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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秦王府十八学士
武德四年（621年），唐军已经击破关东诸豪强，天下平定已经指日可待。在征战中建立功勋的秦王李世民在王府边建立了文学馆，征聘博学多识之人入馆。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顺、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被聘为文学馆学士。文学馆学士多为秦王僚佐，兼具李世民近臣和参谋的身份。身为秦王亲信，文学馆学士积极策划、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协助李世民夺位自立。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文学馆解散，大部分学士以太子僚佐的身份为李世民效力。李世民登基称帝后，他们又转为朝廷官员。在贞观年间，旧日的学士多被重用，其中杜如晦、房玄龄、许敬宗等先后拜相。
文学馆学士大多来自世家大族，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年长后又因为具有出身门阀的优势，得到出仕的机会，自然谙于政事。但他们远非隋朝宫廷中第一等的贵族，因此幸运地避开了内战的灾难。随着唐军的胜利，他们相继投奔于李世民麾下，为其贡献自己的才智。部分人在此之前甚至有着更曲折的经历，但是最后也在李世民麾下找到了用武之地。在和平时期，受过良好教育的才智之士，也许只能指望在帝国庞大的政府中获得一个安定而默默无闻的地位。但是在旧帝国崩溃和新帝国兴起的过程中，这些才智之士得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不论贵族抑或平民，都可以在内战的舞台上追求自己的理想。或者获得胜利和荣誉，或者失去地位甚至生命，命运往往有着天壤之别。这种才智、理想和命运交织而成的浪漫传奇，深刻地影响了唐代的文学和政治。
第55章 辨兴亡（）
（唐）吴兢
导读
本文选自贞观政要卷八辨兴亡。
经过数十年的国内和平，隋末时的户数大约是九百万户。内战结束后的武德年间，户数下降到两百万户；贞观年间，户籍统计也未曾超过三百万户。这种统计数字并非说明内战中人口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因为北朝施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以户籍登记为征税依据。如果不依靠官府授田，地主、农民总是努力隐匿户籍来避税。内战后的初唐朝廷无力进行普遍的户籍调查，因此只能满足于这种不合格的户籍统计。
初唐朝廷满足于一种节制的财政开支政策，尽量减免宫廷用度和军事开支。得益于周边相对和平的边疆环境以及隋代留存的储蓄，初唐以较低的财政开支维持着庞大的帝国。在北方的突厥因为灾害、内乱而大大削弱时，太宗派遣军队发动袭击，重创这一北方的宿敌。在几次军事胜利后，太宗一边维持突厥的分裂以巩固帝国边境和平，一边又招揽、支持亲唐的突厥部落，拓展唐朝在北方的影响。“以夷制夷”的策略在太宗朝的效果十分明显，以至唐朝依靠极少的军队，就实现了对广袤草原的控制。但是一旦“以夷制夷”的策略不再有效，唐朝对胡人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为维持原有的势力范围，唐朝开始设置常备的边防军，并将警戒线推进到帝国难以支持的遥远北方。为征集更多赋税供给边防军费，唐朝廷改革财政官署，厉行户籍登记。帝国动员意味着对农民的更多剥夺，以及引起农民反抗的危险，这种倾向在太宗晚年大举征伐高丽时就已经显现。
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其得天下不殊”至此：他们得天下是相似的，为什么守天下的时间相差如此悬殊呢？］？”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
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比至年底”至此：等到年底，核查存储的粮食，够供应天下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天道福善祸淫，事犹影响。昔启民亡国来奔［启民：突厥首领启民可汗］，隋文帝不吝粟帛，大兴士众营卫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强富，子孙不思念报德，才至始毕，即起兵围炀帝于雁门。及隋国乱，又恃强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国家者，身及子孙，并为颉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颉利破亡，岂非背恩忘义所至也？”群臣咸曰：“诚如圣旨。”
贞观九年［据下文内容判断，此处似应为贞观初年］，北蕃归朝人奏：“突厥内大雪，人饥，羊马并死。中国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贼，人情大恶。”太宗谓侍臣曰：“观古人君，行仁义，任贤良则理；行暴乱，任小人则败。突厥所信任者，并共公等见之，略无忠正可取者。颉利复不忧百姓，恣情所为，朕以人事观之，亦何可久矣？”魏徵进曰：“昔魏文侯问李克［魏文侯：战国时魏国建立者］：‘诸侯谁先亡？’克曰：‘吴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数战数胜，数胜则主骄，数战则民疲，不亡何待？’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遂恃众内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贞观九年，太宗谓魏徵曰：“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齐主深好奢侈［齐主：南朝齐后主］，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然天元、齐主，若为优劣［天元：北朝北周宣帝］？”徵对曰：“二主亡国虽同，其行则别。齐主愞弱，政出多门，国无纲纪，遂至亡灭。天元性凶而强，威福在己，亡国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论之，齐主为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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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与初唐政治
贞观政要主要叙述了太宗贞观朝的统治事迹，其成书的准确时间至今尚不可考，但最迟不晚于玄宗朝。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在武则天治下出仕，此时武则天与李唐皇族、旧贵族的血腥斗争余音尚在。武则天统治晚期，亲唐的旧贵族发动政变，拥戴被废黜的中宗复辟，恢复了李唐的统治。但复辟的中宗未曾重现贞观年间的光荣，这位意志软弱的君主迅速落入他的妻子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的掌控之中。韦皇后、安乐公主企图效法武则天的先例，使自己成为帝国的君王。武则天的一个女儿，长久以来权势显赫、野心勃勃的太平公主也加入到竞争中来。纵横捭阖的联盟、斗争在李唐皇室内部展开，中宗和他的皇后、子女，先后在内乱中死于非命。策划政变推翻韦氏一党的太平公主成了执政者，实际控制着弟弟睿宗的朝廷。睿宗心灰意冷地统治了一个短暂的时期，就让位于太子李隆基，即后来的玄宗。独断专行的太平公主和自己性格坚毅的侄子注定无法相容，太平公主企图故伎重演，准备以一次政变废黜玄宗。玄宗事先得到消息，他果断反击，处死了太平公主，结束了女主干政的动荡岁月。
吴兢亲历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动荡，对此必定感触甚深。相形之下，唐初光荣、和平的岁月自然令人怀念不已。后来撰写贞观政要时，吴兢试图以对往日的美好追忆，抚慰内乱的创伤，重新唤起君主和贵族的热情。他期望女主干政、宫廷内乱的动荡岁月将从此结束，一位如太宗般英武的君主将统治帝国，臣民会享受秩序与和平。贞观政要对太宗朝的统治不免理想化的修饰，以至于贞观君臣的言词宛如道德剧中的台词。但是，高宗、玄宗之间动荡、恐怖的岁月，曾经长达数十年之久，对太宗朝道德化的追忆，也在情理之中。
第56章 女皇武则天（）
（北宋）欧阳修等
导读
本文选自新唐书卷七六高宗则天武皇后传。
李世民生前担心太子李治性格软弱，无力履行君主的职责。李治最后在帝位继承权的竞争中胜出，与重臣长孙无忌的支持有着直接的关系。太宗去世前，为李治指定了一个辅政顾问团，其中包括长孙无忌、褚遂良、李等一批元老贵族。
长孙无忌有定策之功，又是李治的母舅，自然在朝廷中荣膺首席。但在宫廷之中，高宗的妃子武则天却渐渐得势。高宗体弱多病，性格过于软弱，往往依赖武则天处理、决断政务。不久，高宗决定立武则天为皇后，元老重臣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坚决反对，但元老、名将李支持高宗的决定。在高宗的坚持下，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不久之后，长孙无忌、褚遂良被贬斥，流放外地而死，他们的遭遇暗示武则天的权势已经不可动摇。高宗去世后，武则天先后以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的名义执政，后来又改唐为周，登基称帝。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位十五年。
初唐时期，关陇贵族集团把持着朝政，与皇帝分庭抗礼。武则天不一定对关陇贵族存有偏见，可是她既然身处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又不准备妥协，对贵族的镇压就不可避免。长孙无忌失势不过是武则天与贵族们斗争的第一步。高宗去世之后，旧贵族与武则天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武则天遂以政治告密和恐怖政治镇压反抗行动，旧贵族们遭到一次次的残酷清洗。武则天一边镇压、削弱贵族的权势，一边以科举制选拔平民进入政府，补充官员的空缺。为着一位君主强化专制的需要，平民获得了政治晋身的渠道。武则天的王朝被政变推翻后，她的继任者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政府以及科举选官的制度。复辟的皇帝无意恢复关陇贵族政治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