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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建文帝不想借此机会除掉朱棣，那就只好再想想别的办法。户部侍郎卓敬给皇帝朱允炆上了一道密奏，提醒建文帝不要放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提议将燕王从他长期盘踞的北平调离，将其迁徙到南昌一带。
密奏里的原话是这样的：“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夫北平者，强干之地，金元所由兴也，宜徙南昌以绝祸本。”就是说，燕王和先帝朱元璋很像，胸中韬略远胜于他人。将此人放在北平这样的龙兴之地，就等于为大明帝国埋下了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
卓敬的密奏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可以说是一个一石三鸟之计。既可以避免以“大不敬”罪名整治燕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可以免除建文帝背上迫害皇叔的恶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消除燕王之患。就是这样一个一石三鸟之计，还是没有得到建文帝的支持。建文帝在看了密奏后，对卓敬说：“四叔燕王是朕的至亲，我不能这么做。”
卓敬还不死心，继续规劝道：“陛下与燕王虽是叔侄关系，但是叔侄关系怎得上父子关系。隋朝皇帝杨坚与杨广是父子关系。杨坚年老的时候，有人跟他说，您的皇太子杨广在调戏你的爱妾，杨坚就动了杀杨广的念头，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动手，杨广已经获悉了这个信息，先下手为强，将亲生父亲杨坚给杀了。父子关系尚且靠不住，更何况你们之间的叔侄关系！”
建文帝听后半天才冒出来一句话：“卿休矣。”言下之意，你们大臣们不要再『逼』我做不伦之事，我意已决。
等到朱棣平安回到北平后，建文帝才意识到，曾经有一份天上掉馅饼的机会摆在面前，可自己不懂得珍惜。虽然他又是派官员到北平去巡视民情，监视燕王动态；又是想办法削弱燕王的兵力，但是除掉燕王的最好机会已经流失。
建文元年（1399年）五月，朱元璋周年祭奠。按照皇家的规定，皇子皇孙都要前往南京参加祭祀大典。朱棣刚刚从建文帝眼皮子底下逃过一劫，他没有勇气再去冒一次险。而南京方向这时候也不断传来风声，建文君臣因为放走他正后悔着。
朱棣自己不愿再去一趟南京，可先皇的周年祭总要有人代表自己前往。自己不愿到场，那么他的儿子们就必须去参加，不然事情就闹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长子朱高炽就带着两个弟弟前往南京参加朱元璋的祭祀大典。
儿子们前脚刚跨出北平，朱棣这边就对外称病。等到朱元璋祭祀大典结束，燕王的病情传得越发严重。朱高炽三兄弟到了南京后不久，朱棣的奏疏也送达建文帝的手上：燕王病重，恳求建文帝能够恩准三个儿子回北平见其最后一面。
朱棣这一招用得极为巧妙，既可以弥补先前决策上的失误；又可以『摸』清建文君臣的底数。如果建文帝扣押了他的儿子们，那么中央朝廷就会失去舆论的主动权；如果朝廷放人，那么朱棣也就达到了保全儿子的目的。
建文君臣在面对这样一份乞子回藩的奏书，也是莫衷一是。有人主张将朱高炽三人扣下来，留作人质，以此来挟制朱棣。黄子澄认为，将朱高炽三兄弟扣留，反而会授予燕王把柄，如果对方以此为藉口起兵，那么中央朝廷就会失去舆论上的主动权。不如先放三人回去，借以打消燕王的顾虑，然后再找机会收拾他。
黄子澄以遣归其子的方式来稳定朱棣，当然这也正中朱棣的下怀。朱棣父子相聚，大喜道：“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矣！”
建文帝听从了黄子澄的意见，放朱高炽三兄弟回北平。建文元年（1399）六月，燕山护卫有个小军官百户倪琼向建文帝上奏，告发燕王朱棣属下的两个官校于琼和周铎在暗中为朱棣招兵买马，图谋不轨。建文帝立即下令将于琼和周铎火速逮捕，并押送到京师南京来进行审讯。审讯结果，两个官校交代出燕王朱棣私下招兵买马意图不轨。
为了获得实情，建文帝去向左都督徐增寿求证。徐增寿是徐达的二儿子，即为朱棣的二舅子，又是朱棣的铁哥儿们。徐增寿在听建文帝讲已经有人供出朱棣密谋造反的事实以后，他巧舌如簧地跟建文帝说：“燕王与先帝〈这里指朱标，朱允炆登基以后，将父亲朱标追尊为兴宗孝康皇帝〉是亲兄弟，他贵为亲王，已经富贵之极，又是你的亲叔叔，怎么可能还会起来造反！（燕王先帝同气，富贵已极，何故反）
建文帝也拿不定主意，最后下诏令将燕王朱棣严责一通。仅仅限于责备，并无实质『性』的举措。这样又一次白白地浪费了削藩的良机。
建文帝的诏令受到的唯一效果就是，燕王朱棣再也坐不住了。他的那些不轨行为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只所以没有大张旗鼓是因为他清楚双方的实力对比。如果贸然起兵，只会自取灭亡。思量来思量去，朱棣决定在前面装病的基础上再做疯，以此来『迷』『惑』朝廷。
堂堂的藩王为了保全自己，也顾及不上颜面二字。他不再是个体面的藩王，俨然就是一个丐帮弟子，疯疯癫癫，蓬头垢面，有时倒地便睡，一睡就好几个小时，有时胡言『乱』语，大呼小叫，见到别人在吃东西，他就伸手去抢。甚至有史书记载，处于癫狂状态的朱棣居然当着女人的面撒『尿』，毫无羞耻之心。
建文元年六月的一天，北平布政使（相当于北京市市长）张昺和都指挥使（相当于北京市军区司令）谢贵亲自到燕王府里『摸』底。在燕王府中他们见到了疯疯癫癫的朱棣，当时北平正是炎热的夏季，朱棣披头散发，身披破布袄，抱着火炉正在烤火，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真冷啊！真冷啊！”朱棣见到二人，像见了陌生人。
他们将所见到的一幕奏报建文帝，燕王朱棣疯了。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不仅整个北平城的人都这么认为，就连建文帝也被蒙蔽了。就在满城都在流传燕王疯了的消息时，有人却提出了质疑，燕王不是真疯，而是在装疯。提出质疑的人是燕王府的长史葛诚，此人是建文帝安『插』在燕王身边的一个“线人”。
葛诚将自己收集到的证据秘密呈报建文帝，没等建文帝做出判断，装疯的朱棣就自动『露』出了马脚。
为了『摸』清建文帝和中央朝廷的态度，朱棣派遣护卫百户邓庸到南京奏事，以收集情报。真搞不清楚朱棣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毋庸置疑这是一招臭棋。邓庸刚进南京城，就被朱允炆抓了起来。抓他的理由很简单。夏天抱着火炉喊冷的朱棣还知道向皇帝奏事吗？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燕王是在装疯。
一番刑讯之下，邓庸就全招了。建文帝这才意识到燕王已经在步步『逼』近，意欲不轨。自己不能再被当傻子蒙蔽，朱允炆发出密敕，令北平方面的张昺、谢贵抓捕燕王府官属；同时密令北平都指挥佥事张信捉拿燕王朱棣本人。燕王朱棣并不是一个平庸的对手，在北方边疆与蒙古人交手了十几年，从战火硝烟中一路『摸』爬滚打走过来。朱允炆严重低估了对手的势力，他以为单凭北平那几个平庸的朝廷大员就能摆平一切。
第44章 致命的“多米诺骨牌”（1）（）
建文帝派往北平的三位官员就好像这场权力博弈游戏中的“多米诺骨牌”，由三人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决定了这场游戏的输赢结果。张昺、谢贵两人是建文帝手中的牌，不管他们是好牌烂牌，可他们并不具有致命『性』。而另一个人的存在打破了这种局面，这个人就是北平都指挥佥事张信。毫不夸张地说，此人是这场“多米诺骨牌”游戏中最为致命的一张王牌。
张信在接到朝廷发来的密令后，迟迟没有采取行动。原因是他的母亲说出的一番话在其内心深处起了化学反应。他的母亲说：“你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帝王之气在燕王这边，你不要轻举妄动，搞不好就会遭灭族之灾（汝父每言王气在燕。汝无妄举，灭家族）。”
本来张信在这件事上就表现得犹豫不决，母亲的话更动摇了他对建文朝廷的信心。张信是这样考虑的：凭自己的本事想要抓捕燕王，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自己可不愿意这么白白去送死。既然不愿去送死，那就只有去送信。
主意拿定，张信就偷偷地跑去向朱棣告密。朱棣获知建文帝要对自己下手的消息后，内心惊惧万分，虽说他早有预料，但是内心还存有一份侥幸。如今听了张信的告密，他才真正意识到，该来的已经来到。张信的临阵变节，使得僵持不下的削藩攻坚战在最关键的地方掉了链子。
朱棣在送走告密者张信以后，既喜且惊。喜的是张信的告密来得正是时候，正如他对张信所说“生我一家者，子也！”；惊的是他没有想到优柔寡断的朱允炆果真要对自己动手。朱棣找到自己的谋臣道衍和尚，与其商议对策。最好的进攻才是防守，燕王朱棣已经别无退路，为了自己藩王利益，只有起兵对抗朝廷一条路可以选择。胜者为王败者寇。
作为建文朝廷派驻地方的军政长官张昺与谢贵调集城里的七卫士兵与屯田军，包围了整个燕王府，切断了燕王府与外界的联系。同时他们将北平的情况拟了一份奏疏送达南京，向建文帝报告情况。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在建文朝廷在北平的最高权力衙门里却发生了一起改变战局命运的怪事。建文帝下达给张昺和谢贵的密诏被人窃取了。
经过调查发现，窃取密诏之人是张昺和谢贵手下的小吏，一个是北平布政司吏奈亨，另一个是北平按察司吏李友直。两人将密诏献于燕王朱棣，以图换取荣华。皇帝的密令居然被衙门里的小吏轻而易举地窃得，并送给了对手。由此可见，建文帝在北平的战略部署是多么的失败，既然建文君臣将朱棣视为最大的威胁，可是却安排了张昺与谢贵两个不靠谱的军政长官来掌控北平的局势，这是最为致命的地方。
从两人的阅历、能力和威望来看，二人其实是不适合被安排在北平这么一个自古以来兵家必争的龙兴之地。两人把持着北平的军政大权，一个是北平省省长，一个人是北平省军区司令。建文帝看重他们的并不是治军理政的能力，而是他们的忠心。经过洪武年间的血腥清洗，帝国的权力系统并无多少可用之才。在这种情况下，忠心就成为皇帝用人的一项重要参考值。其实说到底，建文帝朱允炆与燕王朱棣都是皇家血脉，他们之间的矛盾只是皇家内部的矛盾。作为帝国的官员们而言，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对于建文帝与藩王们之间的矛盾也是抱着无所谓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忠心就变得尤为重要。忠心往往决定自己所站的队伍，也决定着自己的枪口是冲着谁。
可忠心无法转换为能力，张昺与谢贵虽然全力对付燕王朱棣，却疏于对自身官府内部的管理与防备。北平军政衙门接二连三出现告密者，这让建文帝所下的密令毫无秘密可言。
当时有一个朝廷军队里的士兵，喝得醉醺醺的，到处在找磨刀铺要磨刀。刚巧有个老婆婆看到了，就问他：“你磨刀要干什么？”那个士兵得意洋洋地说“朝廷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