。”
门房的目光短暂地从色情杂志上挪开，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找不到任何表明他是警察的蛛丝马迹，“滚。”
“我在找的住客很可能称呼自己‘麦卡伦’或者‘亚历克斯’，应该还带着一个年轻人，二十五六岁，有印象吗？”
“没见过这样的人。”
门口又传来碎玻璃的响动，穿着罩衫的男孩跑上楼去，把木楼梯踩得咚咚作响。安东关上门，走近了沙发。察觉到什么不对，门房像头肥胖的海象一样在坐垫里扭动，试图站起来。安东对着他的脸来了一拳，他摔下沙发，撞翻了茶几，滚到污渍斑斑的地毯上。
“现在有印象了吗？”
带血的唾沫流到胖门房的下巴上，是的，他记起来了，确实有那么一位先生，付了三倍价钱，叮嘱他不要对任何人提起一个字。河景旅馆接待过不少这种鬼祟的客人，因此麦卡伦先生并没有特别引起门房的注意。是的，一起来的还有麦卡伦先生的侄子，他们在三楼，不，先生，我们这里没有房号，三楼走廊，从左边数起第五个房间。
穿罩衫的男孩不见踪影，也许这里有别的出口。楼梯和走廊散发出强烈的霉味，不管他多么小心，受潮的木板还是在鞋底嘎吱作响。争吵声穿透墙壁，一个孩子在某处高声哭嚎。安东攥紧了枪柄，手心湿漉漉的，仿佛这是他第一次出外勤。那时候他二十二岁，刚刚离开列宁格勒到莫斯科来。任务本身相当直观，到这个地址去，爬一道围栏，撬开这个和那个档案柜，把这些和那些文件拍下来。他拿相机的手很稳，冷汗却浸湿了后背。
门卡住了，安东不得不踢了两次，举起那把托卡列夫33。然而他要找的人手上并没有武器，枪放在写字台上，太远了，海因斯也没有靠近它的意思。浴室门开着，里面空无一人。海因斯向他走近一步，停住了，离枪口不到半米，“塔米娅把我卖给你了，是吗？”
安东假装没有听到，“钥匙在哪里？”
“我不知道。”
“那个发报员？”
“你可以继续问五个小时，我还是不知道。”
“我没有时间玩游戏。”
“没人说过这是个游戏。”
“告诉我那个男孩在哪里，我并不想——”
“不想对我开枪？”海因斯看着他，“帮我个忙，这次瞄准一些。”
他仍然没有放下枪，这个姿态此刻显得异常愚蠢，一个空洞的威胁。
“‘索科洛夫有一种拳击选手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