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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过折看王悔安排的这么周密，料想他早已经计划好，于是同意执行。
当夜，按计划进行，顺利砍下契丹酋长李屈烈及可突于的人头，李过折率领契丹部众归顺，并将人头呈献。张守圭率领大军北上受降，抵达紫蒙川（内蒙古巴林右旗附近），举行盛大阅兵。
而张守圭的运气，真的不只是小狗“旺旺”叫的旺，也不是拿“旺旺”仙贝来拜拜就可以做到的旺。这个旺，真是到了极点。就在他刚阅兵结束后没几天，东突厥汗国发生一件大事，现任可汗阿史那默棘连，被他的大臣梅录啜下毒，虽然大汗没有马上死，还指挥了部下将叛党诛杀才放心挂掉。但大汉意外死亡还是造成东突厥汗国的实力再度削弱，张守圭少了一大敌手，睡觉吃饭更安心了。
皇帝李隆基听到前线奏报来这样的好消息，高兴得简直难以置信。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正月，契丹部落知兵马中郎李过折（应该是事变后暂时担任的官职，实际上李过折这时候已经成为契丹部落的军事领袖）前来长安呈献俘虏，李隆基封他为北平王，检校松漠军区都督。
二月份，皇帝在东都洛阳召见张守圭，对他的战功非常嘉许，就打算封他当宰相，不过中书令兼宰相张九龄坚决反对，所以就改封张守圭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而且又任命张守圭的两个儿子都当官，对张守圭封赏非常多，可以说张守圭是当时的第一红人都不过。
请记得，开元二十二年，对张守圭及他背后的大帝国，这都是一个巅峰的时刻。
但不知怎的，之后，两者的步伐都开始有些凌乱。
开元二十三年，契丹首领、刚被封为北平王的李过折，被其部将李涅礼杀害，而且不是只杀首领一人，而是一家人！只有一个儿子叫李刺乾的逃到安东都护府（驻扎河北省卢龙县）才幸免于难。
对这件事，唐朝的处理方式是，赦免李涅礼的罪，任命他当松漠都督，然后发一封大义凛然的信不痛不痒的责备他：“卿之蕃法多无义于君长，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过折是卿之王，有恶辄杀之，为此王者，不亦难乎！但恐卿今为王，后人亦尔。常不自保，谁愿作王！亦应防虑后事，岂得取快目前。”（未完待续）
第22章 【唐明皇22】（）
这封信是很有趣的，应该说文采不错，逻辑呢，狗屁不通，怎么说？
第一点：信上说你们野蛮部落通常对君王无义，自古就是这样，如果这样说，李涅礼杀了李过折也不过遵循自昔如此之法，也没犯什么错，何必要唐朝皇帝还特别写信责备他？
第二点：信后面说，“常不自保，谁愿做王？”这句话如果是事实，那李涅礼不就爽死了，因为怕当王会被谋杀，所以没人敢当，没人敢当，那李捏礼不是最高兴吗？这是责备还是鼓励？
然后呢？然后就该干嘛就干嘛呗，唐帝国只会耍嘴皮子而已，也不能怎么办，而且嘴皮子还耍得很烂……
接下来，开元二十四年，张守圭下面的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受命讨伐契丹及奚部落，安禄山轻敌冒进，结果大败。张守圭上奏朝廷请命要将安禄山斩首，就在要行刑的时候，没有人劫法场，也不是圣旨到赦免无罪，而是犯人自己喊：“大人你还要不要灭契丹、奚部落，为何杀我安禄山。”奇葩的是，张守圭不杀他了；那么，放他吗？也不是；张守圭竟然将他押解京师，请皇帝发落。
先不谈结果如何，过程就充满问题。首先，张守圭自己身为审判官兼法官，在没有任何新的人证物证的情况下，也没有程序问题或疑问下，怎么可以凭自己的心情来停止行刑？除非你只想吓唬安禄山？其次，既然可以上奏杀安禄山，为何不上奏放安禄山，要押人到京师让皇帝做决定。
我大概可以想出好几种张守圭的可能心态，但不论是哪一种心态，都证明了张守圭作为将领其冒险精神在下降。心思变复杂。
接下来这件事就严重的多，错误也明显的更严重
刚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在史书上记载，开元二十五年。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大破吐蕃军队于青海湖西。
但奇怪的是，吐蕃从开元十八年跟唐朝和谈以来，双方都没有冲突过，为何会突然传出唐军大胜的消息呢？
原来自从双边和谈后，河西节度使崔希逸派遣使者见吐蕃的大将乞力徐，说：
“贵我两军既然已经和谈，就应该相亲相爱，不需要在边界驻军。妨碍人民畜牧耕田，我建议双方都从边界撤出军队，如何？“
乞力徐回复说：
“您是忠厚之人，我们相信你的为人，不会欺骗我们。可是，我们认为唐国未必会一直把河西的军政大事交付给您（指可能会有调动），而且一旦有奸邪之被挑拨，对我们发动偷袭，准备已经来不及。“
但崔希逸一再要求，乞力徐迫不得已。就跟唐军杀白狗盟誓（为什么是白狗，不懂？）各自撤去守军。
要说这吐蕃，还是比较实诚的。真的依约撤去守军，没有多留一手，所以在此后几年，吐蕃在边界地区的牲畜就大量繁殖，漫山遍野。
吐蕃军既然在东方撤去驻军，于是把兵力调到西方去攻击勃律国（今克什米尔地区），勃律国向唐朝求援，李隆基要求吐蕃撤军，吐蕃不同意。攻破勃律国。
如果针对安史之乱本身，李隆基当然负主要的责任。德淋及自由无涯两位兄台都提到了不少的论证，我也不须再多做说明。而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我讲的硬着陆。
那么如果安史之乱没有爆发，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首先是组织的问题，唐朝地方实施州县二级制，中央管理360个州，每个州管理五到六个县，这样的后果是：一、中央无法有效管理地方；二、中央要能有效管理必须往上加一层，但因为军事问题，这一层要有很强的军事管理能力及财政能力，所以就出现了节度使的体制，在节度使体制下，中央的权力必然削弱，权臣割据的可能性增加。
再来谈军事的问题，北魏以来的府兵制无以为继，张说提议募兵，但募兵也带来很大的后遗症，第一：财政负担大幅上升。第二：将领的管理。如果让将领持续带同一批军队，给将领比较大的权力，则将领会拥兵自重，这是皇帝不愿意见到的，如果将领经常轮调，则将不知兵，兵不信任将领，打仗很难取胜，而且唐朝的外患能力均不弱，契丹、突厥、回纥、吐蕃，唐朝一定要维持强大的军力。
第三、财政的问题：均田制随人口增加，经济发达的毁坏，税制需要大幅改革，两税制是正确的方向，但是两税制需要更分权的组织去执行，才能清楚了解各地的状况与差异，特别是土地买卖与交易的状况，而且经济作物的兴起更加深征税的难度，但唐朝的一级组织数量太多，刺史的评级虽高，能力却不高，中央官员也不愿意来当刺史，也很难形成良好的中央地方论调机制（中央同品级官员远少于地方）
这些问题，也会让唐朝遇到很大的困难，其情况，会有点像宋朝为什么在太平盛世，国君也算贤明的情况下，王安石要提出改革，因为社会碰到很大的问题，王安石改革不成功有他个人因素，但也可以说在那时候的技术条件下，王安石就算做的更好一点也只能带来短暂的成功，无法做的更好了。
所以我说，即使李隆基做得好一点，情况也只会是软着陆，当然软着陆还是比硬着陆好的多。
不过，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连载更新）
这时，崔希逸的属下孙诲到京城奏报公事，这个孙诲是功名心热的投机分子，在了解朝廷的状况之后，他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打算以这件事作为晋身之阶，于是向皇帝奏报吐蕃边界没有设防，如果派兵突袭，一定大获全胜。（可见崔希逸应该没有跟中央奏报这件事。不过孙诲也很可能没有跟中央提到崔希逸跟吐蕃人的私下协定，就把他长官给卖了）
李隆基赞同，于是派遣内给事（宦官）赵惠聪跟孙诲一同前往河西了解状况。便宜行事。两人到达河西后，假传诏书给崔希逸。命令其出兵，崔希逸不得已，只好出兵，打破吐蕃军，只有乞徐力一人逃脱，孙诲、赵惠琮都受到重赏，但从此吐蕃跟唐朝断绝邦交，不再前来朝贡。
除了这几件不协调的事情外。张守圭的军队管理，也发生变化。
简单形容其状况，可以用八个字总结：“将领骄奢，士兵厌战“
开元二十六年，边塞诗人高适的诗很真实的反映这一状况。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那我们怎么知道高适的这一首诗是在反应张守圭的军队状况，而不是对整体状况的泛泛之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首诗的序言就很清楚了，“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元戎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而所有的注解都会告诉你，元戎指的就是张守圭。而据史书记载，高适这段时间就是呆在幽州。
在此情况下，张守圭的厄运果然很快就发生了。开元二十六年（公元1938年），张守圭下面的部将赵堪、白真陀罗假传张守圭的命令（会假传命令表示军纪已经松弛），逼迫平卢（辽宁省朝阳市）军使乌知义出军讨伐奚部落叛军（位于内蒙巴林右旗附近），乌知义不愿进军，白真陀罗就假传皇帝诏命，要求乌知义出兵。
乌知义无奈，率兵进击奚部落。初期因为出其不意，奚部落败退；但奚部落很快集结部队反攻。唐军失利。张守圭向朝廷隐瞒战败的消息，反而以大捷向朝廷报告。
纸包不住火。战败的消息还是走漏了，朝廷派宦官内谒者监牛仙童前往幽州调查，张守圭用重金贿赂牛仙童，把战败的责任都推到白陀罗真的身上，并且逼白陀罗真自杀灭口。
本来事情到此似乎也就结束了，但因为牛仙童受到李隆基的宠爱，其它宦官为了打击他，于是有人在隔年（开元二十七年）向皇帝检举牛仙童受贿的事，经过调查属实。
李隆基大怒，命令另一位宦官杨思勖“仗杀”（用棍打死）牛仙童，但杨思勖也许是跟牛仙童有恩怨，他所使用的手段是令人发指的。
“缚架之数日，乃探取其心，截去手足，割肉而啖之
这是史书记载杨思勖杀牛仙童的方式，而张守圭的下场是被贬为括州（浙江省丽水市）刺史，而更不幸的是他在路上就背部生疮而亡。
张守圭是开元中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名将，他在西域、河西、幽州三个边防要和唐朝主要敌人突厥、吐蕃、契丹都打过仗，而且几乎都是战无不胜，但就在他最成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出唐朝军队已经逐渐步入将军骄奢、战士厌战的状况，这跟唐高宗时期战士的心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凯歌入汉关“有很大的不同。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了解，在开元后期，虽然唐朝的军队空前强盛，战胜了几乎所有主要的帝国，并使他们归服，但军队的实际情况，却已经不像表面那样坚强。
对大唐帝国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