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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等省份，纷纷征调糜饷劳师，此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林则徐、邓廷桢着交部分别严加议处。林则徐即行来京听候部议。
而据《清史稿》的记载，林则徐来到北京之后，“寻议革职，命仍回广东备查问差委”。次年6月28日，道光帝再斥林则徐“乃办理诸未妥协，深负委任……着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19世纪早期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通过丹麦裔法国地理学家、著名记者康拉德·布伦在1824年出版的《世界地理》一书也可以说明。这本书对中国社会虽不无偏见，却也有一些颇为独到的描述。他的某些描述甚至可以与鲁迅的某些观点契合：
从道德的角度考虑，我们很快就觉察到，中国人具有与奴隶、制造商和商人一样的品德和恶习……中国人是一群被驯服的、遵守纪律的未开化的人。他们很少放下像奴隶急于取悦主人那种奴颜婢膝的样子。他们很少表现出一丁点的粗鲁或热情的举止……简言之，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的一个观念就是顺从。
他说，中国的百姓通常不会反抗。他们虽然聪明，却没有反抗的勇气，他们甚至认为卑躬屈膝地趴在主人的脚下可以更安全地保护他们珍贵的财产。但是，在快要饿死的时候，农民们经常会冒着上绞刑架的危险行拦路抢劫之事。“当他们打败前去镇压他们的官兵时，谈判与招安会随之而来，但他们也可能继续在当地占山为王”。
康拉德·布伦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评价是：“最绝对的那种专制已经成为习惯，或者成为父权『政府』的外在形式……趋向于限制王权的唯一制度是，官员们有时被允许以非常谦卑地姿态就『政府』的错误向皇帝进谏。”
他显然已经注意到清廷内部的民族矛盾，因为在讲到明朝的灭亡时，他说“这个国家最终落入外族征服者——满洲人（themantchoos）——的手中”。这种民族矛盾对西方人而言早就已经不是秘密。正如前文提到的，有的英国媒体甚至以拯救汉人脱离外族的控制作为发动鸦片战争的借口之一。
康拉德显然也注意到清朝内部的阶级矛盾，因为他十分清楚清朝官吏的权威，以及国民在这种权威之下的艰难生活。
他在书中写道：“与赐予他们权力的君主一样，官员们也享有绝对的权力。”而这种绝对的权力表现在，官员们可以随意蹂躏百姓，“有上百个刽子手为他开道……如果有人忘了退避三舍，他将遭受皮肉之苦”。当然，官员们有时也自身难保，“但凡他们有丝毫敷衍塞责，皇帝也会命人对他们施以杖刑”。
至少从康拉德时代开始，西欧人不再相信伏尔泰对清朝官员的美誉之词。这位比康拉德年长60岁的著名法国思想家以为清朝官员都是哲学家，沉醉于美妙的自然宗教之中，极富同情心，像父亲一样关爱他的子民。康拉德则说：
他们并非是一群正直而精力充沛地捍卫着神圣的自由和正义的希望的爱国者。他们只不过是围绕在彻头彻尾的暴君周边的卫星。因为俸禄很低，他们总是通过无理的勒索满足自己的欲望。
他甚至发现了中国封建专制独裁者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剥夺国民自由表达的权利，剥夺国民形成新思想的能力。他认为，与法语、英语等欧洲文字不同，难学难懂的汉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阻碍思想传播的作用。
必须说明的是，康拉德书中的观点并非绝对原创，而是基于许多汉学前辈的贡献。比如，书中有关中国社会习俗及政治制度的内容，就借鉴了法国汉学家德圭格尼斯——他的儿子也是汉学家——的许多素材。有关中国语言方面的内容，则借鉴了另一位法国汉学家傅尔蒙的著作。
当然，无论是德圭格尼斯父子还是傅尔蒙，或者其他欧洲汉学家，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也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之上。
第18章 汉学：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
正如本书开篇所言，早在马可·波罗那个年代，即公元13世纪末14世纪初，欧洲就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但是，真正系统的研究，是从16世末开始。当时起着主要作用的，是以澳门圣保罗大学（st。paluscollege）为基地将西方文明引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前文提到过的利玛窦。
西方公认的第一位汉学家是尼古拉·米列司库。1636年，他出生于东欧的摩尔达维亚。在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争霸期间，这个东欧国家站在了俄国一边。1675年，米列司库作为俄国大使出使北京，并觐见了康熙帝。他在中国停留了三年之久。他写的《游记：从西伯利亚到中国边境》，以及上呈俄国外交部的共三卷的《旅行笔记及中国概况》，是西方人研究中国的经典素材。
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期间，欧洲人对中国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哲学、道德及法律体系以及美学方面的知识被欧洲汉学家传到了西方。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是当时西方学者们最热门的议题。在这段时期的欧洲文艺作品中，经常可以发现中国元素。比如，1755年，伏尔泰的剧本《中国孤儿》（lorphelindelachine），就是基于元代纪君祥创作的杂剧《赵氏孤儿》。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欧洲出现了第一家研究中国的机构——马国贤（matteoripa）在1732年创办的中国研究院（chineseinstitute）。这个学院是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前身。
马国贤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传教士。在1710年至1723年期间，他在中国停留了13年的。在中国，马国贤的名气远不如比他晚五年来中国的郎世宁响亮，但是，在欧洲的汉学界，他却是不得不提的人物。在从中国返回意大利时，他带了4名年轻的中国基督徒同行。在教皇克莱门特十二世（popeclementxii）批准建立的中国研究院中，这几名中国人教授中文，他们的学生是即将被派往东方的传教士们。
1814年，法兰西学院创设了中文和满文教席。自学中文的巴黎年轻人让·皮埃尔是这个学院的第一位中文教授，同时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中文教授。在俄国，曾在北京居住14年的传教士尼基塔·比丘林于1837年创办了第一所中文学校。
英国的汉学研究起步比法国晚。根据19世纪英国外交家及汉学家戴维斯的说法，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出使北京之后，英国人才开始系统地对这个庞大的、独一无二的帝国的语言、文学、制度及习俗进行研究。但是，英国很快就后来居上，成为西方汉学研究最权威的国家。
第19章 东印度公司：英国的情报中坚！（）
如果说法国、意大利或俄国对中国的研究，或者18世纪之前欧洲对中国的研究，起初主要是通过传教士们进行，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英国对中国的了解或研究，主要通过与中国有着贸易往来的商人来实现的。比如前面提到过的例子，通过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或船员们带来的信息，19世纪初的英国人就能从海盗肆虐、海防松弛、地方无能、社会动『荡』以至于皇宫竟被叛军占据等报道中大致了解到，同时代的中国正处于危机之中。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曾为东印度公司效力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分析：
大家知道，近代中国人极轻视国外贸易，不给予国外贸易以法律的正当保护。以一切邻国陷于贫困境况为目标的近代外国通商原则，如果能够产出它所企望的结果，那就一定会陷国外贸易于不被人注意、不被人重视的地位。
除了对日本，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只经营国外贸易。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海港，亦不过一两个……更广泛的对外贸易可以使中国的制造业大大增长，能极大提高其制造业的生产力。
商人在情报的收集和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近现代史——当然包括晚清史——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与商人在欧洲的政治地位有关。
至少在20世纪初以前，欧洲的商人比中国的商人要幸运。尽管在文学作品中，比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以及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商人备受戏谑和嘲讽，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是比较受到尊重的，因为与中国的情况不同，欧洲所具备的先天条件使贸易成为改善生活的主要途径。
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尤其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商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欧洲的商业与政治文化，使欧洲社会具有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阶级流动『性』”。丹尼尔·笛福在1726年出版的《地道的英国商人》一书中写道，在当时，绅士参与商业并不丢人，商人加入贵族行列也并无不妥：
简言之，英国的贸易造就着绅士，并已使绅士布满这个国家。因为就像那些出身最高贵和出身最古老的家族的人一样，商人的子辈——或者至少是孙辈——开始成为地道的绅士、政客、议员、枢密院官员、法官、主教和贵族。
这种阶级流动『性』使商人与贵族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似的利益”（asimilarityofinterest）。当商人也能成为英国下议院的议员时，这种“相似的利益”进一步得到加强。正是因为贵族与商人具有“相似的利益”，换句话说，正因为贵族和商人结成了利益共同体，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勋爵才不远万里出使中国。
正是因为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存在，欧洲商人所了解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对中国的态度，以及他们所希望的对华政策，就不再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也是政客和议员们的事情，同时也成为了国家的事情。
正是因为这种阶级流动『性』，或者说，正是因为利益共同体的存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建立起了一套高效的情报收集和处理系统。基于这套系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可以及时地发送到公司决策层的办公桌上，经过公司决策层或者专门的智囊机构——比如独立的汉学研究机构或者『政府』所属的汉学研究机构——初步分析后，又呈送到国家决策层的办公桌上，成为制定国策的基础。
重要的是，因为公司决策、国家决策建立在情报分析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公司利益、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报的可靠程度，以及情报分析的准确程度之上，无论是公司还是国家的决策层，都会要求基层情报提供者提供真实的信息，因为“相似的利益”的存在，它同时成为基层情报提供者的自我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情报收集及分析处理过程中对真实『性』的追求，与情报对外公开发布时的真实『性』是不同的概念。出于各种目的或动机的考虑，比如出于党派斗争或集团利益的需要，公开发布的情报往往已经过修饰。
而在专制国家，比如大清国，因为个人前途往往取决于上司的喜恶，因此，欺上瞒下成为一种必然文化。于是，最高统治者看到的信息往往与真实情况相距甚远，而依据这些信息作出的决策往往误国误民。
通过制度安排，无论这种安排是有意为之，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再加上舆论引导，西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