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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嘉升问黄宗羲：“天下之田赋改革，为什么老百姓不受益？”
黄宗羲说：“因为大明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面积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
袁嘉升说：“说说看，你有什么好办法？”
黄宗羲说：“应当重定天下税赋，征收田赋按照产出征税，生产什么就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而且，大明应该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把土地也分为五等，据等征税，这样就可以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
“重新丈量土地，耗费巨大，不具有可能性。”袁嘉升问道：“你还有什么好点子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好一点。”
黄宗羲说：“要使民富，必须崇本抑末。崇本就是使小民循礼；抑末就是消除那些佛、巫、优倡以及奇技淫巧等不切民用的东西，而且应该提倡工商皆本。”
袁嘉升说：“佛、巫、优倡，虽然不为民用，但是还是有价值的，至少能给人精神慰藉。你还有何高见？”
黄宗羲谈起学堂，他说：“学贵履践，经世致用。学堂中要析讲时事时政，要明是非之理，学官需要有较大的权力。太学的祭酒，应择当世大儒充当，其地位应与宰相一样，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学堂也应广开言路，成为舆论场所。学堂也可以议论政治。”
“学堂议政？这不是要搞出第二个东林党来？”袁嘉升说。
“皇上，我以为大明还应该设置宰相。”黄宗羲说：“有明之无善政，自皇帝罢丞相始也。”
“大胆，你可知道，自太祖时，大明就不设置宰相了。谁敢提设立宰相，就要掉脑袋了。”袁嘉升故意大怒说。
但是，黄宗羲面不改色，他坚持认为明朝废除宰相后设立的内阁大学士其事权很轻，根本不能与昔日的宰相相提并论，而内阁既无实权，这就出现了为害至深的宦官专权。
袁嘉升说：“还有其他建议吗？”
黄宗羲说：“我反对单一的科举取士，主张使用多种渠道录取人才。皇上此次破格选拔天下英才，乃是大明之福。皇家科学院应该扩大规模：包括会绝学的，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的人才，还有上书言事者等。”
“好，这两条建议比较有用。”袁嘉升说，他给黄宗羲的名字圈了出来，皇家科学院加以录用。
袁嘉升接见的第二个人是顾炎武，他很博学，于国家典制、天文仪象、郡邑掌故、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甚至是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让人惊叹。
袁嘉升让史可法调查了一下顾炎武，史可法回复说：“启奏陛下，顾氏为江东望族。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她十六岁未婚守节，白天纺织，晚上看书至二更才休息，独立抚养顾炎武成人，还常常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他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后来才改名炎武。顾炎武自二十七岁开始，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他按照自己的喜好，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他学识比较广博，属于比较正常。”
袁嘉升仔细看了看顾炎武的文章，其中的“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赚钱论”都比较精彩。接见顾炎武时，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他也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并认为“善为国者，应该藏富于民”。
“你对儒家思想有何看法？”袁嘉升问道。
顾炎武说：“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而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是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好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若大明人人如此，则何愁不立于世界之巅？”袁嘉升笑道。
顾炎武还不讳言“财”“利”，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
袁嘉升一听，这顾炎武的言论思想，和西方哲学家约翰·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基本一致，不过比密尔的观点足足早了两三百年。
第71章 皇家科学院（）
袁嘉升在选拔皇家科学院院士时，往往不拘一格，凡是有特长的读书人，他都选入皇家科学院，还特别注重选拔农业院士。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基本上囊括了中国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开垦、水利等方面知识，定为了农业科学院院士的必读书目。
第一个当选农学院士的是，是柳如是念念不忘的情人陈子龙。
陈子龙是读书人，诗词都不错，诗风或悲壮苍凉，充满民族气节；或伟丽秾艳，沉雄瑰丽，为云间诗派首席。但是陈子龙的祖上，世代务农。袁嘉升看陈子龙的文章，非常不错，从晚明的政治、军事、赋役等入手，最终谈到了农田、水利、学堂文化、典章制度等。尤其是农事，尤所用心。
原来，陈子龙和徐光启的家族还有联系，他在徐光启去世后，从其次孙徐尔爵那里得到了《农书》草稿数十卷，日夜抄录，删其繁芜，补其缺略，自己编撰成了《农政全书》六十卷，以为这是富国之本。
在大殿面试时，袁嘉升问陈子龙道：“你对儒家学说有何看法？”
陈子龙毫不客气地回答说：“启禀皇上，臣以为，俗儒是古而非今，撷华而舍实。必须加以革新，讲求经世实用之学。”
陈子龙的说法颇得袁嘉升的心意，他问道：“听说你编撰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籍？”
陈子龙道：“臣不敢贪功，臣与徐孚远、宋徵璧等一起，对有涉世务、国政之文，撷其精英，志在征实，辑成《皇明经世文编》，凡五百零四卷，又补遗了四卷。选文以明治乱、存异同、详军事、重经济为原则，包括军事、赋役、财经、农田、水利、学校文化、典章制度等。以期上以备一代之典则，下以资后学之师法。臣随身带了一本，皇上可以看看。”
袁嘉升点点头，说：“不错，呈上来朕看看。”
太监取书给袁嘉升送上，袁嘉升打开一看，当时接触到的许多现实问题，对其中一些文章加作旁注，表达了编者的政治主张。
袁嘉升很高兴，说：“徐光启原来负经世之志，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对于农事，他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看来他后继有人，朕就选你当他的继承人，选拔你当大明皇家科学院里的农业院士，你当农业领衔院士。”
陈子龙说：“谢皇上恩典。臣对徐光启大人的为人和学问，向来也是十分敬佩的，早年臣曾亲自到京城拜访他，问当世之务。徐大人谢世后，臣从其次孙徐尔爵处得《农书》草稿数十卷，日夜抄录，现在也成书了。”
袁嘉升对陈子龙的做法很欣赏，说：“甚好，以后你就带领农业院士，为天下百姓引进土豆、玉米、番茄等新品种，让天下农民不再饥荒，善莫大焉。”
陈子龙说：“臣领旨。”
除了选拔农业方面的人才，袁嘉升还注重新思想人才的选拔，王夫之也顺利通过了笔试。
王夫之自幼跟随自己的父兄读书，当年还很年轻，才二十五岁。
王夫之反对宋明理学中的禁欲主义，在笔试的文章中主张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他认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
袁嘉升问他：“你可知道，存天理灭人欲乃是朱熹理学思想的重要观点，人欲是指超出人的基本需求欲望，诸如私欲、**、贪欲，通俗一点说，就是人的欲望要有一个度！这有什么不合理？王阳明也曾向他的弟子提出过存天理，去人欲，以便致良知。”
王夫之说：“臣以为，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人欲也是天理之一，不然，人若无欲无求，那人与草木石头有何区别？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才有睿知。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是故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袁嘉升问道：“那你对人性是如何看的？”
王夫之回答说：“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取舍。人性本身无好坏，好人可以办坏事，坏人也会办好事。”
“确实，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好人可以办坏事，坏人也会办好事。”袁嘉升听了，点点头，这是认识论上的一大进步，因为中国人总认为人性善或人性恶。王夫之提出人性好坏取决于具体环境，这就让人摆脱那种非善即恶或非君子即小人的无意义争论，注重制度的建设而非光靠道德的绑架。
袁嘉升让王夫之当了皇家科学院的文部院士，负责哲学思想方面的院士。
除了黄宗羲、顾炎武，陈子龙、王夫之等人，大明皇家科学院还缺一个执行院长，名誉院长由皇帝本人担任。
汤若望推荐了方以智，说他是一个难得的通才，可堪大用。
方以智是安庆府桐城县人，出身士大夫家庭。方氏一族也是名门望族，在桐城地区赫赫有名。
方以智的家学很厚实，曾祖父方学渐精通医学、理学，他从小耳濡目染，对经史百家，礼乐书画，还有医药琴剑都有兴趣。
方以智在崇祯十三年就中进士了，被选为庶吉士。崇祯皇帝召对德政殿，对方以智也很满意，让他当了皇子定王和永王的讲官。
袁嘉升也觉得方以智不错，提拔他当了大明皇家科学院的执行院长。因为他本来官的级别也不低，让他来当大明皇家科学院的执行院长很合适。
袁嘉升更看上方以智的，是他在明清之季，西学东渐之时，他一面秉承家教，以《易》学传世，一面又拜访传教士，好西学，跟汤若望等传教士都是好朋友，而且方以智接受西方科技知识，并非盲从，而是经过自己的考察思考，加以消化。例如他对于西方地圆说，考察了观测证据才接受。对于西方传教士的错误说法，他则予以批驳，还在崇祯十六年写下了《物理小识》。
袁嘉升也知道，黄宗羲、顾炎武、陈子龙、王夫之、方以智这些人，在历史上也是积极抗清的忠君爱国之士，可堪重用。
第72章 有情人终成眷属（）
袁嘉升在南京新成立了大明皇家科学院，招揽了汤若望等外籍院士，还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陈子龙等青年才俊，为大明的复兴提供人才基础。袁嘉升打算利用皇家科学院，在江南推动新文化运动，改变江南读书人的治学风气，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问。他还为郑成功和阿九公主举办了隆重的婚礼，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阿九公主婚后，体贴人意，开始为柳如是、李香君等《大明邸报》的姐妹们张罗婚事，想让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她们也找到理想的归属。
阿九公主那天跟柳如是说：“听说，你跟陈子龙曾有过一段旧情？你们还有可能再续前缘吗？他现在颇受父皇的重用。父皇还想给你们赐婚呢。”
柳如是沉默不语，虽然她已经对钱谦益彻底绝望，但陈子龙对她来说，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