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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和西汉，中央政府最高的官是丞相，或称相国。有时但置一人，有时分置左右丞相。后汉则以太尉，天公司徒，人公司空，地公分部九卿。称为三公，是用古代三公、九卿的官制。参看第一篇第八章第三节。太尉在前汉，为中央政府最高的武职，和丞相对掌文武，仿佛像宋朝的二府。此外又有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前汉的宰相，往往从御史大夫递升。这三种，都是中央政府最高的官。
此外又有太常，秦名奉常。掌宗庙礼仪；光禄勋，秦名郎中令。掌宫殿掖户；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太仆，掌舆马；廷尉中间曾改名大理。掌刑辟；大鸿胪，本名典客，又曾改名大行令。又有典属国一官并入。掌诸归义蛮夷；宗正，掌亲属；大司农，本名治粟内史。掌谷货；少府，掌山泽之税；谓之九寺六卿，是中央政府分掌庶务的。
带兵的官，通称校尉。而司隶校尉，主督察大奸，兼有警察的性质，权最重。带北军的中尉，主缴循京师，后改为执金吾。
治京师的官。秦朝称为内史。汉景帝时，分置左内史。武帝时，改内史为京兆尹，左内史为左冯翊，又把向来的都尉，改为右扶风，分治内史的右地。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谓之三辅。后汉时，改京兆尹为河南尹。
外官仍分郡县两级。郡有太守，县的户数，在一万以上的称为令，不满一万户的为长，其下都有丞、尉。十里一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掌徼循，禁盗贼。列侯所食的县，唤做“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的唤做“邑”。有蛮夷的唤做“道”。
秦朝又有一种监御史，是中央政府派他出去监郡的。汉朝省去这个官，由丞相派史出去“刺郡”。武帝时，把天下分做十三部，十二部各置刺史，一部属司隶校尉。——以六条督察所部。（一）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二千石不恤疑赦，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嫉，山崩石裂，妖详讹言。（四）二十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二千石子弟，怙恃荣势，请托所监。（六）二千石远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出于六条以外的，便不问；往来巡行，并无一定的治所。后汉以后，权渐重而位亦渐尊。然而还不过是中央政府派出去的督察之官。这时候的郡，什么事情都和中央政府直接。所以秦汉时代，实在是个“两级制”。到灵帝中平五年（一九五年），因各处纷纷盗起，列郡不能镇压，改刺史为州牧；简九卿等官，出去充任；于是其权大重；而中央政府，又不久解纽，诸州牧各自据土，纷纷占据地盘，就俨然变做三级制了。
爵分二十级：（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后来因避汉武帝的讳，改为通侯。也都是秦制用以赏有“功”、“劳”的人。
秦汉官制的特色：（一）这时候的中央政府，宰相是个副贰天子，治理天下的；九卿等官，也各有独立的职权，都是分治天下众务的；不是天子的私人。到后来，纷纷任用什么尚书、中书、侍中做宰相；把九卿的职权，也夺归六部；于是所任用的，全是天子玩弄之人，君权愈扩张无限。（二）是外官阶级少而威权重，和后世大不相同。这个有好处，亦有坏处。（三）则这时候去古还近，地方自治的意思，还有存留。《汉书·高帝纪》：“二年五月癸未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可见得这时候，对于三老等官视之甚重，和后世名存实亡的，大不相同。这其中也有许多方面的因果关系，且待后文讲到后世制度的时候，比较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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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教育和选举（）
后世的人，都说秦朝焚烧诗书，毁灭儒术，这句话，其实是错的。马端临说：“案《西汉公卿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既曰通古今，则上必有所师承，下必有所传授。故其徒实繁。秦虽有其官，而甚恶其徒，常设法诛灭之。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传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数十人。然则秦之于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试用之，盖惟恐其不澌尽泯没矣。叔孙通面谀，脱虎口而逃亡；孔甲持礼器，发愤而事陈涉有以也哉。”《文献通考》卷四十。这一段考据。颇为精详，虽然虐待其人，然而师承传授，确自有的，可见得儒学并没有绝，不过这种传授，是为继续“博士官之所职”起见，不是为教育人才起见，不过是古代“学术存于官守”之旧，不能算得学校。
到汉朝武帝时候，公孙弘做宰相，才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这才是以传授学术为目的，可以算作学校。然而营建学舍确是王莽手里的事。
案《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武帝时……来朝，……对三雍宫”。《儿宽传》：武帝东封泰山，还登明堂。宽上寿曰：……陛下……祖立明堂辟雍。师古曰：祖，始也。似乎武帝时就有太学的。而《礼乐志》又说：“……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会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谥，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马端临说：“盖古者明堂辟雍，共为一所：蔡邕《明堂论》曰：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圜如壁，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武帝时，泰山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北人，名曰昆仑。天子从之以人，拜祀上帝，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修封时，以祠太一五帝，盖儿宽时为御史大夫，从祠东封。还登明堂上寿，所言如此，则所指者疑此明堂耳。意河间献王所封之地，亦是其处。非养士之辟雍也。”《文献通考》卷四十。按马氏这个说法，很确，并可同第一编第八章第四节所说，互相证明。
汉朝的学校，是逐渐增盛的。武帝置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增为百人，宣帝时增至二百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后汉光武时，就营建太学，建武五年，公元二九年。明、章两代，都崇儒重道，车驾屡幸太学。其时又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期门”、“羽林”之士，皆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梁太后时，又诏大将军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学。本初质帝年号时太学诸生，遂至三万余人。学校可谓极盛，然而衰机也就伏在这个时候。这时候，学校人数只求其多。不讲实在。入学的，大概都是一班贵游子弟，并不是真正讲求学问的人。所以，范晔说这时候的学风，是“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又《三国志》董昭上疏说：“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土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这明是把一种纨绔子弟的气习，移植到学校里。讲声华的必定尚意气，所以到后来就激成“党锢之祸”。学校里都是一班贵族子弟，所以汉朝的太学生，是和外戚结党而攻宦官的。“此中消息，可以微窥”。
国家的学校虽然如此，究竟还不如私人教育之盛。《汉书·儒林传赞》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太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禄利固然是人所同欲，然而学术的兴盛，一大半的原因，也由于社会上“智识的欲望”，不容一笔抹杀。后汉则张兴著录且万人，牟长著禄前后万人，蔡元著录万六千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宋登教授数千人，魏应、丁先弟子著录数千人，姜肱，就学者三千余人，曹曾门徒三千人，杨伦、杜抚、张元，皆千余人，更非前汉所及，俱见《后汉书》。私人教育，总比国家所设立的学校为盛，这个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色。
至于选举，则有两种：其（一）郡国岁举孝廉。又汉武帝制郡国口二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四十万以上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日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日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变决断，才任三辅县令。是用古代“诸侯贡士”之制，后世的人，以为这是乡举里选，却是错的。乡举三老，方和《周礼》的“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相合。其（二）则朝廷要用哪一种人，特诏标出科目，令公卿郡国，各举所知。这个却是后代制科的先声，汉朝选举制度的利弊得失，要和后世比较才见，且俟后文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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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赋税（）
汉朝的田赋，本来是十五而税一；景帝以后，变做三十而税一，已见前。光武中兴以后，亦是三十而税一。到灵帝时，才加天下田税，每亩钱十文，谓之“修宫钱”。
田税以外，另有一种“口税”谓之“算赋”。人民从十五岁起，到五十六岁止，每人每年出钱百二十文，谓之一算；以治“库兵”“车马”。其事起于高帝四年，见《本纪》如淳引“《汉仪注》。又有七岁到十四岁出的，每人二十钱，以食天子，谓之“口赋”。武帝时，又加三个钱，以补“车”、“骑”、“马”。见《昭帝本纪》元凤四年如淳引《汉仪注》。按《汉书·昭帝纪》，五凤四年“减天下口钱”。甘露二年“减民算三十”。“师古曰：一算减钱三十也。”成帝建始二年“减天下赋钱。算四十”。“孟康曰：本算百二十，今减四十为八十。”所谓减，都是指当年而言，并不是永远变更定额。又《贡禹传》：“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