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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孟子》这一段，还只是说个大略；其中说得最详细的，要算《公羊》的《何注》，和《汉书·食货志》。咱们且再把他摘抄在下面。
《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孟子·梁惠王上篇》对梁惠王说：“百亩之时，勿夺其时，敷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对齐宣王说作“八口之家”。公田十亩，即所谓十一而税也；庐舍二亩半；凡为田一顷十二亩半。《孟子·梁惠王篇》“五亩之宅”，《赵注》：“庐井邑居，各二亩半，以为宅。冬入保城二亩半，故为五亩也。”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故曰井田，庐舍在内，贵人也；据《韩诗外传·诗经》“中田有庐”，就是这么讲法。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贱私也。《汉书·食货志》又说：“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
这是一种分田的方法，还有一种换田的方法。
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主或作土。易居。《食货志》：“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爱其处。”这是根据《周礼》的（遂人）。《何注》和《孟子》“死徒毋出乡”相合。
他又叙述他们耕种的方法和生活的状况道：
种谷不得种一谷，《食货志》：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以妨五谷。《食货志》多“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一句。还庐舍种桑、荻、杂菜。阮元《校勘记》说：此荻当作萩，萩者，楸之假借字。按《谷梁》范《注》（宣十五年），正作外树楸桑。畜五母鸡，两母豕，瓜果种疆畔，据《韩诗外传》。《诗经》的“疆场有瓜”，便是如此讲法。女尚蚕织。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事，毋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食货志》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谷梁》宣十五年：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死者得葬焉。所谓“死徒毋出乡”。
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护伉健者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属，里正比庶人在官。《食货志》：“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也是用《周礼》的。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食货志》：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田作之时，春，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食货志》：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绩；男女同巷相从夜绩，至于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食货志》：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作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所有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户牖，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食货志》：春秋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下。
至于种田的年限，只有《汉书·食货志》上说及，他说：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这种制度，原不敢说是推行到十二分；然而地广人稀的时代，土地的私有的制度还没有发生。把一块很大的地方，来均分给众人耕种，也是有的，不过加以儒家学说的润饰，便愈觉得他制度的完备罢了。
古代社会的生计，以农业为主。所以国家的财政，也以农业上的收入为基础。《王制》上说：
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祭用数之仂。注：算今年一岁经用之数用其什一。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丧用三年之仂。注丧大事用三岁之什一。……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日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正义》：假令一年有四万斛，以一万斛拟三十年通融积聚，为九年之蓄。以见在三万斛，制国之来岁一年之用。案《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三年耕，余一年之畜；九年耕，余三年之积；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储。《汉书·食贷志》：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登曰平，余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岁，遗九年食。然后王德流洽，德化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繇此道也。
据此，则当时之所谓太平，就不过是农人的生计宽裕，因而国家的贮畜充足，社会的生活，就觉得安稳；农业在社会上的关系，可以算得大极了。
耕种而外，属于农业性质的，便要推林业、畜牧、渔猎。当时的畜牧，已经做了农民的副业。如“畜五母鸡两母豕”等。专门采伐林木或是捕渔打猎的人，大概也是很少的。所以当时的农业，是把公有的土地来分给平民耕种；至于采伐林木，或者捕渔打猎的地方，却是作为全部落公有的。并没专司其事的人，所以《王制》说：
名山大泽不以封。注：其民同财，不得障管。
《孟子》也说：
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
然而采取的制限，也是有的。所以《孟子》又说：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王制》也说：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殻玻桓渤病！吨芾瘛酚猩接荨⒘趾狻⒋ê狻⒃笥荨⒓Ｈ恕O人等官。都属地官。
第二节工商业和货币食货界说，商（国、野）治商之法之严，从招徕到征税，工官到私家，制造，各种币材，金铜不相权。
农业而外，生利的人便要数着工商。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虽然幼稚，然而农工商分业，却久已实行。所以《管子·小匡篇》说：“士农工商四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厖，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间燕，处农必就田壄，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又说“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把工商两种人比较起来，商人的程度，似乎高些。大约因为他周游四方，无所不至；而工人则但立于官吏监督之下，笃守旧法，从事制造之故。
中国的商业萌芽是很早的。《洪范》八政：一日食，二日货，《汉书·食货志》替他下个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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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农业（2）（）
“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
前者是消费了他的本身以为利的，后者是不供给消费，拿来做“交易的手段”以为利的。《洪范》上头，就把这两种并列。可见当时的商业已很占重要的位置，他又追溯他的起源道：
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以下引《易系辞》的话，见第三章第一节。
据此看来，就可见得中国商业萌芽的早了。
后世的商业要分做两种：一种是《王制》所谓“市廛而不税”，《孟子》所谓“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的。《公孙丑篇》。按郑注《王制》说：“廛，市物邸舍。税其舍，不税其物。”赵注《孟子》说：“廛，市宅也。古者无征，衰世征之……法而不廛者，当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当征其廛宅也。”两说不同。这种商人都有一定的廛舍；他的廛舍是在国中；所经营的商业较大。《周礼》匠人营国，面朝后市，内宰佐后立市，也属于这一种。国家管理他的法子也很严。《王制》上说：
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
这种严厉的规则，有几种意义：（一）种是为保持社会的阶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