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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大吏主持，后者则令出九五之尊。至于变法的具体内容，则除却政治体制及礼教根本未敢有动之外，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包。
西方媒体对此多有报道。比如，6月16日，变法开始之后的第6天，一条发自伦敦的报道将变法视为“中国正在觉醒”的信号，对清朝『政府』推动商业发展的措施极为赞赏。9月2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则将变法称为“中国进步”的标志，是“对现代文明的觉醒”。
对于这次变法，西方媒体早有预见。1898年3月27日，英国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北京记者在一篇题为《中国：当下与未来》的文章中写道：“中国能够并且将要进行改革。”文章说：
这里的大多数人确信，中国正在经历她命运中的一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远东的整个命运取决于她应对危机的结果……中国能够并且将进行改革。这是对中国观察最久、最深的那个人的观点。罗伯特·赫德——他63岁的生命中有44年在中国度过——对这一点毫不怀疑。在清廷效力了30年、担任同文馆校长并且对中国文学及哲学研究极有造诣的马汀博士也同样有信心。外部压力对中国有好处，但这个国家需要和平。中国人自己很清楚，他们正立于悬崖边上。
但是，众所周知，这次改革尝试最终失败了。至于失败的原因，西方媒体倾向于认为是俄国与英、日二国竞争的结果。
9月21日，变法失败当日，英国《每日邮报》驻北京记者发布一条消息说：“慈禧太后对俄国的被动、李鸿章的降级以及英国驻华大使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在李鸿章降级之后的态度十分愤怒。她已经接见俄国驻华公使巴布罗福，并与之长谈了几次。”
9月23日，美国《盐湖城先驱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突然发生的政变据说是因为慈禧太后要阻止伊藤博文成功完成其使命。这位日本政治家最近来到了北京，其目的是使中国与日本结成攻守同盟。”
9月25日，《泰晤士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写道，“后党”（thedowagerempressparty）早已与俄国人达成了谅解。考虑到俄国的利益，俄国人支持满族人继续坐江山。“根据双方的协议，从1897年开始，在慈禧太后的懿旨下，所有满族高级官员及军官被逐步更换，这是导致慈禧与光绪帝摩擦的根源”。
需要交代的背景是，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皆被解除。但是，因为对外交事务比较了解，1896年2月，他以文华殿大学士、头等公使身份奉命出使俄国，参加28岁的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将在当年5月举行的加冕典礼。他还奉命顺道出访英、法、德、美四国，“以固邦交”。随他出访的有“熟于俄事”的副使邵友濂，以及“兵部主事于式枚等十员，副税司柯乐德等五员”。
根据《清实录·德宗实录》的记载，同年5月28日，皇帝采纳了御史张仲炘及总理衙门的建议，命李鸿章乘着出使俄国的机会，以同意俄国在东北铁路一事上的要求为条件，与俄国协商“改定税额”，以振商务。皇帝与诸大臣的考虑是，如果俄国能够答应，则树立了先例，“他国当无异议”，此事“裨益国计，良非浅鲜”。
6天之后，李鸿章与俄方签订所谓《中俄密约》，主要内容大体是中俄建立防御同盟，合力对抗日本，中国同意俄国的跨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境内，“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至于“改定税额”之事，却并未定在此《密约》之中。
自此之后，随着局势的进展，西方媒体基本认为中国朝廷分为两派，以慈禧和李鸿章等人为首的亲俄派，以光绪和张荫桓、康有为等人为首的亲英日派。
伊藤博文本人则认为中国保守势力的强大是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根据前述《盐湖城先驱报》发表的那篇文章的记录，9月21日，在变法诏书颁布之前，伊藤博文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光绪帝在9月20日以一种最诚恳的态度接见了他。“中国的皇帝说，他希望从伊藤伯爵那里得到有关改革的建议。但伊藤伯爵当时就担心，清朝官员们的懈怠与保守主义将废止改革，尽管他相信皇帝本人有改革的诚意”。
光绪帝确曾在9月20日接见伊藤博文。根据《清实录·德宗实录》的记载：“丙戌（9月20日），御勤政殿。日本国前总理大臣侯爵伊藤博文，署使臣林权助暨翻译随员等觐见”。
根据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中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撰写的回忆录，在威胁变法期间，康有为邀请了两名外国人担任皇帝的顾问，一名是李提摩太本人，另一名就是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抵达北京的时候，朝中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康有为正准备逃往上海。李提摩太写道：
在听到袁世凯投向了慈禧太后，太后掌握了军队的消息之后，伊藤博文说道：“太晚了。没有军队，皇帝什么也做不成。”他立即离开了北京。
伊藤博文的判断是十分正确的。9月21日，在派遣礼部尚书熙敬祭拜先师孔子之后，光绪帝向内阁下发了一道恳请慈禧太后训政的上谕。原文如下：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穆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弘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秋分，9月23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
10月23日，美国华盛顿州特区的《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对于王公贵族和朝廷官员们来说，这些改革措施“等同于革命”，因而无法容忍。
第58章 康有为出卖光绪帝（）
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西方媒体对维新派的命运一直十分关注。
1898年9月25日，“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四天，《泰晤士报》驻北京和上海的记者发布了一条消息：
张荫桓——李鸿章的敌人——被指控窝藏了康有为，已经被捕，现正在刑部接受审问。他将被褫夺所有公职，他的下马意味着李鸿章权力的增加。
官员们普遍欢迎慈禧太后重新掌权，老百姓则对此漠不关心。康有为被指控阴谋反对慈禧，已经被通缉。
康有为抵达上海吴淞口之后，很快就被安全地送上了“巴拉瑞特号”轮船（ballarat），这艘船第二天就要驶往香港。在昨天（9月24日）的采访中，他对我说，他周二（9月20日，变法失败的前一天）离开的北京。他的离开是遵照皇帝给他的秘密旨意。皇帝警告他处于危险之中，敦促他去请求那些关心这个国家福祉的人的帮助。康有为还说，变法的失败完全因为以慈禧太后和总督荣禄为首、包括所有高级满族官员的满洲党（themanchuparty）对皇帝倾向于维新派十分不满，因而决定让太后重新摄政。
康有为确信，如果没有英国的帮助，维新派就不可能压倒对手……英国现在有『插』手此事并重新让皇帝亲政的机会。
光绪帝帮助康有为逃生一事颇值回味。根据《清实录·德宗实录》的记载，9月17日，光绪帝在给内阁一道上谕：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念时艰，思得通远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不难从这份上谕中得出两个判断：其一，康有为是奉旨前赴上海；其二，如果这道上谕意在帮助康有为逃生，那么，最迟在9月17日，光绪帝已经知道维新改革的大势已去。
1898年11月7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引述香港的《中国邮报》（thechinamail）的报道说，光绪帝给了康有为两道密旨，其中一道说：“事态紧急，皇位恐难保。因此，你必须与你的朋友们仔细商议，想办法救我们脱困。我们彼此心照。我会耐心等待你们的帮助。”其内容与《泰晤士报》的报道基本相同。如果康有为所言属实，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皇帝是以“明诏”助其开道，以“密旨”命其逃生。但是，康有为将皇帝授予其“密旨”一事通过西方媒体公诸天下，显然违背了皇帝的本意。不难想象，康有为此举在自抬身份——无论是否有意——的同时，使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光绪帝陷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如果光绪帝是在9月17日知道大势已去，那么，他有可能是在向慈禧太后问安的过程中得到这个判断的。根据《清实录·德宗实录》的记载，9月16日，“上诣颐和园乐寿堂问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安。至甲申（9月18日）皆如之”。
9月16日，在向慈禧太后问安之后，光绪帝立即提拔了袁世凯。他在给内阁的上谕中说：“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众所周知，袁世凯在关键的时候倒向了慈禧太后那一边。
康有为抵达上海之时，处境已十分危险。9月21日，慈禧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康有为“工部候补主事”一职革去，并命步军统领衙门查拿康有为之弟康广仁“交刑部按律治罪”。9月23日的《华盛顿晚报》（theeveningtimes）援引一条发自上海的电讯说，上海道台已悬赏2000美元捉拿康有为。
康有为最终得以逃脱。他先是逃往日本，而后又去了欧美等国。他的得意弟子、维新派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梁启超也逃往日本，流亡海外。谭嗣同、康广仁、杨锐、刘光第等6名变法领袖则被斩首于菜市口，张荫桓则被流放新疆。
谭嗣同等变法志士的惨死引起日本人的极大关注。《纽约时报》刊登的一条报道写道，日本抗议中国和朝鲜近期处斩政治改革家们的野蛮做法。日本众多报刊都报道说，“仅仅因为那些杰出人物的政治观点，中国和朝鲜就将他们野蛮地处死了。作为东方唯一文明的种族，日本人必须带头停止这些不人道的惩罚”。
第59章 海外维新（）
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的维新派人士并没有停止他们的活动。1899年7月，他们在加拿大温哥华成立了“海外中国维新会”或称“保皇会”，以此作为开展保皇维新运动的组织机构。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这个组织的英文名称是“thechineseempirereformassociation”，意思是“中华帝国改革协会”。
1903年，海外中国维新会副会长梁启超访问美国期间，在纽约多耶斯大街（doyersstreet）的华人戏院作演讲时，曾向美国政军界人士及华人谈到过海外中国维新会的目标或宗旨。国内出版的梁启超的文集中，似乎没有将这篇演讲稿收录在内。根据1903年5月13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题为《梁启超谈中国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