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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笑道：“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高起和王陵认为“与天下同利”是刘邦战胜项羽的关键，而刘邦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能用人杰”。然而，后人在分析刘邦以弱胜强战胜项羽，取得天下的原因时，也大多偏重于“能用人杰”。
事实上，“与天下同利”绝不亚于“能用人杰”，对刘邦终成帝业而言，二者同等重要。毛｜泽｜东在谈到刘邦的成功原因时，就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这里，“决策对头”，其实就是“与天下同利”，因为“与天下同利”是刘邦一切决策的宗旨；而“用人得当”，是对刘邦的“此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的概括。
“决策对头”
项羽和刘邦等群雄推翻暴秦以后，地主阶级的迫切要求是重建一个新的封建国家，重建封建剥削秩序；农民阶级的迫切要求是要有这样一种权力来维持他们用流血牺牲争取到的成果，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休养生息。两大阶级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的要求，共同表现为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就是当时人心的归向，也是时代的需要。
在反秦斗争行将结束时，刘邦已经表现出他不仅高于群雄，而且高于项羽的不平凡的政治家的素质。他的见识要此别人的远些，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最能为面临的现实社会服务。
刘邦具备的善用人的特点，使他能对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为求得各方面的广泛支持，作了许多笼络人心的工作。入关以前刘邦招降了秦南阳守齮，以为殷侯。此举对秦的地方官吏起到收揽人心的作用，苑以西许多地方官吏纷纷投降。这些人的投降，一方面是他们看到了章邯被项羽所败，秦的大势巳去，只能如此；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看到刘邦能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禄，所因而愿意拥戴刘邦。正是因为刘邦能“与天下同利”，使各大小武装力量的首领，感到追随刘邦有“奔头”。
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率起义军攻破秦都城咸阳。进入咸阳之后，刘邦采纳了谋士张良和猛将樊哙的建议，把部队从咸阳撤了出来，退到离咸阳不远的灞上，并且关闭秦朝的库府，同时宣布废除秦朝的严刑峻法，还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原来秦朝政府任命的各级官吏一律保留原职位不动，继续维持社会的秩序。
刘邦的“约法三章”，这个政策是非常高明的，有两个方面重要的政治意义，一方面表示是西汉重建法律制度的开始是保护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因此受到了地主阶级的强烈拥护；另一方面也稳定了民心，使广大劳动人民能够安心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因此，这个政策是非常得人心的，刘邦得到了关中地区各个阶层的拥护与支持。史载，“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用以慰劳刘邦的军队，且“惟恐沛公不为秦王”。利益的重要性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汉高祖二年前205，刘邦在还定三秦后不久，把秦王朝在关中霸占的大量苑囿园池开放，“皆令人得田之”。因此，在不损害地主阶级利益的原则下，调整了关中紧张的土地关系，这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又有利于当时的军事行动。刘邦转战山东最初常常失利，“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又“转漕关中，给食不乏”，萧何之所以能够源源不绝地以关中的人力物力支持刘邦的军事活动，是上述符合经济发展的措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不论是平民百姓、普通士卒还是最高统帅，他们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益——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根据利益得失作出的反应。刘邦能够满足身边人对利益的要求，所以，那些人为他出生入死，攻城略地；他的决策也能适当满足天下人的利益诉求，所以得到拥护。可见，“与天下同利”作为决策的宗旨，保证了“决策对头”，没有犯像项羽那样的重大的政治错误。当然，刘邦的“与天下同利”，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他主要满足的是刘邦追随者和拥护者的利益与要求。这一点在刘邦称帝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用人得当”
西汉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兴盛的朝代。西汉帝国的创立者刘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出身一代名君的人物，正是这个“父弃兄嫌”的农村浪荡子，在秦末群雄并起、铲除暴秦、争夺国柄的斗争中，打败兵多将广、勇武过人、具有独压群雄之势的项羽，建立汉朝政权，奠定了两汉四百多年的基业。刘邦究竟有什么样的超人才智使自己由山野草民一跃成为一代至尊呢？初看起来，他的确文不能著书立说，武不能斩将攻城，可是他有一种常人所不及的本领，那就是善于用人。所以毛｜泽｜东认为“用人是当”刘邦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刘邦就个人的出身、威望、才能特别是在反秦战争中的作用而言，都远远不如项羽，但他极为重视人才，一旦发现有才能的人士，如萧何、张良、韩信、陈平、彭越、英布、郦食其、陆贾以及颇能指挥战斗的曹参、樊哙、灌婴等，无不采取各种策略招纳或笼络到自己的麾下，并大胆地提拔使用，做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选贤任能极大地弥补了刘邦个人的缺点和不足，甚至是道德品行上的瑕疵。在转变竞争劣势的用人实践中，刘邦突出的表现就是善御人杰，得人制胜。刘邦自己也总结说自己能战胜项羽是他善御“人杰”。按韩信的表述，是“善将将”。刘邦列举了使他获得成功的三大人杰——张良、萧何、韩信，而项羽只有一个人杰——范增。这就造成了双方高层人才竞争成三比一之势。曾是项羽部下的韩信，“数以策于项羽，羽不用”，后经萧何推荐，得到刘邦的重用。韩信被破例任命为三军统帅，屡建战功。萧何出身平平，“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受到刘邦的重用后却成了能臣贤相。刘邦本人无大智大勇，但他靠重用贤臣勇将而取得成功，足见其用才有方。而项羽不但拒用韩信这样的帅才，就连他身边谋深智广、对他忠心耿耿的老臣范增亦不能相容共事，关键时刻范增出走，高层人才竞争成三比零之势。这时，从人才学的观点来看，项羽最后惨败于垓下、自刎于乌江也就不足为奇了。
善御人杰，这比一般意义上的善于用人又推进了一大步。项羽仁而爱人，而对范增这个智慧高出自己的人杰却容不下，所以仁而爱人可得八百死士，但难挽救他于战略失败之中；刘邦待人慢侮，“轻士善骂”，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弱点，但他善御人杰，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他的弱点，并在较量中最终取胜。
刘邦的用人特点是善御人杰，刘邦的最大历史贡献也是善御人杰，其中既包括征战时代的“三杰”，也包括他为身后举荐的“四杰”。对后者，《史记？高祖本纪》作了引人人胜的记述。吕后问即将辞世的刘邦：“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慧，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你）所知也。”西汉前期的历史证明，刘邦举荐的“四杰”的表现，同他预言的相似程度令人叹服。曹参、王陵、陈平的前后相继出任国相，周勃在安定刘氏政权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皆如其所见。
如果从起用“三杰”算起，到“四杰”最后一人辞世为止，刘邦识别人杰的时间跨度为半个世纪。在这种群雄蜂起、变幻万千的时代，识别人杰能达到这种程度，应该说是十分罕见的。
刘邦提拔和实用人才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拘一格，唯才是用。在反秦战争和楚汉之争中，刘邦团队的基本力量是社会底层人员，突出的代表就是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四人。樊哙“以屠狗为事”，可以说其从事的是一种低贱的行当，后来又跟随刘邦逃匿于芒砀山中；郦商实际上是无业游民，所以“陈胜起，商聚少年得数千人”；滕公夏侯婴“为沛厩司御”，等于是赶马车的，所以职责为“每送使客”；灌婴是“睢阳贩缯者也”，也就是贩卖各种布帛的人。根据秦朝规定，除了夏侯婴因为是在官府御马得以“试补县吏”，其余三人都属于“家贫”、“市井”的范畴，社会地位低下，不能为吏。刘邦由于自身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并不高，所以跟当时的社会底层人员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能认同他们，加之刘邦知人善任，各色人等各得其所，一时间麾下形成百川归海的浩大阵势。刘邦还十分注意从原秦朝官吏中网罗人才。对那些过去曾为秦朝效力，现在转变立场，愿为反秦斗争和自己争夺天下服务的官吏，他都一一吸收进自己的“人才库”，为我所用。如曹参原来是秦朝的下层官吏，后来成了刘邦手下名列前茅的功臣，担任了丞相要职。再如阳武人张苍，秦朝时官至御史大夫，归汉后，刘邦封他为北平侯。张苍精通律历，刘邦命他制订国家管理章程，主管郡国上计。又如叔孙通，先后在秦始皇和秦二世朝中为官，刘邦把他吸收进自己的队伍，命他制定朝廷礼仪，礼仪成赐金五百斤作为奖赏，并拜为太常，掌管宗庙礼仪。刘邦还曾欲封原秦朝骑士李必、骆甲为骑将，二人怕汉军不服，故而不受，后拜为左右校尉。这二人在灌婴率领下，在荥阳以东大破楚军骑兵，使“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
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称：“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索隐》注口：“高祖功臣百三十七人，兼外戚及王子，凡一百四十三人。”据初步统计，明确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封侯者，如言明以卒相从和未担任吏职以客相从的，约占25％；以基层吏相从的封侯者，约占55％；其他的包括少量旧贵族后裔和归附的将与臣，约占20％。正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正是这些“布衣将相”，才使刘邦成就大业，开创新兴帝国。然而，命运多舛，联邦快递公司的经营并没有因此而变得顺风顺水。
联邦快递刚开始的时候向25个城市提供服务，但令人失望的是，第一天夜里运送的包裹只有186件。在开始营业的26个月里，联邦快递亏损达2930万美元，债务更是高达4900万美元，随时都有可能破产。而且，公司的早期投资者也失去了信心，打起了退堂鼓，不肯继续投资。这是联邦快递公司最为艰难的时期，弗雷德。史密斯曾这样回忆那段时光：“世界上没有人能知道那一年我所经历的事情，那一年给我的痛苦是如此之深，我所承受的压力是如此之大，所发生的事情是如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