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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荣城。明年正月，攻破威海卫。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军舰降敌，而自己服毒身死。山东巡抚李秉衡，从芝罘退守莱州。日军遂陷文登、宁海。二月，日本一二两军，并力攻辽东。营口、盖平皆陷。辽阳、奉天，声援全绝。日本舰队，又南陷澎湖，逼台湾。中国不得已，以美公使调停，派张荫桓、邵友濂到日本去议和。给日本人拒绝。乃改派李鸿章前往，定和约于马关，其重要条款是：
（1）中国认朝鲜为独立国。
（2）割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
（3）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
（4）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许日本人于内河通航。
条约既定，俄德法三国，出而干涉。日本不得已，才许中国把银三千万两，赎还辽东。台湾人推巡抚唐景崧做总统，总兵刘永福主军政，谋独立。不多时，抚标兵变，景崧逃走，日兵遂陷台北。永福据台南苦战，到底不敌，内渡，台南亦亡。中日战争，姚锡光所著《东方兵事纪略》，颇为翔实。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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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9章 教士保护权的变迁和德据胶州（）
藩属完了，就真正要剥床及肤了。光绪一朝的朝局（内而练兵，外而交涉），差不多是李鸿章一个人主持的。参看第四章第二节。所以中日之战，有人说：日本人不是和中国打仗，简直是和李鸿章一个人打仗。李鸿章半世的心力，都花在练兵和交涉上头（虽然也举办别样新政，只是为达强兵的目的的手段）。忽然给一个“向来藐视他为小国的日本”打败，如何不气？就一心想报仇，就不免有些急不择路了。一八九六年，俄皇尼古拉二世行加冕礼，李鸿章前往道贺。就和俄国人订结密约，许俄人筑造东省铁道，并许租借胶州湾为军港。密约不曾宣布，而意外的变故又起了。原来中国对于传教徒（1）身体，（2）财产，（3）宗教上惯例的执行的切实保障，都规定在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的《中法条约》上。这条文中所规定的，是“欧洲教士”，不是法国教土，所以以后欧洲到中国来传教的教士，都由法公使独任保护之责（游历内地的“照会”，也都由法使馆发给。遇有教案，总是法公使独当交涉之冲，中国人颇以为苦）。其中尤甚的，就是一八七○年，即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这件事，因有个拐匪，在天津被破获而起。当时“教党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的谣言大盛，人民就群起而焚毁教堂，并且把法国领事丰大业打死。这时候，曾国藩做直隶总督，和法公使交涉。法公使要把天津知府知县偿命，国藩不答应。交涉的结果，乱民正法的十五人，军流的二十一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都遣戍。这件交涉，并没丧失别种权利，比后来的交涉，究竟还强些。而当时的人，还沸沸扬扬，大不以曾国藩为然，这件交涉的结果，国藩的名望，几乎为之大减，——而北京陷落之后，法国人又在京城里造了一个教堂，以为《天津条约》的纪念。其影子，恰恰落在清朝的皇宫里。日曜日祈祷唱歌之声，在宫里也听得逼真。孝钦皇后觉得心上很多感触，要想除去了他，而又无法可想。警敏的德国公使，不知怎样，把这件事打听到了。就对李鸿章说：教士是得教皇管的，要想他拆掉教堂，只要和教皇交涉就得了。李鸿章一想，不错。历来教案的交涉，都很受法公使刁难，傥使换了和罗马教皇交涉；教皇是没有兵船，没有大炮的，就不至于如此棘手了。就派赫德手下的一个英国人，去见教皇。运动他派公使到中国来。教皇听得东方最大最古的中国，传教的事务，一旦归他直辖，如何不喜欢呢？然而法国不以为然。教皇是没有兵船，没有大炮的。在欧洲，也要靠法国的保护，如何敢十分违拗法国的意思？此事就成为画饼。然而德国人要想破坏法国人“这种专有的保护权”的念头，始终未息。这时候，德国恰有两个教士，在山东传教。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起而自任保护之责，以后德国教士游历的照会，就在德使馆领取。关于德国的教案，也要和德国人直接交涉了。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山东杀掉两个德国教士。德国就以兵舰闯入胶州湾（这件事情，欧洲的舆论，有说他是海盗行为的）。明年春，订租借九十九年之约。
胶州湾突然给德国人占去了，俄国人却怎样呢？就和中国人再行订约，租借旅顺、大连湾。东省铁路，并得造一支路，以达旅顺。英国人也租威海卫以为抵制。法国又以兵船突入广州湾，然后议租借之约。而筑路、开矿等事，又纷纷而起。中国人到此，也就不能不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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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0章 革新的原动力（）
中国的变法，来源是很远的。原来从秦朝统一以后，直到西力东渐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状况，没什么根本的变更。而从中古以来，屡次受外族的征服；到清朝入关，这种现象，已反复到第五次了。五胡、辽、金、元、清。而治化的不进，民生的憔悴，还是一言难尽。物穷则变，到这时候，中国思想界，便要起一个根本上的变动了。——便是对于向来社会的组织，根本怀疑。却是这时代，闭关独立，并没有外国的情形，可资比较；怀疑于当时的社会组织，要想从根本上改革，求一种参考的资料，就只得求之于古。所以当明末清初的时候，社会上就发生了两种思想。
（一）觉得向来支配社会的义理（社会上人人承认的），并无当于真理。向来所视为天经地义的道理，到此便都要怀疑。如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原君》等篇，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这是精神上的。
（二）其在物质上：则觉得当时所行的治法，彻底不妥，无可修改；欲图改善，非从根本上变革不可。就有极端复古之论。当时主张封建的人，便是这一种心理。顾亭林的《封建论》，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吕晚村、陆生柟等，也是主张封建的）。封建原是不可复的事情，然而至于疑心到郡县，几乎要主张封建，就真可算是对于当时的社会组织，根本怀疑了。
有了这一种趋势，就是没有西力东渐的事实，中国的社会，慢慢儿也要生根本上的变动的；不过变得慢些，又不是现在这种变法罢了。
宋学在当时，是支配全国人心的。东汉以来儒家的道理，虽不和宋学一样，究竟还同宋学相近。清朝时候，因人心都有上述的趋向：始而汉学发达，对于宋朝人的话怀疑；继而汉学之中，又分出今文和古文，对于东汉之学也怀疑。至于疑心到东汉之学，定要追求到西汉；争有许多义理，和现社会所行，是格不相入的；人心上就生了极端的变动了。
至于具体的办法，要提出方案，却不是一时办得到的事情。恰好这时候，西力东渐，和西洋人的社会，渐渐的接触多了，关系密了；始而认识他的社会，和我们组织不同；继而认识他那种组织，我们实在不可不仿效；于是改革之事，就起了轩然大波。
所以近世的改革事业，来源是很远的，蓄势是很久的。这种变动，不发则已；一发之后，就如悬崖转石（看得他似乎也有顿挫，其实算不得什么），非达到目的不止。所以现在正是个变动的时代；正是个变动了，方在中途的时代。要讲什么保存国粹，什么变动得不可太快，都是白说掉的话。这个无关于是非，且亦无所谓是非，只是大势如此。本节请和第五章第八节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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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1章 咸同光三朝的朝局（）
但是虽然如此，变革之初，总还是发端于政治上。那么，我们要讲近世中国的变革，就不得不托始于戊戌政变；要明白戊戌政变，就不能不晓得咸同光三朝的朝局了。
文宗即位之初，颇为振作。这时候，承五口通商屈辱之后，主持和议的人，颇不为清议所与。而国家经过这一次大创，当时议论政治的人，也觉得有刷新的必要（自然不是要效法西洋）。文宗于是把耆英、穆彰阿等斥退，前经贬谪的林则徐等起用。又下诏求直言，通民隐（当时应诏陈言的很多）。总算有振作的意思，而且是能顺从当时舆论的趋向的，所以海内翕然，颇有望治之意。无如前此的乱源，种得太深了，一时间收拾不来。即位之初，太平军就已起事。连年用兵，未能平定。英法交涉，更为棘手。就此弄得心灰意懒，抱着个“且乐主人”的观念，就不免纵情声色。于是载垣、怡亲王，允祥之后。端华、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后。肃顺，端华的兄弟。一面引导他游戏，一面结党揽权。这三个人，也不是绝无道理的近幸。其中肃顺尤有才具。恭亲王和这三个人的起仆，咱们也只认他是满洲亲贵，争夺政权的事情，用不着替他分什么是非曲直。况且恭亲王究竟是个无能为的人。傥使当时争夺的结果，肃顺等获胜，后来的内政外交，许反要好些。兴科场之狱以立威等，自然是他的坏处，也只是手段之拙。这种事情，在君主专制时代，是历来权臣公共的罪恶，不能因此一笔抹杀。军机处的权柄，渐渐的移于宫中，暗中就只在这三个人手里。端华、肃顺始末，请参看薛福成都《庸庵笔记》。
文宗从一八六○年逃到热河之后，就没有回京。明年死了。载垣、端华、肃顺等，就矫遗诏，自称辅政大臣。当时辅政大臣，共有八人。禁遏在京王公，不叫他们奔丧（这就是忌恭王前去的意思）。然而在京留守的恭王，也不是没人附和他的。当时的政治中心，就分为两处：一处在热河，以载垣、端华、肃顺等为中心；一处在北京，以恭亲王为中心。
文宗正后钮祜禄氏，孝贞后。无子。妃那拉氏孝钦后。生穆宗。当时还只八岁，就有御史董元醇，奏请太后垂帘，派近支王公辅政。而恭亲王也乘机走到热河，“得间独见”两太后，密定回銮之策。恭亲王先行，肃顺护送梓宫，两宫和载垣、端华，另从间道入都。到京之后，趁他猝不及防，把他两个捉下。肃顺也被执于途。旋杀肃顺，赐载垣、端华死。两宫同时垂帘听政，而以恭亲王为议政大臣。
清朝的歧视汉人，虽不如元朝之甚。然而从道光以前，汉大臣实在没有真握大权的。关于兵权，尤不肯轻易落在汉人手里。当时有大征伐，带兵的总是满人。却到文宗时候，满人实在不中用了。军机大臣庆祥，就竭力主用汉人。肃顺虽然专横，却极爱才。胡林翼的巡抚湖北，曾国藩的总督两江，都是他所保荐（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里，被人参劾，几乎大不得了，也靠肃顺一力保全）。恭亲王虽和他是政敌，而这种宗旨，也始终没有改变（以事势论，却也无从改变）。到底能平定太平军、捻军和回部，号为中兴。然而从此以后，满洲的朝廷，就不过抱着一个空名，寄居于上，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维系天下的能力了（当时满洲政府，也未尝不忌这班人。所以太平军才平，就把湘军遣散。然而湘军才散，淮军又起。以后内政外交的重心，仍旧集中到李鸿章身上）。因中央政府的没有实力，以后并且渐渐的变成“外重”的趋势。
其在宫廷之内，则孝贞皇后本是个庸懦不堪的人。虽然垂帘，不过徒有虚名。一切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