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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裕宁倒在了余医生身上：“求求了，你要是喜欢，回去之后你带走。”
拆礼物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热，说白了，还是紧张的。
包装纸是浅蓝色的，上面印着烫金的星星，我拆得小心翼翼，生怕把包装纸弄坏。
拆到最后，我愣住了，转头看向唐泾川的时候，他也在意外地看着我。
我们俩送对方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我的手指轻抚着御守上的“健康”两个字，轻声说：“谢谢。”
这大概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礼物，也是他能想到的，最适合送给我的。
我能懂他为什么选“健康”，对于他来说，最希望的大概就是身边的人健康了。
那个御守在我手心发热发烫，我突然间觉得有点儿鼻酸，很想拥抱身边这个人，告诉他，我们都会健康长寿，等到老了，我还得跟他讨那个吻。
后来那个御守被我挂在车上，每天都看着它在眼前荡来荡去，就像唐泾川一直在我身边。
从日本回来之后，我又陷入了新一轮的忙碌中，但唐泾川每周去看心理医生，无论我怎么忙都一定陪着他。
这样，我们晃晃荡荡到了年底，到了周晓云去世一周年的日子。
周晓云忌日的前几天开始，唐泾川情绪很不好，我每天忙完就往他那里跑，可是连续好几天，他跟我都没什么话说，还时常发呆。
有一天我到他家，晚上九点半，屋子没开灯。
我还以为他没在家，结果路过厨房的时候听见里面有声音，进去一看，一锅汤，已经溢了出来。
我赶紧关火收拾好厨房，然后出去喊唐泾川。
他匆匆忙忙地从卧室跑出来，看见我的时候还愣了一下，随即才想起什么似的，冲进厨房，看见我已经关了火，松了口气。
他说：“我怕你回来的时候饿，给你煮了汤，结果一回房间就忘了。”
看着他这个样子，我担心得不行，半夜睡不着强撑着到了第二天，打电话给余医生求助。
余医生得知马上就是周晓云忌日的时候，叹了口气，劝我这段时间多关注他一点，他说过了这阵子就好了。
我有些急了，明明前一阵他状态已经好了不少，最近却开始反复，我的一颗心，重新悬了起来，就好像有一把刀，一直悬在头顶，我时时刻刻盯着，生怕它落下来。
周晓云忌日前一天的晚上，唐泾川在吃饭时突然问我：“水航，你说他们过得都好吗？”
我想起我爸，想起我妈说只要我能长大，他就一定在那边过得好。
我说：“其实我们都知道人死如灯灭，就像一缕烟，散了就散了，所有的他们好不好，都是我们活着的人在自我安慰，可是，我总觉得，他们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消失了，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永恒存在着，他们和我们融为一体了，我们过得好，他们就过得好，你说呢？”？？？？？？？
62
因为唐泾川，我学会了很多。
比如耐心，比如开导和安慰别人。
我说：“我爸刚去世那会儿我特别后悔，觉得这世界上大概不会有比我还不孝顺的儿子了。他活着的时候，我们俩一说话，不出三句，一准儿吵架。我想起他就烦，估摸着他想起我也是一样。那些年我躲在国外不肯回来，就是为了不听他那些絮絮叨叨废话。他总说我没出息，说他死了之后我肯定会饿死，我不服气，可那时候真的就是挺没出息的在混日子。后来他重病，癌症嘛，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我从来没想过以前能在院子里追着我打的男人竟然可以瘦得让我认不出来，有一次他说想晒太阳，但医生不让他出去，我就把他抱起来，坐到窗户前面。他以前特别胖，可是那段时候，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我觉得自己没怎么用力就把他给抱起来了。”
我从来没有仔细跟唐泾川说过自己家里的事，他知道我爸也是癌症去世，可关于这些话，我一个字都没说过，一来觉得，不是什么能让他开心的事儿，不说也罢，二来是，我也不敢轻易回头去看那段日子，因为无论过了多久，还是会难受。
已故的亲人是我们生命里一个再也无法填补的缺口，每一次的回忆都只能是叹息。
自从我们十月在那场火灾里重逢之后，三个多月了，要不是周晓云的忌日到了，我们一直都在对这些事尽可能避而不谈。
我想的是，既然是伤疤，就不要去揭，何必让伤口再疼一次呢。
可很显然，逃避对于唐泾川来说真的不是祛疤良药，那些他不说出口的事溃烂在他心里，让伤口无限蔓延，快要把他整个人都吞噬了。
余医生告诉我，有些时候，适当地发泄，有利于健康。
我继续对他说：“我记得那时候我爸晒着太阳跟我说，他特别担心我，虽然以前总是恨铁不成钢地骂我是我废物，但他其实希望我没有他也能过得好。他说那些话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妈爱保养，有时候还拉着我爸一起敷面膜做美容，我爸生病之前，得益于我妈的保养手法，皮肤很好的，五六十岁的人了，我妈总说他还像三十来岁意气风发的男人，就是胖了些。”
说到这里，我笑了笑。
唐泾川塞了一张纸巾到我手里，然后放下筷子，低头看着眼前的几乎一口没动的饭菜。
“那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原本充满了气的气球，不知道哪里漏了一个小孔，气一点点被放光，最后，气球瘪了。”我说，“他去世的时候还在跟我说，让我努力点儿，得撑起这个家，撑起这个公司，也得撑起自己的人生。后来我们在给他收拾病房的时候发现他写给我的一封信，我爸以前写字很漂亮的，可大概写那封信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字写得歪歪扭扭，有些笔画甚至看得出他写的时候手都在发抖。那封信没几句话，他跟我说，儿子，一个人的人生总是要走到头的，但是，这不是短跑，而是接力赛，我这条命的接力棒交给你了，这些年你爸我跑得挺努力，你可别让我前功尽弃，你爸我一直看着你呢。”
我以前一直觉得逝去的生命是瘪了的气球，是枯了的树叶，是被遗弃的坏了的时钟，可我爸告诉我，其实人生是一场接力赛，而他手中的接力棒已经塞给了我。
“我觉得他说得挺有道理的。”我对他说，“我们都失去过爱的人，都有好多遗憾，可是，如果我们被这种痛苦和遗憾束缚了手脚，从此站在接力赛的半途一动不动，你说，遗憾是不是会更多。”
我问他：“我说了这么多，你有什么想和我说的吗？”
他抬头看向我，眼睛泛红地说：“我很讨厌现在的自己。”
我皱起了眉，没想到他会说这个。
唐泾川盯着我，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对我说：“我甚至觉得自己恶心。”
“泾川！”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
“我想了很久，越想越觉得自己差劲。我是个男人，可是现在变得软弱矫情。人这一辈子谁还没受过点打击呢？为什么我就走不出来？”他情绪激动得嘴唇都在发抖，“我每天洗脸的时候一抬头就能看见镜子里这张灰突突的脸，好几次我差点儿对他破口大骂，我想问问他为什么别人都能做到的事我却偏偏做不到。”
“泾川，不是那么回事，每个人都有自己过不去的坎。”
“不是，”唐泾川说，“是我没用，你为了我费了那么多心思，我却依旧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本来我以为自己已经快好了，可是这几天我开始每天做噩梦，每天的梦都是他们在我面前不停地死去，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死在我面前我却改变不了任何事，我救不了他们。”
唐泾川眼泪直流，看着我：“昨天晚上我梦见你也死在了我面前，我怎么喊你都没有反应，我真的受不了了。”
一年了。
距离周晓云去世整整一年。
确实，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生命中遇到数不清的挫折打击，这些挫折打击都成了我们身上的疤痕，有些疤痕很快就不留痕迹地消失了，有些却永远地困扰着我们。
面对死亡，有些人可以很快走出阴霾，有些人需要很长时间去接受，更何况，唐泾川情况特殊，他在半年之内失去了自己所有的亲人。
他应该走出来，但任何人都不该要求他立刻就好起来。
用余医生的话来说就是，一连串的打击让唐泾川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自我怀疑中，这种来自内在的不确定，比外部的伤害更致命。
这是心理问题，不该被他自己和外人诟病。
我走过去，把他拉到窗边。
虽然是冬天，虽然刚下过雪，但依旧阳光明媚，我说：“你知道噩梦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就是它会醒。不管噩梦让你多痛苦，在你睁开眼的一瞬间你就已经摆脱他了，就像你的梦里我死了，可你醒了过来，我还在，所以，为什么要继续被它困扰，难道不是应该开心吗？”
冬日的阳光把我们俩裹得严严实实，刚刚在餐厅时冰凉的手脚都暖和起来。
唐泾川说：“可就是害怕。”
“怕个屁。”我笑他，“我比你还小两三岁呢，我命硬着呢。”？？？？
？？63
我突然觉得自己在打仗，就是手无寸铁地出现在硝烟弥漫你却看不到对手在哪里的战场。
这很令人惶恐不安，时不时就有难以控制的无力感蔓延到全身，但我依然丝毫不想逃跑，而且，前所未有的想赢。
我很清楚，在很多时候，局外人说上千句万句安慰开导的话对于当事人来说都丁点儿不起作用，当一个人的病因发生在内心之中时，想要解决它，也必须从自我入手。
这还是两年前陶裕宁告诉我的。
那时候我被手里乱如麻的工作搞得有些头大，整天怀疑自己真的是个废柴，可别人都说其实我还可以，在短时间内接手公司并且把它管理起来，本来就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儿。
可那会儿我根本听不进去别人的劝导，一心觉得自己是废物。
当时身边的人都安慰我，唯独身为我秘书的陶裕宁一声不吭，闷头跟着我做事，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不说几句开解我的话，他说：“心结得自己解。水总，你目前的问题是自我认知出现偏差，别人说什么没用，得你真正发自内心认同自己才行。”
我当时就明白了，难怪那会儿别人越是安慰我我就越觉得着急心烦。
人要发自内心的认同自己，才能从自己铸成的牢笼里走出来。
就像现在的唐泾川，不管是我还是余医生陶裕宁，或者说一直不肯向我透露治疗内容的那个心理医生，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告诉他其实他应该开阔一些，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但如果他自己对此原本就十分抗拒并且不认同自己不认同世界，那这病，好不了了。
我能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直陪着他。
这就是我的战场。
因为唐泾川的那一个噩梦，我们接连聊了很多，甚至我开始给他编故事，说我以前都做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的梦。
他听着我说话，有时候没什么表情，有时候也会轻轻笑一下。
我不是医生，我治不了他的病，但至少，我还能说点儿闲话逗他开心哪怕片刻。
我们从正午聊到傍晚，他也偶尔会磕磕绊绊地跟我说说他的噩梦——真正意义上的噩梦和生活里的噩梦。
他说他还是没办法，尤其是这段时间，每天睁开眼就开始害怕。
我问他在怕什么，他说怕活着。
周晓云的死是他糟糕人生的开端，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太大，以至于成了阴影，笼罩着他，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