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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斐尔提到了中国“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对军事改革的致命影响。他写道：
清朝『政府』让其子民相信，当兵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真正的荣耀要从文才能获得。千百年来，无数代人已经被灌输了这些想法。以这个观念为基础的优胜劣汰原则，使这个种族所有的尚武精神都灭绝了。
中国人惯于忍受苦难，苟且偷生。当然，如果被『逼』到绝路，他们也会反抗，反抗地方『政府』的压迫。但是，在这些背景下，他们的战争变成单纯的仇杀。他们的残忍令人震惊。中国绝对没有可以使士兵成为文明的代表的骑士精神，也没有可以创造英雄和民族领袖的团队精神（espritdecorps）。军事训练的唯一办法，是让士兵们恐惧的体罚。
在中国，文官优先于武官。武官处于相对的从属地位。在这种制度下，没有可以将军队与武装暴徒区分开来的精神。
根据薛斐尔的记录，在1881年前后，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军队“有一部分训练比较好”，配备后膛枪和野战炮的兵力大概有3。5万人，拥有大炮几百门。“他在渤海湾海岸有现代化的炮台，并以重型弹『药』进行武装。”但是，李鸿章并不懂得如何创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尽管他的军队或多或少由外国军官训练和组织，士兵们却总是被派到各处去忙公共工程，因此，军事教官努力想要创造的锐气与军事兵团精神总是不断地被破坏”。
就李鸿章的军队而言，上级军官由李鸿章委派，下级军官则是按月雇用，并经常被上级任意降级或体罚。“他们很听话……按月领薪，薪水和苦力差不了多少。没有正义的法律，没有类似军事法庭这样的机构”。
在薛斐尔看来，李鸿章的部队算不上真正的军队。当然，其他地方部队更是如此。他说，在创建真正的军队方面，中国遇到的第一个并且是无法逾越的障碍，是缺乏统一的民族感情。他不仅认识到中国的民族矛盾，还认识到地域之间的矛盾，认识到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壮大的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
薛斐尔将这些矛盾称之为政治分裂。而在中国的政治及行政体制下，政治分裂问题似乎很难得到解决。他写道：
这个帝国的政治分裂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阶层。各个省份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习俗，或者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或方言，使19个省中的每一个都不仅特点鲜明，而且彼此敌对。此外，每个省都由一位几乎独立于北京的总督管理……不可能让这些敌对的人们相信他们有任何共同的事业，也不可能通过让他们为任何共同的目的而奋斗来动员他们。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将看到，要创造一支国家军队将有多么困难。
中国海军的情况甚至更糟。薛斐尔在书信中提到，中国有4支不同的海军舰队，它们“彼此独立，没有联合或者统一”。
他具体提到了福建水师及北洋舰队。
福建水师成立于1866年，创立者是闽浙总督左宗棠及福州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在1867年至1874年之间，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mariegiquel）被聘为福建船政总监督。薛斐尔说，在日意格的管理下，福建水师“原本有望形成中华帝国海军的一支核心力量”，但是，日意格离开之后，“无论兵工厂还是舰队都正在衰变”。而三年之后的中法“马江海战”，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解，因为福建水师几乎在此战中全军覆没。
北洋舰队创建于1875年，创建者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而中国之所以创建这支海军，主要不是为了应对日本挑起的台湾问题，而是基于“与俄国交战的迫在眉睫的压力”，目的在于保护北京。薛斐尔对李鸿章的办事效率颇为赞赏，因为他“在一两年时间内就已经集合了一支大约拥有12艘战舰的海军”。
但薛斐尔却并不认为李鸿章懂得海军建设。他提到的例证之一是，在北洋水师，排水量最小的炮舰装配了最重的火炮（35吨）。“显而易见的是，为了使这支舰队真正有效，它需要一批聪明的人才，以及一个良好的组织。确实，这支舰队消耗了大量的资金，它让清朝『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让整个世界——产生错觉，使他们以为清国真正拥有了海军。但是，清国行政体系的恶习和弱点渗透到了军队之中”。薛斐尔在书信中写道，清国的海军军官们没有军衔，缺乏团队精神，缺乏海上经验，缺乏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缺乏勇气和锐气，而且，来自不同省份的船员之间不和，在这种情况之下建立的海军只能让人看到“深层的根深蒂固的行政腐败。所有这些结合起来抵消了船只的质量，使它们作为一支战斗力量毫无价值”。
在他的书信中，这位美国将军毫不隐晦地提到“外国海军军官的阴谋和嫉妒”，他认为他们“增加了这个组织的固有缺陷”。薛斐尔写道：
总税务司——一位英国人——除了在海关事务方面有很大的权力，还要管理海军。在他的影响之下，购买的是英国建造的船只。而当这些船只抵达中国时，天津海关专员——一位德国人——设法获得了对它们的控制权。海关总税务司的三名属下，他们是前英国皇家海军的“准军官”，已经当上了中国海军提督的顾问。两名前法国海军军官被高薪聘请，可是，他们的具体任务却并未说明。来自三个国家的外国人彼此嫉妒。他们全都蔑视中国人，却渴望控制中国的海军……李鸿章在所有事情上都很精明，但外交事务除外。他或多或少是这些雄心勃勃的人的谄媚或诡计的牺牲品。他们使他相信自己有了一支海军。
在薛斐尔看来，清国将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不会有积极的收获。“西方列强的大使们在注视着清国发展军事或海军实力的每一个行动。他们决定不让清国继续往前发展。他们让自己的选民得到高额的利润，让自己的同胞当上军官。在和平时期，这支舰队是取悦这位总督的玩具，在战时，它将是敌人的战利品”。
薛斐尔的评论很快就将再次得到证明。
清国的政治体制，决定其朝鲜战略必然是失败的；清国对“海权”的无知，又决定了其日本战略是失败的。正是这些战略上的失败，帮助日本人创造了奇迹。
第44章 保朝鲜，保颜面！（）
1860年遭受的屈辱并没有完全摧毁“天朝”的尊严，因为朝鲜、琉球等属国仍仰其鼻息，“上国体制”仍在。但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最终将覆盖在“天朝”脸面上的那层阻碍其正视现实的薄纱扯下。
朝鲜之臣服于清国，始于1637年。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努尔哈赤兴兵之时，作为明朝属国的朝鲜曾“屡抗王师”，皇太极崇德二年（1637年），“再入其都，国王面缚纳质，永为臣仆，自此东顾无忧，专力中夏”。
在清国强盛之时，这种宗主国与属国之间的关系不存在多大的问题。但是，随着清国日渐式微，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这种关系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挑战者主要是日本与俄国。
日本对朝鲜觊觎已久。为了控制朝鲜半岛的南部，获得朝鲜的先进技术和铁矿资源，早在5世纪的时候，处于“古坟时代”中期的日本就曾入侵朝鲜，与高句丽政权进行过数次战争。此后一直到19世纪，日本对朝鲜的侵扰断断续续，从未绝迹。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抵制来自日本的威胁，朝鲜才甘心臣服于明朝。
俄国对朝鲜的野心始于19世纪。在19世纪之前，俄国最大的兴趣是往欧亚大陆西部的欧洲以及中亚地区扩张，但是，因为无法突破英法等国的封锁，它转而向欧亚大陆的东部及东南部扩张。在大清疲于应付两次鸦片战争的时候，俄国人充分利用了朝廷在外交上的无知与无奈，在1858年与清廷签署了《瑷珲条约》，未大动干戈就使得清廷自动放弃东北亚地区的一大块领土，在太平洋西岸的海参崴得到一个极具战略价值的港口。而这个甜头又进一步激起了俄国南下扩张的冲动，它想在朝鲜获得几处港口。
1894年8月10日，《夏威夷公报》刊登了的一篇由19世纪美国著名地理学家、政治评论家塞勒斯·亚当斯撰写的文章如此解释朝鲜对于俄国的战略意义：
多山的半岛往大海延伸，几乎可俯瞰日本。朝鲜半岛占据着最有意义、最为重要的地理位置。这是俄国渴望占有她的原因之一……这里土地肥沃，但只有小部分被开垦。在人迹罕至的河谷和深山之中，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世界上最好的一些港口位于朝鲜沿海，俄国只有海参崴，她一直渴望得到朝鲜的元山和釜山，在最恶劣的飓风天气里，她的军舰可以安全地停泊在这些港口，也不用担心被厚冰阻碍。
俄国通过多种方式持续表明其对朝鲜的浓厚兴趣。在过去几年，俄国官员及其代理人一直在朝鲜领土上进行广泛的勘察。我们现在看到的像样的朝鲜地图就是俄国人画的。
相对于俄国，来自日本的挑战更为直接。1873年，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北京议约期间，曾诘问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朝鲜是否属国？当代主其通商事。”总理衙门回应说：“朝鲜虽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预闻。”
副岛种臣口中的“通商事”，指的是朝鲜对外开放贸易的事情。1863年，李朝哲宗去世后，贵族李应之子李熙即位，是为高宗，李罡应本人则成为“大院君”——李朝的摄政王。李罡应是一位极端保守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李朝奉行着十分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与清国之外的国家保持政治及商业往来。
闭关锁国的政策恶化了李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因为在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正努力打开亚洲市场，并已经在中国以及东南亚斩获颇丰。1854年——马修·佩里（matthewperry）率舰队叩关江户湾（今东京湾）的次年，日本德川幕府也放弃了闭关政策，与美国签署了《神奈川条约》，也称《日美和亲条约》，内容包括日本开放下田与函馆港口通商，美国在下田设立领事馆，以及救助美国遇难船员等项条款。
在日美和亲、清国衰弱的背景之下，李朝的闭关政策难以为继。
早在1844年，美国国会就拟定过打开朝鲜大门的草案。在日美和亲之后，打开朝鲜的大门成为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目标。1865年，美国海军派两桅炮舰“长公主号”（princessroyal）到中国，以保护美国在华利益。美国商人普雷斯顿（w。b。preston）与在天津的英国公司梅多斯商定派这艘炮舰去朝鲜。他们将这艘炮舰改名为“谢尔曼将军号”（theussgeneralsherman）。次年8月，这艘船从烟台出发前往朝鲜。它沿大同江而上，几乎航行到了平壤。9月初，当它因江水变浅而搁浅时，李朝军队对这艘不请自入、拒绝离开的炮舰进行了突袭。最终，这艘船被朝鲜人烧毁，船员登岸后都被捕杀。
1871年5月，美国海军将军罗杰斯（johnrodgers）再率5艘军舰，舰上有1230名士兵、85门大炮，从日本长崎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