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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题外话，现在还是谈麦家。我所了解的仅仅是写作中的麦家，有时我们会在电话里谈很长时间，这种关于写作的交谈使我意识到，偏执狂是软弱的，很少有人像麦家那样敏感地经受着自我怀疑的磨砺，他在这方面非常接近于《解密》中的容金珍：求解一个答案的过程证明着人的强大和人的渺小。
当然，也许写作过程大致都是如此，每个真正的作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容金珍，有所不同的只是，麦家和他的导师博尔赫斯一样，把写作行为本身当成了世界本质的某种演练，或者某种暗示③……
文／李敬泽
①我一直在追求文本的趣味性，也许是复杂性，现在我落下的每一个文字或许都是一种证据。我要说一说本文的“身世”，因为本文和这里应该放的文章明显存在着一定距离，我将陈述的就是想拉拢这个距离。是2003年春，我给《山花》杂志投了一篇小说：《让蒙面人说话》。不久，我接到何锐主编的电话，表示了他对该小说的好感，并决定他们将放在一个特定的栏目推出。所谓特定，就是要配发一篇有关我和我小说的印象性的东西。谁来写这文章，何主编给我自己定人的权力，但我确定了人后，他又认为此人的名望薄了些，不适合，并提议我最好请敬泽先生来写。我说他我可能请不动的。何主编倒爽快，说那你不管了，我来落实吧。果然就落实了，就是此文。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它对我有远距离又真切的关怀和指明。这次《解密》再版，编者希望我做个跋记，我以此代劳，恰好证明我对此文的偏爱，同时似乎也说明我不擅长作这类文章，甚至还有点畏惧。
②《解密》于我似乎不像一部小说，而更像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本身具有小说的某种特性：曲折、离奇、辛酸、复杂、迷离、寻寻觅觅、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后基本上是苦尽甘来，有个善良的结局。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是清晰地记得动笔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当时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是马上面临毕业离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学都在为即将离校忙碌，我却发神经似的坐下来，准备写一个“大东西”：这就是《解密》的最初。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的举动，暗示我将为《解密》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最终要用“十余年”来计。十余年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段光阴，一部人生，其间我有的变异早已把我变得不再是曾经的我。这些年，我经历的变动之多之大决非常人所有，首先从身份上说，我就经历了几重变换：解放军、武警、转业军人、国家干部、有职无业人士等；从居住地说，经历了从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频繁迁居”；从做人的意义上说，又必然地经历了诸多人生大事，比如恋爱、婚姻、生子、贫穷、病痛——有一次，我从双杠上开玩笑似的摔下来，居然离瘫痪只剩一步之遥，我经受了长达半年的复杂的治疗和锻炼，总算赢得了一个“只是偶有不适”的好下场。总之，我的命运不能给《解密》一个好的机遇和待遇，然后它还以我颜色，让我受尽折磨，似乎也合情理。因为受尽折磨，我多次打算要抛弃它，从6万字的草稿中理出一个2万字的短篇（即《紫密黑密》，发于《前线文艺》1994年春季号），再从11万字草稿中整出一部4万字的中篇（即《陈华南笔记本》，发于《青年文学》1997年9月号），都是我曾想放弃的证据。但每一次放弃都不成功，因为它在我心中长得太深了，我已经无法将它连根拔起，正如一棵盘根错节的树，你即使拦腰砍断树杆，来年照样要生出小树枝。就这样，《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过来了，其步履是那么蹒跚、难看，但蹒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几分不畏的执拗。我深切感到，在创作《解密》的过程中，我性情中的所有优缺点都被最大地显现了。所以，我几乎固执地认定，这不是一次写作，而是我命运中的一次历险，一次登攀，一次宿命。正因此，我对《解密》情有独钟，它几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是我命运的一部分，是我的苦难，是我的幸福。也正因此，我对为《解密》有今天的成功而曾给予过我各种帮助和关爱的家人、朋友、编辑、作家和评论家，以及部分与我有联系的热心读者，都怀以特别的感动和记念。
③有人说我，把写作当作生活来生活，这是弱智的表现。我知道，这是在指责我生活的寡淡。生活中，我除了迷恋小说之外，几乎别无嗜好，寡淡得近乎弱智。我将大把大把的时间和内心纷纭的热情、愿望、秘密都变成了文字，同时也把自己基本变成了一个苦行僧。我不觉得这是愉快的，但我无法改变自己。我像一个瘾君子不能返回到从前一样，只能以当下的姿态继续不变地熬过我未来的每一个白天和夜晚。不变是无奈，也是痴迷。我要安慰一下辛苦的自己：一个有为者的人生总是在无奈和痴迷的交加中度过的。有人想不痴迷又有为，并且似乎已找到各种聪明的途径，说真的我一点也不羡慕。有什么好羡慕的？在我看来，聪明的价值不见得比弱智高，甚至，聪明的价值经常是负的。
麦家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