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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八年（1385年），又一桩震动天下的大案——户部侍郎郭桓盗卖官粮案爆发。户部侍郎郭桓盗卖官粮，把仓库里的粮食据有己有，接受地方官的贿赂，和地方官勾结起来共同作弊，涉案数额非常之大，范围十分广。朱元璋施以重手，致使天下中产以上家庭有一半以上陷入破产的境地。
郭桓案涉案数额之大，范围之广，不仅遍及浙西四府，而且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全国相当于省级『政府』的布政司一共也就十二个，等于说这个案子将帝国的地方官场扫『荡』了一遍。
如果说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将中央权力机构清洗了一遍，那么郭桓案又让地方权力机构为之一空。这种雷霆万钧的双线清洗，成就了朱元璋铁血帝王的威名。
由于郭桓案属于财税系统出现的腐败窝案，由于税粮征收的第一个环节是通过粮长来征收，所以粮长在具体经手粮税的征纳过程中，当然也能上下其手。
近水楼台先得月，也得祸
郭桓案的事发地是应天、镇江等五个州、府，这也是朱元璋当年平定天下的革命根据地。由于老区人民在战争年代里长期“无私支援”朱元璋的军队南征北战，为了回报这份恩德，朱元璋在即位后决定免除这些地方所有民田的夏税秋粮，官田则减半征收。
当时，一石秋粮从浙西运送到南京，由于沿途的层层剥盘，所耗运费竟然高达四石粮食的价格。为了减轻负担，朝廷采取以钞折粮的举措，每石米折钞两贯，农民可以缴钱折粮，免去运费。可是，那些习惯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地方官员，又变着法子在秋粮征收中苛敛。
为了捞足油水，他们在秋粮征收中挖空心思。比如说他们对每石秋粮征收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各一百文；以钱折粮后本不用包装了，可粮库官员又加征辨验钱、蒲篓钱、竹篓钱各一百文，甚至还要征收水路运输沿江神佛的香火钱一百文。各项征费累计九百文，差不多是一石秋粮折款的一半。
帝国实行以钞折粮的本意是为了降低运费，减轻粮农负担，可是一项好政策就这样又被歪嘴和尚念歪了。朱元璋愤怒道：“害民如此，罪可宥乎？”就是说，如此坑害老百姓，罪不可赦。
从浙西秋粮征收中发横财的，不但有地方布政使司的官员，而且主管全国钱粮事宜的户部官员也趁机贪污受贿。侍郎郭桓从浙西地方官员那里受贿50万贯，又在入库的时候侵吞190万石粮款，与户部官员一起贪占。应天等几个州府数十万亩官田的夏粮秋粮，无一粒上仓，全被郭桓、张钦等一伙贪官舞弊私分。户部本该收浙西地区的秋粮450万石，结果郭桓只收了60万石粮食和80万锭银钞。这些银钞可以抵200万石粮食。剩下的190多万石粮食，就被郭桓伙同当地的官员私分了。震怒之下的朱元璋大开杀戒，把郭桓等户部贪官和牵连的地方布政使司的贪官污吏，共有几万人被全部处死。
这件大案处理后，朱元璋却闹不明白，为何官员“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就是说，为什么官员在刚刚提拔的时候都会表现得清廉忠贞，可上任时间长了，就会变得又『奸』又贪。他更不明白的是皇帝反贪，却越反越贪。割韭菜般杀贪官，结果贪官却越杀越多，杀不胜杀。
百思不得其解的朱元璋，陷入『迷』惘之中。他只能看到人『性』中的贪婪一面，却没有察觉到皇权制度下的巨大黑洞。郭桓等人收受应天等地富户徐添庆等人的贿赂，私自免除他们的马草（战马所需的草料），将负担转嫁给已经交纳马草的安庆百姓。他们还搞纳粮入水、纳豆入水的勾当——每年都有一些『奸』诈的粮长，伙同仓库官在豆、粮中拌水，以增加斤两。每间仓库容量不下一万余石，往往就因为一户刁民搀水，结果就会导致官粮经湿热一蒸而全仓坏掉。
郭桓等人几年之内连贪污带盗卖再加上掺水毁掉的官粮，总共给大明朝造成了2400万石粮食的损失，而这相当于当时整个国家一年的收入。如此一来，出身贫民的朱元璋焉有不怒之理。他如果再不出手，任由事态发展下去，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朱元璋立即成立了以国家检察院副院长（右审刑）吴庸为组长的郭桓案专案组。
郭桓等主犯们的脑袋虽然是保不住了，但是对他们同党的追查在全国范围内却陆续展开。对于朱元璋来说，只有权力上的铁血才能换来帝国的长治久安。
在朱元璋的意识里，就是把这些官员们拉出去排成一排，用机枪扫『射』可能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之鱼。在这个想法支配之下，为了保证除恶务尽，他超时代地采用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先进理念。
在严格的追查之下，朱元璋很快发现，几乎所有六部的官员都成了郭桓的同犯。当然这个结果也是朱元璋事前应该想到的结果。这些官员包括礼部（礼法）尚书赵瑁、刑部（司法部）尚书王惠迪、兵部（国防部）侍郎王志、工部（建设部）侍郎麦至德等。这个名单开列地很长，据《刑法志》记载，当时六部除了上面所列的高级官员外，所有侍郎（副部长）以下官员都被杀掉了。
兵部侍郎王志也在这次大范围的贪腐清剿行动中落入了法网，起因是勾军事件。当时的军队经常有勾军的事情发生，比如说，一个地方的士兵在服兵役时突然牺牲或者病故，朝廷就会要求从原籍补充新兵，这叫勾军。如果征兵征到一个家庭的头上，而这个家庭有其他原因没人愿意去，那就要送礼找人从中销户。如此一来，王志所在的国防部副部长一职就成了香饽饽，具体经办人员找个没钱的，同姓名的，强行勾了去，这样就把那个送礼的保了下来。
兵部侍郎王志职务犯罪获得赃款总额是22万贯，相当于今天的500万元人民币。事情败『露』后，朱元璋亲自审问王志，问：“王志，你怎么贪污受贿了这么多？”
王志回答：“财利『迷』其心，虽君亲亦忘之。”
朱元璋又问“现在有什么想法？”
王志的回答与所有临行的贪官如出一辙：“臣临刑方觉悔不及矣！”
这也就是说当时的六部，每个部除了尚书（部长）一人，侍郎（副部长）两人（上文已列出者除外），所有的办事官员都被杀掉了。当时的部长真的成了光杆司令，官员们陷入了恐惧之中，见面的第一句话应该就是“你们今天死了几个？”其实到后来这个问题也不用回答，因为一个部里最多只剩下三个人
这是中央官员，还有地方的经办官员，粮食是由省里送来的，往下查，就是各个府县，府县再往下，就是那些所谓的富户、粮长。这些人也大多被杀掉。古语云“法不责众”。但朱元璋先生不信这一套，他下令：该杀的都得杀！
实际运行结果如何呢？洪武十七年（1384年）的夏税秋粮，五府州真正实现了全免，没有一粒粮食提交至国库。
当地官田名下还有几十万亩，地方官僚也没有忘记对官田减半征收。那么让人感到『迷』『惑』的是当年征收的粮食又跑到哪里去了？是用于填补历年亏空，还是上下级官僚层层瓜分了呢？
吴庸等办案人员认定的结果是，当地官吏张钦等勾结户部官郭桓等，将其作弊私分了。
这是首都周边，发生在皇帝眼鼻子底下的事情。还有稍远一点的地区——浙西地区，揭『露』出来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这一块原来是张士诚的地盘，包括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当时称为“浙西四府”，是帝国最为富裕丰饶的地区。
明初单独划出建立了新的浙江省以后，所谓的浙西四府却被划在了直隶省（永乐以后叫做南直隶），与浙江省没有关系。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了平衡地方财政，才把直隶原属的嘉兴、湖州二府改隶浙江省管辖。在此之后，把苏州府、松江府（今上海）、常州府三地算作是浙西，《大诰》中的浙西即指此三府。
第23章 空印案是一场小事故（3）（）
当时的苏州府每年向国库交粮280万石，松江府年交粮120万石，常州府年交粮50万石，三府合计450万石。全国则是2940万石左右。仅苏州一府，就比浙江全省交纳的275万石还多。就是这么一块富甲天下的风水宝地，郭桓等人上上下下忙活了一年，就从这三府收上来60万石粮食，其他的是大明宝钞80万锭。
如果按时价结算，80万锭可折合相当于米200万石。即便这样，也只完成定额任务的58％，还有190万石的巨大缺口在那里摆着。收不上来的粮食，可是账目上需要填平。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负责的官吏只有涂改数字，同时用钱来打通上下关节。
如此一来，作为户部负责人的郭桓接受苏州府等地贿钞五十万贯。他伙同府县官黄文等人，以及实际办事人员沈原等人涂改数字作弊，随后将50万贯银子私下瓜分了。
我们来给郭桓等人算个帐，看看他们直接私分的50万贯相当于今天多少钱，而450万石，190万石，2400万石又分别值多少钱呢？按照当时兑现标准，宝钞五十贯为一锭，50万贯等于一万锭，而一万锭可买米20080=2。5万石，一石米约折合今天140斤，那么就是350万斤。按照2011年的超市大米价格3。00元斤计算，这笔钱相当于1050万元人民币；就是这样一笔巨款，就这样被这帮人私吞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国家损失了多少？190万石，按照2011年米价算，就是190万x140x3元=7。98亿元人民币！贪污受贿一般都是这样，以个人之小得，国家之大失而告终。那么我们顺带算一下，明朝洪武时的年财政收入，2940万x140x3元=123。48亿元人民币。
郭桓等造成的亏空是2400万x40x3元=100。8亿元人民币。这样一个天文数字，怎不令人心惊肉跳。
郭桓一案中的2400万石的所谓亏空，就是这帮胆大妄为之人浮夸出来的。朱元璋在事后也只是无奈地认下缺额为700万石，其他1700万石只是浮云。既然是浮云那就不曾真的存在过，如果非要『逼』问那些数字从何而来？那么就让它存在于户部的糊涂帐上吧。既然郭桓、王志、麦志德等京官贪污受贿是祸源所在，那么地方官科敛也是罪责难逃，苏州粮长们滥收费用更是板上钉钉。至于地方上浮夸出来的虚假产值，朱元璋也就不再去刨根究底了。他也知道，如果非要一查到底，那么最后自取其辱的只会是他这个帝国的一把手而已。
等到郭桓案尘埃落定，中央各部机关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个扫厕所的清洁工，部长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这样一幕场景，在中国历史上应该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我们经常会羡慕那些在领导身边工作的人，认为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什么好处，领导会第一时间考虑到你。可我们不要忘记一点，近水楼台固然可以先得月，但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