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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的制度，也很文明的。《王制》说：
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之刺。有旨无简，不听。注：简，诫也；有其意无其诚者，不论以为罪。附从轻，赦从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论。注，必合于天意，《释文》论音伦，理也。注同。邮罚丽于事。注：邮，过也，丽，附也。过人罚人，当各附于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注：意，思念也。浅深，谓俱有罪，本心有善恶。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狱辞，史以狱之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之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注：当作宥。然后制刑。
下文又说：“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把现在的眼光看起来，似乎野蛮；然而宗法社会，大抵“守旧”而“蔑视个人的自由”，不能全把今人的眼光，评论古人。至于“凡作刑罚，轻无赦。”则注谓“为人易犯”，“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则势出于不得不然。也算不得什么缺点。《周礼》：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以之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又有三宥、壹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三赦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之法”。就更为完备了。
贵族的特权，今古文家的说法也微有不同。古文家偏于“优待王族”和“保持贵族的身分”。所以《周礼》：“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礼记·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则罄于甸人；其刑罪则纤，亦告于甸人。公族无宫刑。狱成，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迫之曰：虽然，必赦之。有司对曰：无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单，为之变，如其伦之丧。无服。亲哭之。”其优待王族，可谓达于极点了。案《戴记》是今古文杂的，《文王世子》也是古文家言。又《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丈夫”。许慎《五经异义》：“古周礼说：士尸肆诸市，大夫尸肆诸朝，是大夫有刑。”则古文说优待士大夫，不如优待王族。八议之法：第一是议亲，第二是议故；次之才是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今文家则纯乎是“尚贤主义”，《公羊》宣元年传：“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注》：“古者刑不上大夫，盖以为摘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刳胎焚夭，则麒麟不至；刑之则恐误刑贤者；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贤者之类也。三年者，古者疑狱三年而后断，……自嫌有罪当诛，故三年不敢去。”大抵古文家的话，还近乎事实。今文家就纯乎是理想之谈了。
刑余之人，《王制》说：“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士遇之涂弗与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是今文家言。《周礼》说：“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积。”是古文家言。似乎亦是古文家言近于事实。《周礼》：司厉“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稿”。郑注说就是后世的奴婢。
以上的话，虽然有许多儒家的议论夹杂在里头，然而天下断没有突然发生的事实；儒家的议论，也必有所本；据此，可以推想我国古代的法律是颇为文明的。
秦国的法律，似乎是别一法系。《汉书·刑法志》说：“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商鞅、申不害……，都是法家；法家的用刑，固然主乎严峻，然而所讲的，只是信赏必罚（把现存的《管子》、《韩非子》、《商君书》等看起来，都是如此）。并没有造作酷刑的理论。秦国用刑之严，固然同法家有点关系。至于“凿颠”、“抽胁”、“镬亨”、“车裂”、“腰斩”、“夷其族”、“夷三族”等刑罚，似乎不是商君等造的。然则这许多刑罚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秦国开化最晚，当时的人，都说他是戎翟之俗。这许多酷刑，难保是从未开化的蛮族里采取来的。所以我说他是别一法系。关于秦朝的刑法，参看第二篇第八章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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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农业（1）（）
中国的社会进化是很早的。当神农时，已经离开游牧社会进入耕稼社会了。渔猎时代和游牧时代的情形，古书所传不多，据第三章第一节所说，已可想见其大概，现在不必多讲。所要讲的，便是农业时代社会的状况。四民，井田之怀疑，国野之别、贡徹之别，三泽公有，财政以农业为基，太平之义。
中国古代，人民的职业，分为四种：《汉书·食货志》上，替他下一个定义说：“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粥货曰商。”《管子》也把人民分做士、农、工、商四种。《史记·货殖列传》引《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材匮少。”是专就生产一方面说，所以略去士而加上一个虞。《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乌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臬；八曰臣妾，聚敛疏财；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把人民的职业，分做九种，总不如士农工商四种分法的得当。
这种情形，从今日以前，二千多年，差不多没有改变，而为社会的根柢的，尤其要推农人。要讲古代农业社会的情形，就要研究到“井田制度”。井田制度，见于《孟子》、《韩诗外传》、《春秋》的《公羊传》、《谷梁传》、《公羊》的《何注》，和《汉书·食货志》等书。咱们现在，且把他汇齐了，再行加以研究。
按《孟子·滕文公上篇》，载孟子对滕文公的话：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吟吟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他说：（一）治地有贡、助、彻三法，（二）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意思是很明白的，但是其中有几个疑点：
（一）夏殷周三代紧相承接，农夫所耕的田忽而五十亩，忽而七十亩，忽而百亩，那“疆界”、“沟洫”，如何改变？
（二）“彻”和“助”到底是怎样分别？孟子既说“周人百亩而彻”，如何又说“虽周亦助”？
（三）“夫世禄，滕固行之矣”一句，和上下文都不相贯，夹在里头，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问题，由于从前的人，都承认井田的制度（凡古书上一切制度），都曾经推行于天下；而且既说井田，就联想到《周礼》遂人、匠人等所说的“沟洫”，以为都是实有的，而且到处都是这样完备；所以有这疑问。依我看来，这种事情，是完全没有的。这种制度，至多曾推行于王畿及其附近诸国，兴时废，决不是从周以前，推行遍天下，绵历数千年之久的。《周礼》这部书，就信他是真的人，也并不敢说他曾经实行。《论语》：“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闹若璩和毛奇龄都说是治天下的小水，并不是《周礼》上所说的沟洫。那么，这一个疑问就无从发生，可以不必管他。第二个问题：（一）关于贡、助、彻的解释，既然说其实皆什一，则耕五十亩者以五亩之人为贡，耕七十亩者以七亩所人为助，耕百亩者亦系取其十亩之入是不错的。（二）但是孟子何以既说周朝是彻，又说他是助呢？下文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对他说的是：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这所谓“圭田”，便是上文所谓“世禄”。大抵古代的人民，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两阶级，征服的人，住在中央山险之地，制驭被征服者；被征服的人，住在四围平易之地，从事于生产事业。所以所谓国中，必是山险之地；所谓野，反是平夷的地方。所以《易经》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孟子也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固不以山溪之险”。章太炎《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可以参看。
“国”既是山险的地方，土地不能平正划分，收税的只能总算耕地的面积取其几分之几，这个便是“贡法”和“彻法”。其中“校数岁之中以为常的是贡法。按年岁好坏，征收之额可以上下的是彻法。贡法既有像龙子所说的弊病，所以周人改用彻法，这也是政治进化之一端”。“野”既是平夷的地方，土地都可以平正划分，自然可以分出公田和私田；但借百姓的力，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马端临说：国中必是平正之地，可以划做井田，反行贡法。野是山险之地，难于划做井田，反行助法，是因为地方远，耳目难周，怕官吏作弊的原故。有深意存焉。适得其反。所以郑玄注《周礼》，也说遂人十夫有沟，是乡遂用贡法。匠人九夫为井，是都鄙用助法。《周礼》固然不是可靠的书，然而郑玄这个说法，却可以和《孟子》互相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