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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狠狠地训了他一顿：“尔事皇上，当进正言，谈正事，以养圣德。而乃以此淫声惑上听乎？”给予吹箫的人二十大板的处罚。
王振还曾跪劝皇上戒绝好玩之习，说：“先皇帝为一毯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教导皇上不要随便授予身边的人官位，而要重惜国家名器。教导皇上作为一国之君当居安思危，以天下为重，勿贪图玩乐而导致荒政误国，并严明赏罚之事。
可以说，王振对皇上的成长颇为尽职尽责，要不然，也不会博得皇上的倚重。
太皇太后尚在世时，王振每次奉命到文渊阁咨询政事时，三杨跟他讲话，作为司礼监大太监的他总是恭敬地站着接受。还曾经问三杨他家乡中是否有可以来京师任职的才干之士，三杨推荐博学多才的薛瑄，王振则将他“召为大理少卿”。
对三杨百年之后的接班人问题他也多有考虑，且征求他们的意见，对他们推荐的陈循、高谷、苗衷等人也是“欣然用之”。此外，王振对有才识的官员亦多有敬重，吏部尚书魏骥声望显著，王振尊敬地称他为“先生”，两人会见的时候，魏骥只送王振“帕一方”，他也不计较。当时在江南地区担任巡抚的周忱勤政爱民，王振对他也极为赏识。
宣德年间，朝廷经常派宦官外出寻求花木鸟兽等玩物，骚扰民众。自从王振掌管内廷之后，悉禁绝之，未尝轻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间，军民得以休息
王振的处事才能也不乏可称道的地方，正统四年，福建有位官员打死一名驿丞，驿丞是阁臣杨溥的乡邻，官员是阁臣杨士奇的老乡。杨溥主张将官员处死以偿命。杨士奇则想判处那位官员因公事杀人而予以轻微处置。两人争议不定，就请执政的太皇太后裁决。当时在场的王振认为二杨因其乡邻给出了不尽合理的处罚，偿命太重，因为公事而处理的话太轻，应该给予降级处分。太皇太后觉得很有道理，就依从了他的建议。
王振曾向皇帝进言，时任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同知的耿九畴“此人廉洁，众所通知”，建议补为空缺的两淮都转运盐使，推荐刚直有才干的山西布政司左布政使石璞担任工部尚书。对不尽职的官员亦毫不姑息，建议皇帝给予严惩，以儆效尤。正统六年，掌管国家钱粮的户部官员刘中敷、吴玺、陈瑺等人因处理蒙古使臣的朝贡事宜玩忽职守，被他检举，并最终予以严肃处理。
正是因为王振在处理事情时能够抛开私念，秉公执法，所以后来才会为太皇太后接受，使得他能够逐渐参与政事。
但是，想到之前梁贵所言，孙清扬几乎没有把王振恨死，转眼将王振这些旧事丢在脑后，念及母亲和玄武所言，似有偏向王振之意，脸色不由一变：“那些不过是王振狡黠，惯于察言观色，体察人意，又惯会藏奸，所以先皇和太皇太后他们才没有辨识出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难道你们竟认为王振那恶贼不该死吗？”
她听闻八月二十四日郕王朱祁钰驾临午门，谏议官和大臣们依次宣读他们检举抨击王振的奏章，请抄灭其族后以安定人心之事，正暗称其快。这会儿，却被母亲和玄武两人改了个说法，一时难以接受。
“该死。”董夫人和玄武异口同声答道，然后对望一眼。董夫人道：“还是玄武大人讲吧，你比我对各种情形了解得更多一些。”
玄武仍是很谨慎的态度：“撇开王振之前的功过不论，土木堡兵败确实和他有莫大干系。臣同老夫人一样，都认为王振祸国殃民，该死。但要说土木堡之变是他一人的过错，未免太抬举他了，皇上再偏听轻信，也不至于如同昏君。臣依据得到的消息分析得出的结果，土木堡之败，王振有过，但并不该负全责。皇上此次被俘，乃是文官、武勋和君王三方利益争夺、角力的结果。”
这消息和之前所知太过背离，孙清扬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你说什么？”
玄武仍然缓缓说道：“王振遭人嫉恨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涉权，而是他跟皇上建议发展军事，以武治国。这样一来，当然会有损文官集团利益。宣德七年三月庚申，先皇曾下诏行宽恤之政。这样于民有利的事情户部竟然不执行，甚而做出‘废格诏令，使泽不下究也’的举动，之前，类似这样的事情也不在少数，三保太监下西洋之事，也是因为文官们力谏，所以中止了。因而皇上才会在宫里对内侍进行文化教育，意图在收回宗室权力之后，避免文官集团坐大后危害到君权。”
这事孙清扬隐约听朱瞻基说过，说内侍无后，相对而言，对权势钱财这些的渴求，就相对而言要少一些，也会少一些贪污腐败之事。
后来，因为朱瞻基感觉到培植有文化的内侍太慢，就直接将地方上搞教育工作、愿意进宫的人收进来当内侍，想着这些人不能通过科举进入官僚系统的，说明有一定的才能，但没有背景又不肯拉帮结派与人同流合污，将这样的人收进宫里为皇帝贴身办事，更容易达到目的。
而王振，正是在那个情况下进的宫。他本是读书人，屡试不中，因为通晓经史，就谋了份府学教官的差使，后因中举人、考进士无望，于是自阉入宫。
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文武百官联合上书太后，以此非常时期应顾念社稷为重君为轻的道理，以国事为重，求立长君。因太子年幼，国不可一日无君为由请立郕王。
奏章送入慈宁宫后，良久，太后传出懿旨，答应百官所请，命郕王即帝位。就这样，正统十四年九月初六，郕王朱祁钰正式登上帝位，并遥尊正统帝朱祁镇为太上皇，改明年为景泰元年，颁诏大赦天下。
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兵部尚书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
瓦剌也先见明朝政局稳定，知道朱祁镇不再是“奇货可居”了，遂动了放他南归的念头。
然而，尽管也先屡次派人往北京求和，可景泰帝朱祁钰态度冷淡，一概不予理会。甚至在朝会上一反常态，以严厉的口气数落了瓦剌的恶行，并表示，与瓦剌之间没有和平可言，屡以瓦剌使者态度傲慢书信言语荒谬驳之。
也先不觉有些恼怒，但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骑虎难下，就想着亲自将朱祁镇送还到京城。他想借机议和通贡。毕竟，瓦剌的财富来自通贡，没有通贡，他们的金银就没有用处，和明朝保持敌对，他们就无处可买各种必需用品，他们想要的东西换不回来，金银就是废物。
于是，十月，也先以送还太上皇为名挟持太上皇同行，统帅大军绕过大同，陷白羊口，下紫荆关，一路绕大明的府城而走，很快来到京师城下。
而以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则称也先有来犯京城之心，请皇上下令，打一场北京保卫战。
很快，兵部就下令急调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加之从土木堡逃回的十几万溃军，重新组成了二十多万人马的护京大军。
再加上京城数十万的百姓，无数的军械粮米，坚固的城防，大量的准军事部队：厂卫，衙役，豪门的家将家丁等，以及京师外不断赶来的各地勤王军队，在志在劫掠而且素来不善攻城的瓦剌骑兵面前，守住北京根本不成问题。
尽管有人说也先是在搞扰边战术，以战迫和。因为也先此时的实力，根本都不可能入主中原。他一路到达京师，不曾攻陷过任何一座城池，没有攻不足万人的大同，也没有攻只有几万人的宣府，怎么可能攻占二十多万军队守着的北京？也先不可能不知道，以他区区三万人，入城后，等待他的就是瓮中捉鳖那样的命运。
他若真是想攻城，早在土木堡之后就会立刻东进。在那个时候，北京方面还完全没有准备，才有可能一鼓而胜。到这会儿，先北返又南下，十月才到北京，早已过了最佳的攻城时机，所以也先肯定是来送返太上皇，想和谈的。
一路上，被也先攻破的只有紫荆关。这个紫荆关是于谦举荐孙祥在镇守，这是于谦任兵部尚书后指挥的头一战，丢了，不过罪名是孙祥在承担，所以鲜为人知。
另一座由陈循举荐的罗通，把守的居庸关岿然不动。
说也先无攻城之心的人就讲，也先连居庸关都攻不动，他当然不敢，也不可能攻北京城。兵抵京师，只是想通过以战迫和，让大明与其通贡。要不然，怎么会连攻占京师所必备的相应攻城器具，如火炮和云梯，以及长期围困应准备的给养，一样都没有准备。
然而，这样的呼声，像流入大海的小水滴转眼就被忽略了。
对于新登基的帝王和留守代任，名正言顺升迁的官员们而言，打一场必胜的保卫战，是稳定民心，提高新朝地位的必需。
于是，景泰帝推言瓦剌狡诈，这次复遣使前来，说不定是借护送太上皇回京的名义前来偷袭，必须为天下苍生着想，避免发生那样的事情，要做好充分准备，与瓦剌一战。
这样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自然无人能驳斥，不然，岂不有违社稷为重，君为轻的道理？
无视瓦剌屡次请求和谈的意思，北京方面摩拳擦掌开始了一场京城保卫战。
由于做了充分准备的防御，加之雄厚的资源储备，尽管缺少统兵的帅才，在贯彻谨慎持重的战略下，君臣同心，上下齐力，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
大明全胜，十一月初八，也先带着朱祁镇，撤回关外。
于谦等留守官员因此一战成名，于谦本人更是被奉为民族英雄，从一盘散沙到众志成城，他的威望达到了顶点，所有人都相信，这位新任的兵部尚书有能力带领他们击败任何敌人。
第219章 回望土木堡（2）（）
慈宁宫的孙清扬，对这些都置若罔闻。实际上，她很清楚，凭她一介女流，在深宫里想要喝醒被名利冲昏头脑的那些文臣根本就不可能。之前那些和她有同样意见的人的呼声，不是很快就被淹没了吗？
她只想救回儿子，那个还在草原上颠沛流离的所谓太上皇。
北京保卫战之后，她会见了素有清廉之名，秉性迂直的吏部尚书王直。
朝会上，王直再次上疏景泰帝，请求派使者迎还太上皇。
这一次，景泰帝派出了礼部侍郎李实出使瓦剌。然而，国书中并没有接回太上皇的内容。
李实大吃一惊，就向传旨的太监兴安询问此事。兴安厉声训斥他道：“大人拿着国书就上路吧，这些都是皇上和于大人他们的意思，奴才如何得知，您就照国书行事，管那么多干什么？”
景泰元年七月十一日，李实抵达瓦剌。君臣见面感慨万千，相望而泣。
朱祁镇掩面对李实说：“现在也先已经答应放我走了，请你回去告诉皇上，派人来接我，只要能够回去，哪怕只做一个老百姓，哪怕给祖宗守陵也行！”
也先看完国书，皱了皱眉，对李实说：“国书中并没有奉归太上皇的意思。你回去告诉皇上，务必派太监和要臣来接。这样才能显出对此事的慎重。”
李实回去后，如实向景泰帝转告了也先的想法，景泰帝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