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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危微精一：古文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说，人心与各种物欲联系，是危险的；道心就是各种伦理道德的准则，是微妙的。只有“精则察乎二者之间而不杂”，“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是必其道高于夫子，而其弟子之贤于子贡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皆人名，多为孟子学生，孟子中有与孟子问答的内容］，与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炎武之学，大抵主于敛华就实。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撰天下郡国利病书百二十卷；别有肇域志一编，则考索之余，合图经而成者。精韵学，撰音论三卷。言古韵者，自明陈第，虽创辟榛芜，犹未邃密。炎武乃推寻经传，探讨本原。又诗本音十卷，其书主陈第诗无协韵之说，不与吴棫本音争［吴棫：宋代音韵训诂专家。著有韵补一书，认为古人用韵较宽，有古韵通转之说］，亦不用棫之例，但即本经之韵互考，且证以他书，明古音原作是读，非由迁就，故曰本音。又易音三卷，即周易以求古音，考证精确。又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韵补正一卷，皆能追复三代以来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变。又撰金石文字记、求古录，与经史相证。而日知录三十卷，尤为精诣之书，盖积三十余年而后成。其论治综覈名实，于礼教尤兢兢。谓风俗衰，廉耻之防溃，由无礼以权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炎武又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作杜解补正三卷。其他著作，有二十一史年表、历代帝王宅京记、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谲觚、菰中随笔、亭林文集、诗集等书，并有补于学术世道。清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学者称为亭林先生。
又广交贤豪长者，虚怀商榷，不自满假。作广师篇云：“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志伊；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至于达而在位，其可称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议也。”
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科［博学鸿儒科：又名“博学鸿词科”。皇帝特旨开设，由地方官推荐参加。］，又修明史，大臣争荐之，以死自誓。二十一年，卒，年七十。无子，吴江潘耒叙其遗书行世。宣统元年，从祀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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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江南社会
明代后期，日本和美洲白银的输入，为中国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贵金属通货。随着人口的自然增加，迫于生存压力，一部分农民从传统农业社会之中游离出来，努力在商业集镇中寻找新机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物产丰饶、交通便利的地区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商业集镇，其中尤以江南地区为最。
在商品经济之中积累资产的富裕地主、商人、农民，出资供养自己的子弟就学，参与科举考试。这些新兴的地主、商人子弟一旦科举得中，便可在官员集团之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个官员、士绅的混合阶层不断试图向北京的朝廷施加自己的影响；而在地方上，它们又与当地初级科举功名的获得者、准备应试的学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后一种联系又是联结官宦集团与其他社会集团的纽带。
相对于传统士大夫对帝国抽象的绝对忠诚而言，江南地区新兴的士绅更留意于本地的利益、风俗以及传统。这些士绅最初由于生活方式、趣味的接近而结成一些文学性的社团，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发现文学性的社团也可以用于政治意愿的表达。远在北方的帝国朝廷不见得欣赏江南士人对朝政的非议、批评，但是对文学社团的镇压适得其反，激起了江南士绅参与政治的热情。旧王朝最后的岁月就在镇压、安抚、抗议的交相反复之中渐渐流逝。明末清初最著名的几位学者，在青年时期与上述的运动牵扯甚深。他们往往生于优裕的家庭，后来又经历了朝代更替之间的兴衰。在反思帝国的崩溃时，这些学者的见解，大多来自于江南士绅阶层当时的生活经历。因此之故，对于一个帝国的崩溃而言，他们的反思很难说完全恰如其分，但却非常罕见地反映了一种地方性的趣味和意愿。
第85章 守 令（）
（清）顾炎武
导读
本文选自日知录卷九守令。
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士绅阶级日渐发达。元末明初，江南士绅在内战中努力维持地方秩序，并且支持了朱元璋集团改朝换代的努力。明后期，江南士绅组织的文学、政治团体在朝政上施加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地方上，士绅向来是宗族利益有效的代言人。士绅往往利用自己免税的特权，帮助族人避税，并以此增加自己在当地的影响。身为候补或者致仕官员集团的一员，士绅与地方官员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并在地方事务上提出自己的意见。万历年间，商业集镇的市民反抗朝廷的增税法令，士绅也积极参与到这种离经叛道的活动之中。顾氏一族是江南典型的士绅家族，在地方上有着广泛的影响。顾炎武关于守令的论述，可以视为江南士绅参与地方政治活动之后的反思。
守令以古典的政治语言宣告了近代地方士绅政治的萌发。在商业发达的集镇里，具有商人、地主、学者、官员等多重身份的士绅日渐觉察到自己的独立地位。农民和市民也发现在对抗远方的朝廷时，士绅往往是地方利益的保护者。这种政治势力一度隐藏在帝国政治的幕后，直到帝国渐渐衰落，才异军突起。晚清时期，在太平军和清军对峙的政治空隙里，士绅政治乘势而起，并在最后时刻挽救了王朝。同一时期，在朝廷影响被排斥的条约口岸，士绅也发现了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些势力的合流后来推动了晚清的地方自治、立宪运动，并对民国初年的政治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吏胥：即胥吏。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守令：古代郡县制下，郡有郡守，县有县令。此指地方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若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书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见尚书皋陶谟。意为国王把精力放在琐碎事上，大臣们就懈怠了，政务必定也要废弛］。”盖至于守令日轻而胥吏日重，则天子之权已夺，而国非其国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削减那些繁琐的考核审查，追求长久的实效］，必得其人，而与之以权，庶乎守令贤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务也。
元吴渊颖欧阳氏急就章解后序曰：“今之世每以三岁为守令满秩［满秩：任职期满］，曾未足以一新郡县之耳目而已去。又况用人不得专辟，临事不得专议，钱粮悉拘于官而不得专用，军卒弗出于民而不得与闻。盖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属。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钱谷，或按刑狱，各有分职，守不烦而政自治。虽令之主一邑，丞则赞治而掌农田水利，主簿掌簿书，尉督盗贼，令亦不劳，独议其政之当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于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为奸，勾稽文墨，补苴罅漏，涂擦岁月，填塞辞款，而益不能以尽民之情状。至于唐世之赋，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额，兵则郡有都试［都试：古时阅兵制度，每年秋后由地方对士兵进行操练］，而惟守之所调遣。宋之盛时，岁有常贡，官府所在，用度赢余，过客往来，廪赐丰厚，故士皆乐于其职而疾于赴功。兵虽不及于唐，义勇民丁，团结什伍，衣装弓弩，坐作击刺，各保乡里，敌至即发，而郡县固自兼领者也。今则官以钱粮为重，不留赢余，常俸至不能自给，故多赃吏。兵则自近戍远，既为客军，尺籍伍符，各有统帅，但知坐食郡县之租税，然已不复系守令事矣。夫辟官、莅政、理财、治军，郡县之四权也，而今皆不得以专之。是故上下之体统虽若相维而令不一，法令虽若可守而议不一。为守令者，既不得其职，将欲议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习故，辟嫌碍例，而皆不足以有为。又况三时耕稼，一时讲武，不复古法之便易，而兵农益分。遇岁一俭，郡县之租税悉不及额，军无见食，东那西挟，仓空虚，而郡县无复赢蓄以待用。或者水旱洊至［洊至：接连到来］，闾里萧然，农民菜色，而郡县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莅事而事权不在于郡县，言兴利而利权不在于郡县，言治兵而兵权不在于郡县，尚何以复论其富国裕民之道哉！必也复四者之权，一归于郡县，则守令必称其职，国可富，民可裕，而兵、农各得其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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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江南士民暴动
明初“靖难”之役后，朱棣大肆清洗支持建文朝廷的旧臣，株连江南士人无数。此后朱棣又将都城迁往北京，江南地区的赋税被定期运往北方，供给宫廷的开支和军事、政治上的用度。朱棣的后继者继续将南方地区视为永不枯竭的赋税征集地。这种经济上的盘剥，地理上的疏离，以及此前政治上的镇压，无疑加重了江南社会对北京朝廷的疏离感。在被朝廷视为政治弃儿后，一种地方主义的情绪就在江南地区滋生了。
经过万历年间的几次战争，朝廷的财政已经日渐枯竭。皇帝派遣自己的亲信代理人前往地方征收新税。新税的征收无疑加重了地方的苦难，士绅对庶民的困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