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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为人慎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先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同饥寒劳苦，虽敌猝犯之，无一士敢后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与将佐。始，与孙沔破贼，谋一出青，贼既平，经制余事，悉以诿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叹其勇，既而服其为人，自以为不如也。尹洙以贬死，青悉力赒其家事［赒：周济，帮助］。子谘、咏，并为阁门使。咏数有战功。
熙宁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将帅，以青起行伍而名动夷夏，深沉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终始，慨然思之，命取青画像入禁中，御制祭文，遣使赍中牢祠其家［赍中牢祠其家：带着中牢的礼仪祭祀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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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大夫对狄青的观感
韩琦在北宋文臣中以知兵著称，他经略西北时，号称“军中有一韩，夏人闻之心胆寒”。可根据宋人笔记记载，韩琦对武人的观感也未能避免北宋文人的传统偏见。
狄青任定州路总管时，韩琦是他的上司。某日，狄青旧部焦用率军经过定州，狄青留其叙旧。焦用部众向韩琦告发焦用“请给不整”，韩琦下令处决焦用。狄青闻讯，赶来为焦用求情，称“焦用有军功，好儿”。韩琦对狄青的说法不屑一顾，回称：“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遂当面处死了焦用。
狄青初入枢密院，任枢密副使参与军机时，朝廷士大夫物议纷纷。反对者提出的理由包括：狄青是士兵出身，难以获得士大夫的尊重；任用狄青有失朝廷仪制，更违背宋初抑制武人的国策。狄青入枢密院后，又统领宋军平定南方侬智高叛乱，以功擢升枢密使。此刻连最初极力举荐狄青专任平叛统帅的大臣，也认为皇帝的举措有失谨慎。
狄青任枢密使期间，一直谨慎言行，谦虚礼让，依旧无法消除文臣的疑心。北宋立国后，边疆战争多次失利，故而士兵和民众崇拜曾在边疆建功立业的狄青，这更令文臣感觉如芒刺在背。后来，宋仁宗患病，文臣讨论政局时，公认狄青是对北宋朝政的威胁。仁宗朝的名臣、元老政治家文彦博、欧阳修引用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的旧事，说明受军队崇拜的将领参与军机对朝廷的危险。他们认为将领的叛乱并非操守节义有亏，而是缘于朝廷的制度欠缺。故而为着王朝的和平，在制度上就必须牺牲并无叛乱之心的狄青。在皇帝犹疑不定时，欧阳修向文臣、士人宣扬自己的意见，促使士林舆论对皇帝施加压力。在文臣和舆论的压力下，狄青最终无法在中枢立足，被迫出镇外州，不久去世。
第70章 王安石变法（）
（元）脱脱等
导读本文选自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北宋推行偃武修文的国策，保证了朝廷权威，却导致禁军战力下降和边境防务空虚。为弥补这一欠缺，北宋朝廷不断扩大禁军规模；在外郡发生灾荒或骚乱时，北宋朝廷也将在当地招募士兵当作赈灾、救济和消弭反叛危险的策略。此外，北宋的官僚机构远比前代复杂，大批科举选中的士人和以恩荫入仕的官员，组成了庞大的政府。自仁宗时期开始，北宋在对西夏的战争中负多胜少，军费剧增，朝廷日渐陷入国用不足的窘境。“庆历新政”试图以改良官僚机构、收缩开支的方式革新弊政。然而新政未能得到士大夫的一致支持，不久之后无果而终。“庆历新政”约二十年后，继位的神宗决意革新。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应付财政危机。
王安石放弃了改良政治的努力，转向整理财政，试图以增加国库收入的方式克服危机。王安石的财政整理计划包括均输、青苗、免役等新法。其中以青苗法最受重视，也最受时人非议。变法派推行青苗法的初衷在于以朝廷储备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本、抑制兼并，同时借此增加国库收入。然而在官府的独断权威下，原本用以“惠民”的青苗法迅速蜕变为官府聚敛财富的工具。王安石其他的财政整理计划，大多未能摆脱类似的流弊。新法实际意味着以变相增加赋税的形式，缓解了财政危机。
新法自始至终遭受非议不断，其中朝野士人的攻击最为激烈。王安石试图重新解释儒家传统，为新法提供有力的政治支持。在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的新学说声名鹊起，成为官定的儒家正统学说。新学说的独断地位引来了士人的非议和愤怒，激起了朝野的抗议。学术争议与政治分歧合流后，北宋朝廷分裂为互不相容的党派。终北宋之世，新党与旧党从未和解。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西］。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秩满：任职期满］，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新陈相易：指粮库里的粮食新旧更替］，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恬退：恬静谦退。乞不次进用：请求破格提拔4］，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祐三年也。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以辨博济其说：靠广征博引及论辩支持自己的观点。］，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起居注：关于皇帝饮食起居言行的记录］，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诰［知制诰：官名。负责起草诏书、敕书一类］，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
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禼；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皋、夔、稷、禼：传说中的贤臣。高宗：指商王武丁。傅说：武丁时期的贤相。］。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禼、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尔。”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禼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原为副丞相，宋时地位上升，与丞相同议政事，地位平等。］。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令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
帝用韩维为中丞，安石憾曩言［憾曩言：记恨他以前说过的话。韩维曾指出新法的不足之处。］，指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维辞而止。欧阳修乞致仕［致仕：退休］，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谓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鲧［“富弼以格”至此：意谓富弼因阻挠青苗法被免去使相，王安石认为还不解恨，甚至将其比作共、鲧］。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隶英州［黥隶：脸上刻字罚作苦役］。唐坰本以安石引荐为谏官，因请对极论其罪，谪死。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阏其奏［阏：阻止，阻拦］，出彦博守魏。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安石性强忮［强忮：强硬，自负］，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儇慧：轻佻，机灵］。久之，以旱引去［以旱引去：变法期间，久旱不雨，守旧派纷纷攻击是王安石变法惹怒上天，王最终去职。］，洎复相，岁余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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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新学
欧阳修致力于儒家学派的复兴，亲撰新唐书、新五代史针砭世风，激励人心。但是欧阳修本人依然不脱魏晋隋唐放脱的遗风，他的处事、行文同样如此。故而儒家学派的勃兴还有赖于性格倔强而又雄心勃勃的王安石。欧阳修曾经奖掖早年的王安石，赠之以诗，期之以李白、杜甫。但是王安石颇不满，他应答欧阳修时以孟子自励，从此也可见欧阳修与王安石旨趣的分野。
王安石中进士后，仕官于外州。这一期间，他先后撰写了淮南杂说、洪范传、易解等著作，渐渐获得北宋经学学者的褒扬。后来王安石在江宁讲学，从者日众，他的新学从此渐成气候。熙丰变法时期的新党，大多来自这一时期的从学者。变法期间，朝野上下对新法褒贬不一。王安石遂主持修订经义，为变法提供学理依据和舆论气候。王安石新党编撰的三经新义（周礼义、尚书义、诗经义合称三经新义）颁行后，士人原先对汉代注疏的尊崇大见衰退，而新学日渐风行。除三经新义之外，新学的著作还有论语解、孟子解、字说等。其中字说是阐释经义的文字学著作，对当时的学者影响至深。新学体系的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