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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力不去想那封信的事情，就当一切没有发生过。我就是一个倒霉的小年轻，冒失、冲动、自以为是是我的罪名。
就在我在禁闭室里吃第十餐饭的时候，来人了。
我听到了大门的动静，然后是在过道里回荡的脚步声，我放下了装饭的盘子，慢慢地站了起来。
铁门哐当一声打开了，激起了一片浮尘。
隋秘书进来了。
隋秘书宣布我的禁闭期满，我向他表示了歉意，他大度地摆摆手说算了，都是为了工作，然后带着我出去了。
我看一眼久违的阳光，感觉格外明媚。
刚从禁闭室里出来，我有点蓬头垢面的样子，隋秘书把帽徽和肩章还给我，我的心就放下来了，又带着我到厕所里简单地洗漱了一下，走出来的时候，我又人模人样了，就是面色有点白。
隋秘书说要送我回家，让我等候局里的处理，我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就像个犯错的学生一样垂头丧气地跟在隋秘书身后上了一辆吉普车。
我的身后就是机关大楼，我能微妙地感觉到大楼里几处总是紧闭的窗户的厚厚窗帘微微地被人拨开，正在注视着我们的离去。
吉普车开了一段路，就拐进了一个小胡同，隋秘书让我下车，我就下了车。
这时候，胡同里停着的一辆红旗从里面打开了后门，一只手伸出来招了招，我坐了上去，见到了坐在司机后面位置上的局长。
局长从上至下扫了我一眼，对我点点头，没有说话就闭上了眼睛养神。
红旗车悄然开动了。
车子出了胡同，穿过几条街巷，就上了长安大街，走了一段，又拐进了一条巷子，然后又进了一条胡同，然后就停了下来。局长摇下车窗，车外的人看了一眼，车子又开动了，走了一小会就停进了一个院子里。
我跟着局长进了屋，在一个小客厅一样的地方，坐了一小会，进来了一个人，我惊得几乎跳了起来，连忙站好，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这个人我认识，是总长。
这位共和国上将军摆摆手，示意让我把手放下，然后亲切地和我握手，然后看着局长问道：
“这小伙子就是林千军同志吧？”
局长回答道：
“是的！这位同志就是最早发现了那封信的林千军。”
总长似乎不想提起这个话题，摆摆手示意我们坐下，等他在主位坐下，我们也坐了下来。
总长笑眯眯地看着我，没有任何架子，问候起了爷爷的起居生活情况，回忆了在长征路上和晋冀鲁豫根据地里战火硝烟的岁月，又讲了当年冀中主力团大名鼎鼎的林猛子出的几个笑话，比如怕老婆的故事，总长说得兴致很高，我虽然心里也很激动，但还是为爷爷据理力争了一下，也抱着求知的欲望，问起了总长的几个经典战例，听总长说了一通古，总长事忙，又笑眯眯地走了。
说要留我们吃饭，被局长委婉地拒绝了。
跟着局长坐回到车里，司机并不在车上。刚从禁闭室里出来就见到了总长，还和他聊了半个小时的天，我一直都是云山雾罩，摸不着头脑，好在不用我去想，局长就为我揭晓了答案。
在车里，局长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个绝密的文件袋递给我，示意我看，我抽出来看了。
这是一份人事档案，是一个叫周春兰的女人的。
当我看到她档案里填注的工作单位时，不由一惊，抬起头盯着局长。
局长严肃地看着我说：
第六章 我是部队的人（）
事情牵涉到了一办，那么就真的是闹大了。
局长慢慢地告诉我他掌握的情况。
半个月前，周春兰没来上班，开始同事们以为是她生病了，也没在意。第三天没见她来，才派了人到她家里，也没找到人，家里人也不知道她的去向。才慌了神，报告了密保部门。
密保部门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她就这么神秘地失踪了，于是就惊动了一办的主任。
大内的主任很重视，虽然周春兰只是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工作的密级也并不高，接触不到机要文件资料，但一号首长身边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还是下命令要求密保和公安部门全力寻找，到底是跑了、死了还是怎么了，对家属，对他，对一号首长都要有个交代。
那边找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边总参跑来凑热闹，开了介绍信跑来要求调阅一封写到一办的群众来信，一找，信不见了，一查，信是周春兰经手的，总参来的人要求见周春兰，结果一办的人一报告，见到的是密保的调查人员。
总参去的人不说，密保的人要查，最后闹得总长和主任见了面。
两个人三刀六面摊开牌一说，发现这事真的另有玄机。马上派人去查那封写到一办的信，发现周春兰把信当成了科幻没当回事，丢进了故纸堆，还在办公室里和人说过两句。
一是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了祖国；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一号首长功在千秋，彪炳史册，可惜没有看到五星红旗在香港冉冉升起的那一幕。
二是未来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了一回帝国主义。
大家在办公室里都当玩笑话听了，浑没在意。
但主任和总长都震惊了，马上向一号首长做了专题汇报。
说到这里，局长注视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一号首长指示：要不惜代价找到那个写信的人，查明真相。”
我马上跟着点头，这时候再要装听众就是傻子了，我马上昂首挺胸主动请缨道：
“局长，下命令吧。需要我做什么？”
局长看看我，又环顾下四周，车里只有我们两个，院子里也看不到别的人影。
局长抬起右手，伸出食指点着我说：
“国家已经成立了联合专案组，最高级别的x…s授权，可以调用国内所有必要的资源，寻找那个写信的蝴蝶。总部推荐了你参加这个工作组，记住，你的任务就是负责拆信，直接对专案组的组长负责，你的工作内容是绝密中的绝密，你在信里看到了什么，要时刻记在心里，但对谁也不能说，包括我，总长甚至别的中央领导。”
我瞪大了眼睛，盯着局长说不出话来。
局长反倒哈哈笑了，扇扇手说：
“别那么紧张，反正债多了不愁，蚤子多了不痒。你已经看了信里的那么多内容了，无非是再多看一些，不把你送上船，难道还要真的把你灭口了不成？”
我倒不是给局长的玩笑话给吓着了，倒是他话里的信息给我太大的压力。我用颤抖的语调跟局长说：
“局长，那你以后不管我了？”
局长没说话。
局长摸摸口袋，掏出半包压瘪的中华烟，散了我一根，自己也拿了一根，又掏出打火机点燃。
局长吐了一口烟，烟雾遮掩着他的面容，他悠悠地说：
“小林，你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能预知未来吗？”
没等我回答，他又自问自答地说：
“这不科学啊！我也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看到那封信的时候，我动摇了。84年大阅兵，东风*会首次亮相，86年，部队百万大裁军，铁道兵会集体转业。首长说：部队要为经济建设做牺牲，国防建设要让路。军费不足，部队经商办公司败坏了部队风气。请转告刘将军，在有生之年，我们的航空母舰会有的。”
局长在喃喃自语的应该就是那封信的下半部分，我还没看到的内容，我感同身受，同样表示震惊。
“这些事情，有的确实在发生，有的还只是首长的思路，有的还只是我们的梦想，有的匪夷所思却又像是会要发生的样子。”
局长吸着烟，陷入了沉思，我也陪着沉默着，烟气弥漫在车里，象我们的思绪一般缥缈摇曳。
局长默默抽完了那根烟。摇下车窗粗鲁地把烟头丢在清净整洁的院子里，我悄悄地把燃完的烟蒂藏在了衣兜里。
“这事不归我们管了，统一由密保的人负责，我们、公安、国安协助。你是我用了党性和身家性命担保了的，总长也对你也很满意，放心地去吧，不要有负担，有我们给你撑着，别丢了我们部队的脸。”
局长用非常郑重地语气说道：
“千万记住，组长是一办的人，在组里，你只需要对组长负责，对组长负责就是对一号首长负责，这是政治正确，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自己，你听清楚了吗？”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说：
“我听清楚了。”
如果连这点都不清楚的话，那么我要么是永远消失，要么就是在军事监狱里囚禁到死。
“今天等下隋秘书陪你回去看一看，和家里说一声，别让家里担心，再到组里报到。这次的事情你辛苦了，你过去也不能掉了我们的面子，这次局里已经把你转了特勤，给你报了二等功，提拔一级，总部已经批了，这是你的新证件和军功章，就不举行仪式了，到了那边，如果不是工作需要，不准和局里有任何联系。别紧张，好好干，别给部队丢脸，我们等着你回来。”
我涨红着脸，挺直腰杆，向局长敬了一个军礼。
局长也挺直腰杆，向我回敬了一个军礼。
有些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向局长汇报清楚，我脱下鞋子，从脚趾缝里把夹在那的两张纸条拿了出来，交给局长。
“局长，前段时间我动摇过，想脱军装转业到国安去。另外，这两张纸条是我在第一天关禁闭的时候在饭菜里发现的。”
局长嗯了一声，不置可否地接过纸条，也不看，然后淡定地问：
“那现在呢？”
我非常坚决地说道：
第七章 欢迎你进组（）
我叫林千军，我是总参二局的参谋，曾经是一名前程远大的军人，我行走在黑暗之中。
我和局长在他的车里有一席绝密的谈话。我虽然是学情报专业的，但在局里一直是做内务方面的工作，一些外面看来的秘密工作，在我们做的时候不过是些按部就班的程序问题。
虽然我自己不愿意承认，但在这一行，我还是一个新手。我不知道这几天发生了什么样的政治博弈，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我。
也许这就是部队首长的用心所在：一名政治可靠、背景清白的新手，不会插手什么业务问题，也不会争权夺利，可以让其它的势力放心。但把我放在拆阅来信的关键位置上，划定了势力范围，体现了高度的存在感和坚定的参与决心，低调而奢华，也符合军方一贯的自我定位和周边认知。
以上是我那一瞬间的胡思乱想。
不知局长做了个什么暗示，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的司机跑了过来，开动了车子。
在车上，我们再也没有说话。
我换了车，回了趟家。
家里果然是以为我出任务去了，虽然以前并不常有，但是作为一个军人家庭，都已经习惯了。以前是爷爷，后来是爸爸，还有妈妈，然后就是我。
奶奶总是爱抱怨：你们把家里当客栈啊？！
抱歉奶奶，这次我可能要出去蛮久。
我提着放在房间里为随时出差早就准备好的提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