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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藩王叔叔们隐隐感到，这个侄皇帝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他们眼中的书呆子。朱允炆正在逐渐进入角『色』，不管不顾地构筑着属于自己的帝国。本来他们以为，这个孩子个『性』纯良，柔弱，凡事会依仗着他们这些藩王。可从他登基以来，所采取的种种改革措施，这不是在与他们分蛋糕，而是在与他们抢蛋糕。他们既不是利益共同体，更不是利益的相关者，他们只是边疆站岗放哨的，用不了多长时间估计连他们的站岗资格也会被剥夺。
他们倒不是担心建文帝一意孤行的改革，他们担心的是自己从朱元璋那里得到的既得利益，会毁在朱允炆的手中。
他们焦虑，焦虑过剩有时候就像一块焦炭在体内被欲望之火点燃。
第38章 谁才是真正王牌（1）（）
如果说这时候建文帝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削藩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
在青年皇帝朱允炆还是少年太子的时候，他就对虎视眈眈的藩王叔叔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担忧。
他曾经就此事请教过一生什么难事都没难倒的朱元璋，可朱元璋却在这个难题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对付别人，朱元璋有的是手段和办法；而对待自己的子孙，他也会优柔寡断。
祖孙俩就这个问题交流了看法，并说了一些诸如“以德怀之，以礼制之”这样务虚的话，最后达成了统一共识，那就是在别无路径可以选择的情况，可以痛下杀手，削地削藩，以兵讨之。
如果真像朱元璋预测的那样，自己的子孙走到兵戈相向的那一步，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朱元璋当初封王封地之举，就属于没事找抽型。祸根其实早就埋下，朱允炆不幸当了那个引爆者。由于引爆条件不成熟，最后被爆得死不见尸的人成了建文帝朱允炆。所以说削藩并不是建文帝擅作主张，也不像朱棣后来所指责的违背“祖制”。
其实伏笔早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打下，当然朱元璋没有料到的是，暴风雨会来得这样快，这样迅猛。对于这一点，作为当事人的建文帝比谁都清楚。正因为他始终无法摆脱来自内心的恐惧，他才觉得削藩大事要非做不可。不但要做，而且要短平快地做。年轻的书生在一帮老书生的协助下走上了义无反顾之路，儒家理想主义的大旗还没有在帝国的上空呼啦啦迎风招展，他们就已经上路了。
一切都在表明，建文帝连一分钟都等不了。两大剑术高手过招，讲究的是稳准狠，最忌讳的是心浮气躁。而建文帝既不稳，更谈不上准，狠也欠缺火候。
有时候我们会做出这样的假设，假如没有黄子澄、齐泰、方孝孺这“三驾马车”，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可历史只有铁板钉钉，容不得半点马后炮。
如果能有更多的路径选择，朱允炆还是会走上这样一条路。这和他的人生际遇以及书生『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朱允炆生于宫廷，长于宫廷，就像现在的大学生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就参加工作。这样的人就算饱读诗书也会与社会脱节，工作经验接近于零。
朱允炆曾经在朱元璋的晚年有过一段见习理政的时光，但是对于帝国的一把手来说，那短暂的实习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朱允炆是个天『性』温和之人，是个文弱的书生。如果他不是生在皇家，他算得上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好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好人，朱元璋走得很安心，他认为朱允炆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大明王朝带向一个巅峰时期。朱允炆对如何消除诸藩对中央权力的威胁充满了犹豫和疑『惑』，为此他在登上皇位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寻找自己的政治伙伴。
生在帝王家是一个人的幸运，也是一个人的悲剧。朱允炆是个书生，内心的敏感要比一般人来得强烈，正因为强烈，所以也更加痛苦。当他走下朝堂，捧起一本书，四十五角仰望天空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政治场上波诡云异，隐藏着多少凶险与杀机。他有幸加入了这场政治的轮盘赌，可他忘了政治有时候翻脸比翻书还快。
作为一个帝王，一个错误的决定会要了无数人的命，一个正确的主张也同样会改变无数人的命运。朱允炆亲眼目睹了洪武年间，那大案套要案，要案连大案的连环杀戮。权力就是一把无情刀，而对于朱允炆来说，这把刀不是刺向自己的敌人，就是刺向自己。
放眼整个帝国，到底谁人是敌？谁人又是友？长期居于深宫的朱允炆陷入了深深地『迷』茫。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几乎将开国功臣杀戮殆尽，但他还是为自己的孙子留下了黄子澄、齐泰、方孝孺三个大儒。
第39章 谁才是真正王牌（2）（）
黄子澄是最先接近建文帝朱允炆的人，不是他有多么了不起，而是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东宫伴读，也就是太子的老师。在中国古代权力系统当中，东宫伴读并不是一个小角『色』。尤其在帝国命运走到一个转弯地带，他往往能够起到扭转乾坤的大作用，当然这也和个人能力大小有关。在这个职位上想要默默无闻都很难做到，如果太子能够在将来的某一天顺利继承大统，那么他这个东宫伴读很有可能会拽着新皇的权力尾巴扶摇直上，只手遮天也未可知。
正因为这种利害关系摆在那里，东宫伴读往往是太子的铁杆粉丝。在太子接任帝国权柄的道路上，他们会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与太子结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亲密关系。而当时的黄子澄与朱允炆就结下了这种非一般的关系，朱允炆有了“难题”，也要去请教黄子澄。
有一天，朱允炆坐在明皇宫的东角门，脸上布满了忧愁的神『色』。这时候，黄子澄走了过来，师生二人就在东角门定下削藩的政治主张。两人当时只是务虚，本没有碰撞出多少智慧的火花，更谈不上具体的实施办法。
时过境迁，现在朱允炆已经是大明的皇帝，没有谁能阻挡自己对武力削藩的向往。他决定实施师生二人当年定下的主张，用汉景帝的武力削藩的方式，将分散在藩王手中的权力一一收回。武力削藩不是无理取闹，它需要一个理由。论辈分，这些藩王都是自己的叔叔，他们既没有造反，又不能『乱』政，虽然有人在背后说他们图谋不轨，可抓不到把柄，也不好削夺他们的权力。
建文帝想解决藩王问题，但又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他在极小范围内秘密地进行削藩问题的讨论，没想到小范围的活动却引发大范围的关注。朝中那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官员也参与到削藩的专题研讨中来，由此在帝国的中央权力结构中形成了三方不同的意见。
一方削藩强硬派。这一派呈梯队作战模式，在最前方摇旗呐喊的是黄子澄和齐泰等人，而背后谋篇布局的是方孝孺，建文帝则是最大的支持者。按照黄、齐、方三人的意思，既然已经开始磨刀，那索『性』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藩王势力连根拔除。
另一方是削藩温和派。这一派虽然不反对削藩，但他们还是为暴力削藩蒙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他们觉得这些藩王都是先皇的子嗣，做法不可过于冷血。他们不赞成连根拔除，认为可以借鉴汉武帝对待藩王那样实行“推恩令”。也就是在各个亲王原有封国领地上，除了嫡长子继承亲王头衔外，其他的儿子也都给封地和郡王头衔，长此以往，郡王会越来越多，他们的封地会越来越少，自然力量也就越来越薄弱。这么做既保证了帝国权力根基不会被动摇，同时也保全了皇族之间的亲情。客观地说，这一派提出的方案非常符合实际，且『操』作『性』强。
还有一方是削藩反对派。这一派的观点也很明确，那就是不但不能削藩，还要对那些藩王们做到有礼有节。这时候舆论大环境已经在『逼』藩王造反。为了缓和矛盾，建文帝应该立即打消削藩的念头，摆出一副与他们修好的姿态。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六月，户部侍郎卓敬秘密上奏建文帝：燕王雄才大略，极似太祖，且兵精马强，北平又是战略要地，宜及早剪除，杜绝后患。否则，待其准备就绪，浩浩大军建瓴南下，难以挽回危局。
建文帝在看完卓敬的奏本后，并无声张。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建文帝削藩的政治谋划还是外泄到了诸藩王那里。由此可见，当时朝廷削藩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建文帝和三两个君臣之间的谋划，而藩王们在京城的势力已经无孔不入，就算是最高机密也逃不开他们的耳目。
朱允炆君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那藏于内廷的窃窃私语还是引发了藩王们极度的不安与警觉。他们并不愿意做待宰的羔羊，更何况他们手里有兵还有枪。你在京城磨刀，我就可以在边疆搞搞军演。藩王们恃仗军事武力，不断地向中央施压。藩王们之间互相串联，众口一致，将矛头对准武力削藩派的主干齐泰和黄子澄。
他们提醒建文帝，不要受外人蛊『惑』。他们这么做，也是为将来彻底翻脸寻找一个可以说服天下人的借口，无非就是“清君侧”。为江山社稷计，就要将皇帝身边的小人都除掉。
这些藩王们越施加压力，建文帝就愈加坚定他的削藩决心。既然已经箭在弦上，那索『性』就冲着靶心而去。对于建文帝来说，那些削藩强硬派就是他的政治盟友。在他还未登基的时候，就在试探自己的老师黄子澄。
黄子澄虽然只是个儒学书生，但是在宫廷里呆了这么多年，什么场面没有见过。他当然明白在当前的局势下皇帝问这句话的用意何在，建文帝曾经命他与兵部尚书齐泰同参国政。何为同参国政？也就是共同商议国家大事。建文帝重提当年东角门二人密议削藩之事，他很快就领会了其中的深意。
黄子澄找到齐泰，他跟齐泰说：“齐尚书，当今皇上年少，在治国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可他的那些叔叔们手握重兵，多行不法，照此发展下去，恐怕我大明危矣。你我都曾受先皇之重托，承蒙当今皇上之厚恩，理应为国分忧啊！”
齐泰也是聪明之人，当然能够听出黄子澄说话的意思。他马上回答说：“为子则孝，为臣则忠，你我如今都是大明股肱之臣，就理应要报效国家。只是削藩之事关系重大，处置不当，恐怕会后患无穷。”
君臣三人最后经过一番合计，决定先从燕王朱棣的亲弟弟周王朱橚的身上下手。
其实黄子澄和齐泰在商议具体削藩时意见还不统一，黄子澄说：“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总体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一定要把燕王拉下马来，而到了实际的实施过程中，齐泰主张首先擒燕，黄子澄不仅不同意还发表了上述的高论，这种打草惊蛇的做法居然得到了最高当局的首肯。从后来的种种大政方针的取向看，虽然建文帝是齐黄并用，实际是更倾向于黄子澄的看法，毕竟是东宫的交情在那里摆着。
然而，这时候卓敬别有一番议论，卓敬给建文帝上奏折说：“燕王智虑绝伦，雄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