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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年的使臣，系荷兰商人。一切都依朝贡的礼节，居然得允许通商。但是还没有确实的办法。从《尼布楚条约》定后，两国的通商就明订在条约上了。然而依旧不能实行。于是俄帝彼得，又派德国人伊德斯（Iaes）到中国来。康熙三十二年，到北京议定，此后俄商，每三年许到北京贸易一次。人数以二百为限。寓居京城里的俄罗斯馆内。共准滞留八十日。其货物并得免税。中俄通商的事情，到此才有个明确的办法。其土谢图汗与西伯利亚接境处，则人民互相贸易，由来已久。至此亦仍准其岁一互市。然在北京的贸易，因为管理的官吏所诛求，不甚发达。其在土谢图汗境内，则因并无官员管理，纷扰颇甚。而蒙人逃入俄境的，俄人又均不肯交还。到后来，土谢图汗就请于朝廷，要绝其贸易。而天主教士在京师的，亦和俄国人不协，撺掇圣祖，把俄人赶掉。一七二二年，康熙六十一年。朝廷就下诏，命所有的俄人，概行退出国境。于是中俄的通商关系，又复中断。
不多时，俄国女主加他邻第一，又派使臣拉克青斯奇来，请议通商和俄蒙边界事宜。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到北京。朝廷也愿意同他开议。而以和外国使臣在京城议约，是从来所无之事。仍叫他退回恰克图，再派内大臣策凌色格，侍郎图理琛去和他开议。是为《恰克图条约》。俄蒙交界：自额尔古讷河岸，到齐克达奇兰，以楚库河为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岭为界。而以乌特地方，为两国中立之地。俄商仍得三年一次到北京贸易，而人数加至三百人，留居的期限，亦展至三年。到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才取消北京的贸易，专归并恰克图一处。此后交涉，每有葛藤，清朝就已停止互市为要挟都手段。乾隆三十年、三十三年、四十四年、五十年，共停市四次。五十年停得最久，到五十七年才复开。又计立条约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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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0章 西南最初对待外人的情形（）
清朝和外国人交涉，是自尊自大惯了的，——也是暗昧惯了的。——打破他这种迷梦的第一声，便是五口通商之役。这一次的交涉，弄得情见势绌；种种可笑，种种可恨，种种可恼；从此以后，清朝在外交界上，就完全另换了一番新局面了。这种事情，其原因，自然不在短时间内。若要推本穷原论起来，怕真个“更仆难尽”。且慢，我且把西人东渐以后，五口通商以前，清朝对西洋人的交涉，大略叙述出来。这虽是短时间的事情，却是积聚了数千年的思想而成的。真不啻把几千年来对外的举动，缩小了演个倒影出来。读者诸君看了，只要善于会心，也就可以知道中国外交失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了。
清朝的开海禁，事在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于澳门、漳州、定海、云台山四处，都设立税关。一七五七年，又把其余三处停罢了。外人来通商的，只许在澳门一处。这时候，外商自然觉得有点不便。然而其所最苦的，却还不在此。你道最苦的是什么？
（一）收税官吏的黑暗。浮收的税，要比正额加几倍。这还是税则上有名目的东西，其无名目的东西，就更横征暴敛，没个遮拦。
（二）卖买的不自由。当时的外国商人，不但不准和人民直接做卖买，并不准和普通商人直接做卖买。一切货物，都要卖给“公行”（一种由商人所组织而为国家所承认的中买机关）里头。再由公行卖给普通商人。
（三）管束外商章程的无谓。这种章程，是一六五九年，因总督李侍尧之奏而定的。说起来更可发一笑。当时的外国商人，除掉做卖买的时候，不准到广东。而做卖买的期限，一年只有四十天。又定要住在公行所代备的商馆里（嘉庆时候，定了通融办理的章程，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天，准带着翻译，到花园里去走走）。以前则简直硬关在商馆里的。而到商馆里来的外商，又不准携带家眷。出外不准乘坐轿子。要进禀帖，也得托公行代递，不得和官府直接。万一公行阻抑下情呢？也只得具了禀帖，走到城门口，托守城的人代递，不准入城。这许多章程，不知道为的是什么？
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了个大使马戛尔尼（EarlofMaeartney）来，请求改良广东通商章程。并许英人在舟山、宁波、天津三处通商，于北京亦设立货栈，销卖货物。这时候，正直高宗八旬万寿，朝臣就硬把他算做来庆祝万寿的。赏赐了一席筵宴，许多东西。而于其所请之事，下了两道敕谕给英王，则一概驳斥不准。
一八一六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再遣阿姆哈司（Amherst）前来，这时候，西洋人到中国来，是只准走广东的。阿姆哈司从天津上岸，中国已以为违例。偏偏他的行李又落后。因国书未到，要请暂缓觐见。中国人就疑心他并没带得表文，立刻逼着他出京。但是虽没有许他觐见，仍赏赐英王珍玩，对于使臣，也加以抚慰，令其驰驿从广东回去。在清廷，还算是恩威并济的意思。
北京一方面，既已如此。而广东一方面，又起了一番新。原来从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四月以前，英国对中国的通商，也在东印度公司专业权的范围内的。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广东总督，因东印度公司的专业权，将次取消。命公行通知公司，希望其解散之后，也派出一个大班来，以便处理各事。一八三三年，英王任命拿皮楼（Napier）为主务监督。而中国人仍当他是大班，不许他和官府直接，要用禀帖，和公行转呈。争论多时，拿皮楼便坐了一只船，硬闯入广东，要见总督。总督说他不遵约束，发兵把商馆包围起来。而且停止了英国人的通商，断绝了他们的粮食饮水。英国人没法，只得婉劝拿皮楼，回了澳门。不多时，拿皮楼便死了。继任的两个人，都很软弱，不大敢同清朝人开交涉。四五年间，倒也平安无事。一八三七年，英国把主务监督废了，派义律为领事，又要求进城。这时候，邓廷桢为广东巡抚，颇明白事理，就奏请准其进城。然而要求一切公事，和中国官府直接，仍办不到。于是义律报告本国政府，说要同中国通商，非用兵力强迫不可；而这时候，适又有一个鸦片问题发生；两国的战机，就勃发而不可遏了。这一节叙事，请参看《清朝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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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1章 五口通商（）
鸦片烟输入中国，是很早的。《开宝本草》宋太祖开宝时，命刘翰马士等所修，名《开宝新本草》。后以“或有未允”，又令翰等重加详定，是为《开宝新详定本草》。上头，就有他的名字了。但这时候，只是当做药用。吸食的风气，怕是起于明末的。一七二九年，便是清朝的雍正七年，已经有了禁令。但这时候，输入的数目还不多（大概是葡萄牙输入的）。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得了垄断中国贸易的特权；孟加拉又是鸦片烟产地；输入就日多一日。当一七二九年，每年不过二百箱左右；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增至四千箱；一八二八年。增至九千箱；一八三九年，又增至三万箱。
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宣宗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往广东海口查办，并节制广东水师。明年二月，则徐逼英商缴出鸦片二○二六三箱。每箱一百二十斤，共约直银五六百万两。悉数在虎门焚毁。奏请定律，洋人运鸦片入口的，分别首从，处以斩绞。又布告各国，商船要具“夹带鸦片，船货充公。人即正法”的结，当时在广东，商务最盛的，是英、美、葡三国。葡、美都答应了，义律却不肯应允。则徐就又下令沿海州县，绝掉英人的供给，义律无法，托葡萄牙人出来转圜，愿留“船货充公”四字，但求删“人即正法”一语，则徐仍不许。于是中国虽然许英商具了结，照旧通商，而义律却禁止英国的船，不准到广东去。一件交涉，依然搁在浅滩上。而这时候，偏又有几个英国的水兵，到香港去，把个中国人，名唤林维喜的打死。中国人要英人交出罪犯来。英人说：已经在船上审讯过，定了他监禁的罪了。两国又起出冲突来。十一月，就又停止英国人的贸易。
一八四○年，二月，西历4月。英国议院里，赞成了英政府用兵。调印度和喜望峰的兵一万五千人，叫加至义律统带前来。五月，以军舰十五只，汽船四艘，运送到澳门。广东发兵拒敌，把他的杉板船，烧掉两只。义律转攻厦门。又寇浙江。六月，把定海打破。这时候，各疆臣怕负责任，都怪着林则徐，相与造作谣言，说广东的事情，弄得决裂，其中是别有原因的。朝旨也就中变，派两江总督伊里布到浙江去视师，并且访问“致寇之由”。又谕沿海督抚：“洋船偿或投书，可即收受驰奏。”义律来时，本带着英国宰相巴马斯（LordPalmerston）给中国首相的书函，其中所要求的是：
（一）赔偿英国货价。
（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五口通商。
（三）中英交际的礼仪，一切平等。
（四）赔偿英国兵费。
（五）不因英船夹带鸦片，累及居留英商。
（六）尽裁华商经手浮费。
叫他战胜之后，即行投递。义律攻破定海，就把这封信送到宁波府衙门里。宁波府说：要送到北洋，才有人能收受呢。于是义律径赴天津。把这封信送交直隶总督琦善。琦善奏闻，朝廷说：这件事，是在广东闹出来的，仍得在广东解决。叫义律回广东去守候。于是革林则徐两广总督之职，用琦善署理。义律也回到舟山，和伊里布定休战之约。
十月，琦善到广州。他不合把林则徐所设的守备，尽行裁撤。谈判既开，琦善答应赔偿英国烟价六百万圆，义律又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不敢答应。十二月，义律进兵，陷沙角、大角两炮台。琦善不得已，烟价之外，又许开放广州，割让香港。于二十八日，签定草约。一八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而朝廷闻英人进兵，大谓不然。一八四一年，正月，以奕山为靖逆将军，杨芳、隆文为参赞大臣，前赴广东。江督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江视师。伊里布回江督本任。二月。英人陷横当、虎门各炮台，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原有的大炮三百多尊，林则徐所买西洋炮二百多尊，尽落敌人之手。三月，奕山到广东。四月初一，发兵夜袭英人，不克。明日，英兵再进攻。至初五日，城西北两面炮台，尽为英人所占。全城形势，已在敌军掌握之中。奕山不得已，再定休战条约。于烟价外，先偿英人军费六百万元，尽五日之内交付。将军带着所有的兵，都退到离城六十里的地方驻扎。
而英国一方面，也怪义律的草约，定得忒吃亏。说赔偿烟价，既已不够；“商欠”军费，更无着落。英国人住居中国，也无确实的安全保证，于是召还义律，代以璞鼎查（SirHenryPottinger）。七月，攻陷厦门。八月，攻舟山。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同时殉难。裕谦时守镇海，提督余步云守甬江口，英兵登陆，余步云逃走，裕谦兵溃自杀。九月，朝廷以奕经为扬威将军，进兵浙江。怡良为钦差大臣，驻扎福建。牛鉴为两江总督。一八四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