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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廷鑨是湖州富人。明朝的朱国桢，曾著了一部《明史稿》，明亡之后，稿藏于家。后来朱氏的子孙窃了，把稿子抵押给庄廷鑨。廷鑨替他补全了崇祯一朝的事实，要想刊刻，未成而死。他的父亲胤城，遂替他刻完了。为归安知县吴之荣所告。廷鑨戮尸，并杀其弟廷钺。列名书中的人，和失察的官吏，死掉七十多人。其（二）是戴名世之狱，戴名世，桐城人。所著《南山集》，多采同县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多涉及吴三桂处。事发，孝标戮尸，名世弃市。替他刊刻的尤云锷，收藏板本的方苞都坐罪。以上是康熙时的事情。其（三）是汪景祺之狱。景祺，浙江人。著《西征随笔》。颇议论康熙时的朝政。世宗就坐他个“大逆不道”的罪名，把他杀掉。妻子和“期亲”都遣戍。五服以内族人，皆斥革拘管。其（四）是查嗣廷之狱。雍正四年；查嗣廷典江西。以“惟民所止”命题。世宗说他是雍正两字，截去了头。嗣廷死于狱中，仍戮尸枭示，儿子亦坐死，家属都遣戍。其（五）是陆生柟之狱。生柟广西人。著《通鉴论》十七篇。中有论君权大重，及封建制度，万世无弊等语。被杀。其（六）是曾静、吕留良之狱。吕留良，字晚村，浙江人。尝讲学于家。湖南人曾静，见其所评时文中，有论井田封建的话，颇以为然。叫自己的门徒张熙，去找他的儿子吕毅中，把他的遗稿取来。后来诸王布散谣言。曾静以为有隙可乘，叫张熙到四川去见岳钟琪，劝他造反。为钟琪所举发。世宗把吕留良剖棺戮尸，曾静、张熙，却免死拘禁。到乾隆初，亦被杀。以上是雍正时的事情。其（七）是胡中藻之狱。胡中藻，鄂尔泰的门生。著有《里磨生诗钞》。高宗摘其中字句，指为有意谤毁。下狱。凌迟处死。鄂尔泰的侄儿子鄂昌，高宗说他诗中称蒙古为胡儿，沾染汉人习气，也勒令自裁。其（八）是徐述夔之狱。徐述夔，浙江举人。高宗时已死，高宗亦摘其诗句，指为怀挟异志，剖棺戮尸。杀其二子。其（九）是王锡侯之狱，王锡侯，江西举人。因刻了一部《字贯》，怨家讦发他，说是删改《康熙字典》。亦被拿问。巡抚以下，都得失察的处分。以上是乾隆时的事情。“禁书”起于乾隆三十九年。本说以五年为限，后来屡次展限。到五十三年，仍有很严厉的谕旨；勒令各处销毁；据当时刑部所奏，共烧毁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这种政策，是康、雍、乾三朝一贯的。他们想把这种刚柔并用的政策，压服汉族。——然则到底曾收多少效果呢？我敢说是丝毫的效果也不曾收到。请看下篇第四章第五节，自然明白。至于清朝所以能享国长久，还靠康雍两朝，政治总算清明的力量。请看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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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0章 顺康雍乾四朝的政治（）
当明朝末年，中国的社会，是凋敝得不堪的。世祖入关之后，即罢免“三饷”。又定《赋役全书》，取民之数，都照万历中叶的旧额。其时虽各处用兵，军费浩繁，总算始终没有加赋。圣祖亲政，又裁撤十三衙门，罢诸种织造。宫中用度，更为省俭。
圣祖是个聪明特达的君主。他乐于求学，勤于办事。于天文、地理、律历、算术……学问，多所通晓。又颇能采用西洋的学问。见下篇第一章第二节。而尤其相信理学，佩服程朱。他尝说：“昔人每曰：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亲细务。予心殊不谓然。一事不谨，则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则贻千百世之患。……故予之莅政，不论巨细，即奏章之内，有一字，必加改正，而后发出。”这几句话，固然不免有几分矫饰；然而他能励精图治，确是实在的。他又说：“明季宫中一日之用，万金有余。今朕交付于内务府总管，应付之银，一月仅五六百两。并一切赏赐，不过千金。”又说：“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绩，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两。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两，实不及百分之一。”这种话，固然也不免有过情之处。然而他能俭于用财，也确是真的。圣祖于康熙二十三、二十八、三十八、四十二、四十四、四十六年，尝六次南巡，所过确未闻有多大的扰累。
所以当三藩平后，国内已无战事，政治亦颇清明，百姓就得以休养生息。——原来中国的人民，勤苦治生的力量，是很大的。只要没有天灾人祸去扰累他，他的富力，自然一天一天会增加起来。就财政上头，也看得出他的反映。当三藩乱时，清朝的财政，还是入不敷出的。乱平之后，收入便逐年增加。到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国库里就有了五千万两的储蓄了。圣祖是主张藏富于民的，于是下诏：令三年之内，将全国钱粮，通行减免一次。一七一二年，又命以后征收钱粮，即以康熙五十年所收为定额。以后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赋。参看下篇第五章第五节。这种办法固然是疏节阔目；朝廷不甚诛求，行政官吏，也就无所凭借以作弊；百姓可以得到许多好处。然而圣祖晚年的政治，也不免流于宽纵些。即如各省欠解的钱粮很多，也都没有认真查追。吏治长此因循，不但财政，一切政治，都要受其影响。世宗即位，就一变方针，而以严肃为治。首先盘查各省的库款，追缴欠解的钱粮。又把征收时的“火耗”，化私为公。火耗是因赋税征银，官吏把百姓所缴的碎银，熔铸大铤，然后起解，所生的一种消耗。官吏借此名目，多取于民，其数目也颇为可惊。对于盐课，关税，也竭力整顿，都得到很大一笔收入。国家财政基础，就更形巩固。雍正年间，国库余款，曾积至银六千万两。末年虽因用兵消耗，高宗初即位时，仍有二千四百万两。一七八二年，国库又积到七千八百万两。这就是清朝财政极盛的时期了。
世宗的治法，是极端主于严刻的。当圣祖时候，群臣颇有结党相争之风。而居南书房的高士奇，以文学家世，为人所依附的徐乾学，和居言路的许三礼、郭琇等，声势尤其赫奕。世宗深恶朋党，尝御制《朋党论》，以儆戒诸臣。又设立军机处，以分内阁之权。把六科改隶都察院。以摧折言路的气焰。另设奏事处，令奏事的不必尽由通政司。机要事情，并许直达御前；以防臣下的壅蔽。这种大权独揽，真有“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气概。然而鄂尔泰、张廷玉分党相争，仍旧没有免掉。世宗为对付诸王起见，多设密探，以为耳目。此后遂至刺探朝臣的隐私，格外弄得朝臣都惴惴不自保，只知道小心谨慎，以求免祸。高宗的明察，不及世宗。而一付“予智自雄”的神气，却是如出一辙。动辄严词驳诘，有类骂詈。又时时要用不测的恩威，使得臣下恐惧，“待大臣以礼”之风，是丝毫没有的。所以到后来，全剩了一班“阿谀取容之士”，没有一个“正色立朝之臣”。这是清朝政治的短处。
还有一件，康雍乾三朝，对于文化事业的尽力，也颇可一述的。御制或敕撰的书籍，是历代都有。国家搜罗书籍，把他校勘珍藏，更是历代都有的。考校经籍的历史，颇可以见得历代学术的派别，文化的升降（质而言之。就是有学术史的一部分的价值），也是颇有趣味的事情。简单一点，可以把汉、隋、唐、明各史的《经籍》、《艺文志》，《文献通考》的《经籍考》，以及清朝的《四库总目》浏览一过。其中官纂的巨籍，要推明朝的《永乐大典》为最。清朝康熙时的《图书集成》，也是照这部书编纂的。都是“类书”的体例。高宗时的《四库全书》，却是“丛书”的体例。这种书籍，编纂固未必尽善（譬如《永乐大典》，本是类书的体例。然而后来有许多编得极草率的，并不将全书按内容分析，编入各类，却把一部书硬钞入某一类之内，不管他内容合不合。这竟是笑话了。四库馆开时，对于各处送来的书，有予以“著录”的，有仅予存目的，其中去取，也未必尽当。当时曾从事于“辑佚”，把已亡之书，尚存于《永乐大典》中的，搜集出来。固然辑出许多紧要的书，也有许多紧要的，并没有辑出来）。然而清朝人毕竟靠了《永乐大典》辑出许多佚书来，《四库全书》，则现在大略完全的，还有四部。北京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谓之内廷四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谓之江浙三阁。文澜颇有散亡，文渊、文溯、文津三阁的书，则还大都完好。于保存文化上，究竟有很大的价值。
以上所述，都是内治一方面的事情。还有康雍乾三朝的武功，也是极有关系的，请于以下三章，述个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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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1章 种族和宗教的变化（）
中国地方，除内地十八省和关东三省外，可以大别为两个高原。参看第二篇下第三章第二节。便是：
（一）蒙古新疆高原。
（二）青海西藏高原。
其中蒙古高原，向来是游牧民族占据的。新疆高原，即游牧（行国）、耕稼（居国，即城郭之国），民族错居，而大部分是城郭之国。其民族：则占据蒙古高原的，是匈奴、柔然、突厥、回纥。其实可称匈奴、丁令两种人。因为柔然所用的，都是丁令之众；突厥、回纥，又都是丁令的分部。参看第二篇下第一章第一、二、三节。占据新疆高原的，是塞种和氐、羌。第二篇上第四章第二节。其占据青海西藏高原的：则系氐、羌和藏族；而印度阿利安人，侵入其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流域。第二篇下第二章第二、三节。这些话，前文都已说过了。却是到近世，起了一个大变化。便是：
（1）从回纥为黠戛斯所破，迁入天山南路，而丁令种族，占据了新疆高原。
（2）从回纥败亡之后：黠戛斯没有能够占据漠南北；契丹的实力，也只及于漠南的一部分；蒙古高原，就多时没有强大的民族。直到蒙古人兴起，才尽为所据。蒙古是靺鞨鞑靼的混种。然其种族，究当以靺鞨为主。所以近世，可算是肃慎种族极兴盛的时代。
（3）从蒙古人兴起之后，新疆高原，也为所征服。虽没有能将本来的民族——回族——融化，这因回纥也是大族之故。而在近世，蒙古高原和新疆高原的历史，也发生极密切的关系。
（4）青海西藏高原，向来和别处地方，关系较少的。却是近世，喇嘛教大行；而又适值蒙古人勃兴之际，于是在政治上，则蒙古征服西藏；在宗教上，则西藏征服蒙古，而蒙古高原和西藏高原的历史，也就发生极密切的关系。
（5）当此时代，蒙古人又侵入青海，就使蒙藏两高原，历史上的关系，更加一层密切。
（6）在近世，喇嘛教大行于青海、西藏和蒙古高原，——其余波并及于关东三省。——而新疆高原，则仍为天方教流行之地。
更简而言之，则是：在种族上：（一）蒙古高原的回纥人，侵入新疆高原。（二）关东三省的靺鞨人，——蒙古——侵入蒙古、新疆、青海高原。在宗教上：则（一）起于阿剌伯半岛的天方教，侵入新疆高原。（二）起于印度地方的佛教传入西藏、青海和蒙古高原。这种变化，也算得重大而可惊了。除（1）（2）两条，前文业经说明外；其（3）（4）（5）（6）四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