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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五月，一日，刘邦置酒洛阳南宫，刘邦问：“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
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刘邦笑道：“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高起和王陵认为“与天下同利”是刘邦战胜项羽的关键，而刘邦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能用人杰”。然而，后人在分析刘邦以弱胜强战胜项羽，取得天下的原因时，也大多偏重于“能用人杰”。
事实上，“与天下同利”绝不亚于“能用人杰”，对刘邦终成帝业而言，二者同等重要。毛｜泽｜东在谈到刘邦的成功原因时，就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这里，“决策对头”，其实就是“与天下同利”，因为“与天下同利”是刘邦一切决策的宗旨；而“用人得当”，是对刘邦的“此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的概括。
“决策对头”
项羽和刘邦等群雄推翻暴秦以后，地主阶级的迫切要求是重建一个新的封建国家，重建封建剥削秩序；农民阶级的迫切要求是要有这样一种权力来维持他们用流血牺牲争取到的成果，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休养生息。两大阶级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的要求，共同表现为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就是当时人心的归向，也是时代的需要。
在反秦斗争行将结束时，刘邦已经表现出他不仅高于群雄，而且高于项羽的不平凡的政治家的素质。他的见识要此别人的远些，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最能为面临的现实社会服务。
刘邦具备的善用人的特点，使他能对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为求得各方面的广泛支持，作了许多笼络人心的工作。入关以前刘邦招降了秦南阳守齮，以为殷侯。此举对秦的地方官吏起到收揽人心的作用，苑以西许多地方官吏纷纷投降。这些人的投降，一方面是他们看到了章邯被项羽所败，秦的大势巳去，只能如此；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看到刘邦能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禄，所因而愿意拥戴刘邦。正是因为刘邦能“与天下同利”，使各大小武装力量的首领，感到追随刘邦有“奔头”。
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率起义军攻破秦都城咸阳。进入咸阳之后，刘邦采纳了谋士张良和猛将樊哙的建议，把部队从咸阳撤了出来，退到离咸阳不远的灞上，并且关闭秦朝的库府，同时宣布废除秦朝的严刑峻法，还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原来秦朝政府任命的各级官吏一律保留原职位不动，继续维持社会的秩序。
刘邦的“约法三章”，这个政策是非常高明的，有两个方面重要的政治意义，一方面表示是西汉重建法律制度的开始是保护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因此受到了地主阶级的强烈拥护；另一方面也稳定了民心，使广大劳动人民能够安心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因此，这个政策是非常得人心的，刘邦得到了关中地区各个阶层的拥护与支持。史载，“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用以慰劳刘邦的军队，且“惟恐沛公不为秦王”。利益的重要性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汉高祖二年前205，刘邦在还定三秦后不久，把秦王朝在关中霸占的大量苑囿园池开放，“皆令人得田之”。因此，在不损害地主阶级利益的原则下，调整了关中紧张的土地关系，这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又有利于当时的军事行动。刘邦转战山东最初常常失利，“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又“转漕关中，给食不乏”，萧何之所以能够源源不绝地以关中的人力物力支持刘邦的军事活动，是上述符合经济发展的措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不论是平民百姓、普通士卒还是最高统帅，他们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益——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根据利益得失作出的反应。刘邦能够满足身边人对利益的要求，所以，那些人为他出生入死，攻城略地；他的决策也能适当满足天下人的利益诉求，所以得到拥护。可见，“与天下同利”作为决策的宗旨，保证了“决策对头”，没有犯像项羽那样的重大的政治错误。当然，刘邦的“与天下同利”，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他主要满足的是刘邦追随者和拥护者的利益与要求。这一点在刘邦称帝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用人得当”
西汉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兴盛的朝代。西汉帝国的创立者刘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出身一代名君的人物，正是这个“父弃兄嫌”的农村浪荡子，在秦末群雄并起、铲除暴秦、争夺国柄的斗争中，打败兵多将广、勇武过人、具有独压群雄之势的项羽，建立汉朝政权，奠定了两汉四百多年的基业。刘邦究竟有什么样的超人才智使自己由山野草民一跃成为一代至尊呢？初看起来，他的确文不能著书立说，武不能斩将攻城，可是他有一种常人所不及的本领，那就是善于用人。所以毛｜泽｜东认为“用人是当”刘邦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据《史记》载：项羽与刘邦均为秦末农民战争中崛起的义军将领。项羽率军亡秦，自立为“西楚霸王”，并大封诸侯，封刘邦为汉王。随即二人为争夺皇位而逐鹿中原，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战争的结果，刘邦以弱胜强，建立了统一的西汉王朝。
底层出身、无明显的一技之长、且有些流氓习性的刘邦，为何在秦末群雄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呢？对此，刘邦当皇帝后，和群臣讨论过，自己也总结过。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五月，一日，刘邦置酒洛阳南宫，刘邦问：“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
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刘邦笑道：“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高起和王陵认为“与天下同利”是刘邦战胜项羽的关键，而刘邦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能用人杰”。然而，后人在分析刘邦以弱胜强战胜项羽，取得天下的原因时，也大多偏重于“能用人杰”。
事实上，“与天下同利”绝不亚于“能用人杰”，对刘邦终成帝业而言，二者同等重要。毛｜泽｜东在谈到刘邦的成功原因时，就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这里，“决策对头”，其实就是“与天下同利”，因为“与天下同利”是刘邦一切决策的宗旨；而“用人得当”，是对刘邦的“此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的概括。
“决策对头”
项羽和刘邦等群雄推翻暴秦以后，地主阶级的迫切要求是重建一个新的封建国家，重建封建剥削秩序；农民阶级的迫切要求是要有这样一种权力来维持他们用流血牺牲争取到的成果，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休养生息。两大阶级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的要求，共同表现为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就是当时人心的归向，也是时代的需要。
在反秦斗争行将结束时，刘邦已经表现出他不仅高于群雄，而且高于项羽的不平凡的政治家的素质。他的见识要此别人的远些，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最能为面临的现实社会服务。
刘邦具备的善用人的特点，使他能对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为求得各方面的广泛支持，作了许多笼络人心的工作。入关以前刘邦招降了秦南阳守齮，以为殷侯。此举对秦的地方官吏起到收揽人心的作用，苑以西许多地方官吏纷纷投降。这些人的投降，一方面是他们看到了章邯被项羽所败，秦的大势巳去，只能如此；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看到刘邦能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禄，所因而愿意拥戴刘邦。正是因为刘邦能“与天下同利”，使各大小武装力量的首领，感到追随刘邦有“奔头”。
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率起义军攻破秦都城咸阳。进入咸阳之后，刘邦采纳了谋士张良和猛将樊哙的建议，把部队从咸阳撤了出来，退到离咸阳不远的灞上，并且关闭秦朝的库府，同时宣布废除秦朝的严刑峻法，还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原来秦朝政府任命的各级官吏一律保留原职位不动，继续维持社会的秩序。
刘邦的“约法三章”，这个政策是非常高明的，有两个方面重要的政治意义，一方面表示是西汉重建法律制度的开始是保护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因此受到了地主阶级的强烈拥护；另一方面也稳定了民心，使广大劳动人民能够安心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因此，这个政策是非常得人心的，刘邦得到了关中地区各个阶层的拥护与支持。史载，“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用以慰劳刘邦的军队，且“惟恐沛公不为秦王”。利益的重要性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汉高祖二年前205，刘邦在还定三秦后不久，把秦王朝在关中霸占的大量苑囿园池开放，“皆令人得田之”。因此，在不损害地主阶级利益的原则下，调整了关中紧张的土地关系，这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又有利于当时的军事行动。刘邦转战山东最初常常失利，“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又“转漕关中，给食不乏”，萧何之所以能够源源不绝地以关中的人力物力支持刘邦的军事活动，是上述符合经济发展的措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不论是平民百姓、普通士卒还是最高统帅，他们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益——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根据利益得失作出的反应。刘邦能够满足身边人对利益的要求，所以，那些人为他出生入死，攻城略地；他的决策也能适当满足天下人的利益诉求，所以得到拥护。可见，“与天下同利”作为决策的宗旨，保证了“决策对头”，没有犯像项羽那样的重大的政治错误。当然，刘邦的“与天下同利”，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他主要满足的是刘邦追随者和拥护者的利益与要求。这一点在刘邦称帝后表现得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