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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言官们毫不避讳，说万历皇帝晋封郑德妃是为朱常洵立嗣创造条件，皇帝不应该专宠郑贵妃一人。按照传统习惯，皇帝应当先晋封产下皇长子朱常洛的生母恭妃王氏为皇贵妃，更有人直接喊出了“册立东宫”的口号。
面对帝国官员的指责，万历皇帝除了愤怒还是愤怒。他向官员们解释，“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就是说册封贵妃与立储没有任何关系，朝臣不应该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指责他。
万历皇帝给出的解释，没有人能够听得进去。官员们虽然一直在拿“无嫡立长”的法则来掣肘皇帝，但是对于万历来说，他有自己的应对策略。他之所以在册立太子一事上久拖不决，正是处于自己利益的考虑。等到皇后去世，郑贵妃可以升为皇后，按照有嫡立嫡的法则，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兑现自己对郑贵妃爱的承诺。
君臣之间因为册立太子而斗得天昏地暗，太子是嗣君，是帝国未来的掌舵人，是国家命运之根本，因此这场旷日持久的君臣斗争就成了“国本之争”。
“国本之争”的时间跨度之长创造了帝国政治斗争的一项新记录，在帝国权力高层足足折腾了三十多年。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前后起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继位止，这样一幕政治闹剧给明代后期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极深远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本之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些批评万历皇帝的朝臣们的思想动机开始变得复杂，“国本之争”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游戏，逐渐沦为权力集团党争的工具。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正人”中的代表人物，去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在家乡无锡的东林书院聚众讲学，一些志同道合者如高攀龙、钱一本等人都参与其中，一时声名大噪，那些“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士大夫们都闻风而向附，以至于书院的学舍常常拥挤不堪。
一些有心结党博取利益的帝国官员，借着向万历皇帝发难的机会，以达到掣肘皇权，扩张权力地盘的目的。在这场“国本之争”中，东林党的崛起彻底改变了帝国的命运走向。
东林党发端于东林书院，东林书院从成立之初就打着学术的旗号，行政治之实。
其实它并非单纯的学术团体，而是一个有着政治目的的在野人士俱乐部，其人员构成主要是在野知识分子。
东林书院就像是一个权力信号的发『射』台，帝国官场的各种复杂关系和政治能量都会在这里交汇并发散出去，进而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网络。随着影响力的增加，东林书院讲学大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有时会多达千人以上。
走进东林书院的不光有在野人士，甚至连一些在职官员也会前来参加讲学活动。用东林书院创办者顾宪成的话说，“同志毕集，相与讲德伦学，雍容一堂”。官员的不断参与使得东林书院逐渐成为朝堂之外的权力集散地，低级别官员加入其中是为了形成抱团势力，寻找政治靠山；而那些高级别官员加入其中，则是为了能够形成对抗皇权与其他势力集团的党派。
明朝是一个道德至上的时代，而东林党从建立之初就将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其成员以文人的道义气节为标榜，以天下君子自居。
在一个道德统治的国度里，东林党人却把自己视为道德的化身。可问题是，结党必然会营私，结党必然会破坏政治势力的平衡。无论在任何时代背景下，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有人结党，无论是官家，还是民间。
现在有一个词叫“圈里圈外”，里外是两个世界。东林书院的存在，将帝国的政治势力划为圈里圈外。圈里是东林党人，他们往往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专门同皇帝和帝国的高级官员作对，自命为“正人”或者“清流”；而圈外是非东林党人，他们是遵循官家的游戏规则，迎合皇帝和辅臣的人，称为“邪佞”。
如果说帝国的政治圈子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但凡入股者都有利益分红。东林党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会威胁到其它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还有皇家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非东林党人士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就会采取防范措施。既然东林党是抱团组织，那么为了保持权力博弈的均衡『性』，非东林党人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乡人中的高官为领袖，在帝国官场上也形成一个攻守联盟。
在这种风气的引领之下，帝国的权力系统内部党派林立。在当时能够与东林党相抗衡的党派，是同样居于帝国权力系统内部的浙党。
如果说东林党是在野人士的权力抱团，那么浙党则更多是来自于政治斗争第一线的权力团体，是朝堂人士的权力抱团。当时的帝国首辅沈一贯，纠结京城的浙江籍官僚，形成“浙党”。他们与东林党认针锋相对，又与宫中的阉党遥相呼应。
除了浙党，帝国的权力系统，还有很多小派系。比如当时还有以湖北籍官员为主的是“楚党”，以山东籍官僚为主的，称“齐党”，而楚党与齐党常依附于浙党，合称作“齐楚浙党”。另外还有“宣党”和“昆党”。
由于“国本之争”拖得时间过长，东林党与“浙党”等非东林党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发展到最后，帝国的派别之争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不论是大事小事，原则问题还是非原则问题，正邪双方都要争得没完没了，帝国的中央权力系统被折腾得乌烟瘴气。各党派将帝国权力系统分解得支离破碎，相互之间明争暗斗，致使党争绵延数十年。
第74章 “国本之争”是一场政治赌博（2）（）
而万历皇帝也逐渐对东林党感到厌恶，因此直到万历年间，东林党人在这场帝国权力博弈格局中始终没有占得上风。
官员之间的权力党争并没有发展到在朝堂上短兵相接，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利用“京察”的机会互相攻击。明代对官吏进行考核有两种制度：“京察”和“外察”。“京察”每六年施行一次，考察对象是在京任职的官员；“外察”每三年一次，是考核在地方上任职的官吏。
“京察”不同于那些随便走过场的干部考核，因为管理京察的，是六部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如果一个官员在“京察”中出了问题，那么他在官场上也算走到了尽头。
万历皇帝虽然在即位问题上一拖再拖，可最后还是做出了妥协和让步。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皇长子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这时候，他已经年满二十岁。
“国本之争”虽然有了一个形式上的结果，可是在这漫长的斗争过程中，对帝国权力系统造成的破坏是无法计量的。
帝国虽然有了名义上的太子，可是在万历皇帝的心中却并不认同这个太子。正因为内心的不认同，导致他对朱常洛的态度也非常冷淡。加上这时候外朝内廷不断有流言传出，皇帝早晚会废了太子，再立皇三子朱常洵（福王）。在这种局面下，使得太子朱常洛和他的身边人都陷入一种焦虑状态。
所有人都不看好朱常洛这个太子，连他自己都对未知的明天充满了怀疑。他无法安心待在东宫做一个享受型的宅男，等待皇权易手的那一刻。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年底，皇长孙朱由校（后来的天启皇帝）降临人世。朱由校的降生并没有为这个步履沉重的帝国带来多少轻松，反而让那些帝国言官们又找到了一个更好的炒作话题。
皇长孙朱由校的出生，并没有让万历皇帝对太子改变态度。不仅没有改变，万历皇帝还把施予太子的冷漠又同样复制了一份送给皇长孙朱由校。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一位御史上奏“皇长孙年已十龄，未闻出阁，岂成燕翼之深谋？”也就是说，太子皇孙的朱由校已经年满十岁，可还是没有接受过宫廷的正规教育，将来怎么能够担当大任。这份奏章始终被万历帝皇帝“留中”，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这难免会让那些帝国官员们浮想联翩，当年太子朱常洛也有过同样的人生际遇。
万历十八年（1509年）初，当时还不是太子的朱常洛已经八岁，已经过了正式入学读书的年龄。在朝臣的压力之下，首辅申时行等四位大学士集体向万历皇帝请愿，提出“皇长子年已九龄，蒙养豫教，正在今日。”
朱常洛的出阁读书涉及到一系列的仪礼问题，必须要确认他的太子身份。万历皇帝宁可拖着耽误皇子的教育，也不愿意把册立太子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太子受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皇帝和太子的教育，制定一系列典章制度，并慎重选择皇子的讲官和近侍，尽心培养帝国的接班人。在太子的教育问题上，
明朝虽然制定了皇太子出阁讲学的礼仪程序，却没有规定皇子入学接受启蒙教育的时间，也没有确立对未册封为皇太子的皇位继承人提前接受教育的权利和规范。
当时的皇家教育尤其是东宫教育是建立在册封基础上的，没有取得太子的名分，名不正言不顺，虽贵为皇子，却因为敏感特殊的身份，不仅不能接受正式的教育，甚至连最起码的基础教育也难以进行。
朱常洛的教育问题一拖再拖，主要是因为太子身份始终未决。因为万历皇帝的冷漠态度，使得朱常洛受册封为太子后，也没有得到一个太子应该得到的受教育机会。
由于万历皇帝在位时间过久，他不光耽误了太子朱常洛的教育时机，而且连皇长孙朱由校的受教育机会也给白白耽误了。
天启皇帝朱由校幼年从来就没有跟着真正的文臣儒匠读过书，他的所谓的启蒙老师也不过是东宫里有些文化底子的太监。他长至十七岁仍不能出阁讲学，接受正规的皇室教育。
由于“国本之争”导致东宫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所以太监所从事的启蒙教育也远非严格正规的教育。天启皇帝就是在这样一种教育环境下成了明朝历史上仅有的不亲史书、没有受过正统儒家精英教育、诗书熏陶，大字不识几个的半文盲皇帝。
更重要的是他的启蒙教师是那些没有文化素养的太监和宫女，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世界观与儒家的正统教育是相背离的，他们将人『性』中幽暗的一面投『射』于小主人身上。
由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使得天启皇帝在成人后表现出偏执、乖张的『性』格特征。
从小没有人督促他读书学习，正好养成了他“不好静坐读书”的『性』情。这种『性』情的另一面就是好动，喜欢疯狂与热闹。太子受教育的年龄越长，可塑『性』就越差，对宦官内侍的心理依赖就会越强，他们“昌龄日茂，未离阿保，讲读未就，冠婚已『逼』”。
朱由校自幼生长于清冷的东宫，母亲很早就离世，平日里围绕于身边的就是宫女和太监，没有机会接触其他人。在人多的陌生场合，帝国的未来小主人往往会表现出笨拙羞涩的一面，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
第75章 “连环三案”将帝国逼进死胡同（1）（）
万历皇帝的长期怠政，使得帝国上下呈现出一片黑暗的末世景象。由于帝国权力系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