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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贾斯蒂夏似乎不太愿意相信鸦片商们了解这些情况，或者说，她仍然愿意相信鸦片商们还有一些良知。她写道：“如果富有的鸦片商人能亲眼看到这些悲惨的场景，他可能会了解他可怜的顾客如何终结他们的人生。而且，在成千上万的例子面前，如果他会结束自己的投机生意就好了！”
贾斯蒂夏提供的数据说明了鸦片走私的情况在1816年至1836年间的中国有多么严重。根据她的数据，1816年，中国消费鸦片3，210箱，价值365。7万英镑；1825年，消费鸦片9，621箱，价值760。8万英镑；1832年，消费鸦片23，670箱，价值1533。8万英镑；1836年，消费鸦片77，111箱，价值达到1790。4万英镑。
贾斯蒂夏的数据与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在1842年7月收到的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数据出入不大。根据这份报告，从1799年到1816年，中国年均进口鸦片不超过3，000箱，在1821…1822年间为4，628箱，在1825…1826年间为9，621箱，1832…1833年间为21，279箱。但是，报告中有关1836年的数据则与贾斯蒂夏的不同，为26，200箱。根据这份报告的数据，1839年，中国进口鸦片的数量超过3万箱。
无论是根据贾斯蒂夏的数据，还是根据皮尔爵士的数据，在1816年至1832年间，鸦片的销量增长了8倍，而每箱鸦片的价格却大幅下降：在1816年，每箱鸦片的价格约为1140英镑，而到了1832年，每箱鸦片的价格降到了647英镑左右。
之所以会出现这两个现象，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嘉庆帝禁止在国内种植鸦片的旨意，刺激了国外的鸦片种植，提升了鸦片商往中国贩运鸦片的兴趣；其二，除了传统的产于孟加拉的巴特那鸦片（patnaopium），大量产于印度中西部地区的马尔瓦鸦片（malwaopium）进入了市场；其三，1834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结束，许多私营走私公司涌入市场。
因为对华贸易十分有利可图，很多英国商人和公司一直在抱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他们成功地让『政府』和议员们相信，结束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对华贸易带来的好处非但不会减少，而且会大大增加。
1833年8月28日，在英国首相查尔斯·格雷的努力下，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正式结束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这项法案的生效日期是1834年4月21日。在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的力荐下，1833年12月9日，律劳卑勋爵被任命为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而驻华商务监督负有如下职责：
以贸易为宗旨，看管并保护居住在中国的英国国民的利益；在权限范围内向他们提供建议、信息和帮助，以使他们的商业交易行为安全并且成功；尽力保护他们在中国设立的所有合法事业得以和平经营。
此后，作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商务监督开始主管英国的对华贸易。与东印度公司高管不同，驻华商务监督有权指挥驻广州的海军。东印度公司的唯一目的是贸易，而商务监督则还需要捍卫英国的国家荣誉。因此，以前可以在东印度公司内部消化的冲突，比如“海王星号事件”等，此后都将上升到外交关系层面。
因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有保护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英国商人的职责，我们不难想象，无论是出于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考虑，这些商人都会在与商务监督的交往过程中，极力建议他打开中国的门户，如果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就通过武力的方式——这些商人对中国的军备情况知之甚深。因此，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的结束，不仅带来了更多的鸦片，也带来了更多的冲突，这些冲突最终演化成为一场战争。
贾斯蒂夏对在广州的清朝官员的描述，有助于我们理解鸦片禁而不止的原因：
广州以及沿海其他地方的清朝官员都是鸦片吸食者。给海关大楼的官员送一箱鸦片，就足以贿赂他们同意卸一整船货。直到北京派出了一位特使，并且得到称职的官员们的支持，中国的皇帝才能做一切有效的事情，并几乎彻底结束这种邪恶的买卖（infernaltraffic）。
《新西兰殖民者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则如此写道：“中国当局表面上禁止鸦片的进口和吸食，但从未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措施去终结鸦片贸易。相反，中国各级官员都鼓励这种交易并从每箱鸦片中得到一定比例的抽成，虽然他们有时会发布公告表示反对鸦片贸易。”
西方人试图从文化的角度解释在东方大行其道的吸食鸦片的恶俗。我们很难判断这种解释是对鸦片贸易进行的辩护，还是纯粹的学术探讨。1840年12月1日，澳大利亚霍巴特市的《快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
从土耳其到中国，鸦片的使用几乎是普遍的……鸦片的使用似乎与东方人的习惯相一致。他们一点也不喜欢交际的乐趣，宁可选择独醉也不愿意大家一起畅饮……土耳其与中国使用鸦片的方式有些不同。土耳其的方式是吞食一定数量的鸦片『药』丸……中国的方式则是先将鸦片放入水中熬煮，然后提炼、晾干，再放入烟管中，就像我们吸烟一样。
这篇文章还试图让人相信，吸食鸦片就像饮酒一样，只要不过量，对身体不会有太大伤害，有些人甚至大量吸食鸦片也不会有事：
有人谈到过一个土耳其人的例子，他每天喝30杯咖啡，抽60管烟草，吸食3打兰鸦片，而他的固体食物只有4盎司的米饭。琼斯博士（dr。jones）在他写的《揭开鸦片的奥秘》一书中说，他知道在英格兰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每天都习惯吸食2～6打兰鸦片，他还听说有个人一天要吸食2盎司鸦片，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未被超越的记录。
这篇文章表明，当时的中国社会已完全认识到鸦片的危害：
清朝『政府』充分认识到鸦片贸易的巨大危害……不同的官员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他们对所有这些事实都了然于胸……他们的伦理学家著述反对它，它成为了画家们的题材。《中国丛报》刊登了一位中国画家画的系列画，这些画作展示了吸食鸦片者从健康走向贫穷和死亡的过程。这些作品中的想法以及绘画方式与荷加斯的《堕落的过程》惊人的相似。
第14章 禁烟纪事（）
随着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冲突日益加剧，中英两国之间爆发战争似乎无法避免。林则徐领导下的禁烟运动成为了导火索。
林则徐，福建侯官人（今福州）。《清史稿》说他“少警敏，有异才”。嘉庆十六年（1811年），26岁的林则徐中了进士。他历任杭嘉湖道、淮海道、浙江盐运使、江宁布政使、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职务。主持禁烟运动之前，他在湖广总督任上。
1838年12月27日，道光帝在给内阁的上谕中说：
鸦片烟流毒传染日深，实堪痛恨！屡经降旨，饬令中外严拿惩办，乃近来此种痼习，不但军民人等纷纷渐染，世职官员，竟亦相率玩法！节据步军统领衙门查获犯案之男爵特克慎、候补监大使春龄、伯爵贵明，均经刑部分别按律治罪……嗣后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倘仍不知悛改，一经查拿，定行严办，绝不宽待！
两日后，即12月29日，道光“命湖广总督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以表示对这位即将托付重任的臣子的恩宠。再两日后，即12月31日，降谕旨：“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禁烟运动正式开始。
较早报道禁烟运动的西方媒体是《新加坡言论自由报》。发表于1839年4月26日的一篇文章写道：
在广州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发现，温和的举措无法实现他努力想实现的禁烟的目标。3月12日，他发布了停止与外国商人交易的命令，所有停泊在黄埔的船只都被禁止开仓或者离港。3月18日，这位钦差大臣发布了一项特令，要求外国商人在三天之内交出停泊在伶仃洋及其他地方的船上藏有的所有鸦片，并且声称，如果他们不服从，他将砍掉两位行商——浩官（howqua）与茂官（mowqua）——的脑袋。
需要指出的是，文中关于3月18日的特令的内容并不完全准确。根据《悉尼论坛报》在1839年8月2日刊登的这纸特令的全文译文，林则徐要求英国人在三日内作出答复，并且准备好上交鸦片的文件。而据林则徐在3月18日发布的《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林则徐“令洋商伍绍荣等到馆开导，限三日内回禀，一面取具切实甘结，听候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示期收缴，毋得观望诿延，后悔无及！”
综合西方媒体的报道，3月21日，即林则徐给出的3天期限的最后一天，广州英国总商会（thegeneralchamberofmerce）召开了会员大会。会上讨论了林则徐的公告，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深思熟虑后的意见上报给了总商会。总商会在作出决议后，立即将决议内容传达给了行商。
当晚10点，全体行商都来到商会。商会成员立即与他们开会。行商们说，在接到商会决议公函之后，他们立即亲自将它呈交给了钦差大臣。但钦差大臣表示，除了交出鸦片，别的事情都不能让他满意，并且决定要在次日早上审判行商。
根据林则徐《信及录》的记载，3月22日，林则徐发布了“饬拿贩烟夷犯颠地”的命令。这份命令写道：
查颠第即颠地，本系著名贩卖鸦片之『奸』夷，本大臣到省后，即欲委员前赴夷馆查拿究办，因该府县等面禀，夷馆中各国夷人畏法者尚多，非尽如颠地之『奸』猾，请先分别良莠，再行查拿，是以先令洋商赍谕前往开导，令将烟土呈缴，并具永不夹带甘结，尚可宽其既往，其不缴者立即惩办。去后，兹复据该府县等面称，“闻得美利坚国夷人多愿缴烟，被港脚夷人颠地阻挠，因颠地所带烟土最多，意图免缴”等语，是该夷颠地诚为首恶，断难姑容，合亟札饬、拿究……法在必行，速将颠地一犯交出，职候审办。
文中提到的“颠地”，指的是英国大鸦片商邓特（mr。dent）。综合西方媒体的报道，3月22日，英国商会曾努力劝说邓特顺应钦差大臣的意愿，赶紧进入广州城。但邓特表示，除非钦差确保他的安全，否则他拒绝这么做。
次日，身着锁链的吴浩官与卢茂官与其他被脱下官服的行商一起去了邓特的家，并告诉他，如果他不立即入城并在钦差面前接受检查，其中两位行商在晚上之前肯定要掉脑袋。于是，商会又立即召集会议。在会上，外商们的普遍意见是，除非邓特的生命安全不会受到威胁，否则，他不应该进入广州城。
24日下午6点到7点之间，英国驻华首席商务监督义律带着英国女王的权柄到达广州，并马上在英国领事馆召集所有外国人开会。义律说，他已经得到英国人被拘禁在广州的消息，他对广东省『政府』会公正并且温和地处理这件事已不再抱有信心，继续与中国进行安全、有尊严并且有利的交往已不再可能，他要求所有英国船只都驶向香港，并挂起英国国旗，准备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