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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召见崔湜
在诛杀太平公主党羽之前，唐玄宗出人意料地召见太平公主阵营的崔湜。对此合理的解释便是唐玄宗想给崔湜最后一次机会，但史书对此次会谈的内容语焉不详。
根据当时的形势，崔湜应该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将政变计划告诉玄宗并配合他铲除太平公主一党，要么将政变计划泄露的信息迅速告诉太平公主抢先发动政变，可是崔湜却并没有采用上述对策。
从太平公主一党被顺利铲除的情形看，崔湜并没有能够将政变计划泄露的消息通知同党，而且显然也没有达到玄宗的要求。在如此关键的时刻，首鼠两端的做法无疑是最不明智的。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史书为何对崔湜与唐玄宗这次重要会谈的内容避而不谈给人含混不清的感觉呢？
对于上述诸多疑问，难免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太平公主会不会根本就没有筹划叛乱？叛乱只不过是唐玄宗铲除太平公主一党的借口。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之间的矛盾已经日趋白热化。
六月初三，李世民密奏太子李建成与李元吉**后宫。李渊决定次日审理此事。初四清晨，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未完待续）
第16章 【安史之乱16】（）
此时，高祖李渊正在海池边悠闲地划着船。尉迟敬德身披铠甲，手握长予，突然出现在李渊面前。《资治通鉴》这样记载李渊的反应。“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回答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只有对方作乱才能证明自己行动的合法性。
太平公主很可能是“被谋反”。太平公主经常召集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湜、陆象先等人议论朝政。在谈话间，太平公主不免流露出对玄宗的不满，而深受儒家学说的陆象先自然认为妄议朝政不妥，所以触怒了太平公主。两人因为政见分歧而渐行渐远。这些不满的言论很可能被后人渲染成废立皇帝的阴谋。
《资治通鉴？二百一十卷？唐纪二十六》记载：“是时；（宰）相多太平公主之党，刘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谋以羽林兵诛之，使密言于上曰：‘窦怀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进，日夜为谋不轻。
若不早图，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请速诛之。臣已与幽求定计，惟俟陛下之命。’
上（即唐玄宗）以为然。泄其谋于侍御史邓光宾，上大惧，遽列上其状。”
可见，唐玄宗早有铲除太平公主一党的图谋，只是因为事情泄露而被迫终止。不管太平公主是否谋反，唐玄宗总会将其铲除。
当朝宰相大都是太平公主的同党，所以只要太平公主在，那么唐玄宗在施政时便会受到极大的掣肘，也会始终感到不安与恐慌。
唐玄宗对崔湜那次特殊的召见是想让他供认参与太平公主谋划的叛乱。如果崔湜答应，则史书记载的告密者将不会是魏知古而是崔湜。鉴于崔湜与太平公主的特殊关系。唐玄宗编造的这个惊天谎言便会变得天衣无缝，而崔湜显然拒绝了。
出自太平公主门下的五位宰相，三位宰相身首异处。幸存的两位被贬谪或者被流放。陆象先被贬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崔湜被流放岭南。崔湜与原尚书右丞卢藏用一同前行遥远的岭南。
经司法部门查实，宫人元氏供认太平公主一党指使她在进献给玄宗皇帝服用的天麻粉中投毒。而崔湜也参与其中。崔湜是否参与投毒疑点重重。《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对崔湜参与策划投毒持肯定态度。《旧唐书》却记载：“初，湜与张说有隙，（张）说时为中书令，议者以为（张）说构陷之。”可能真正需要崔湜死不是张说而是唐玄宗，因为崔湜知道的太多了！
流放途中，崔湜对卢藏用说：“家弟承蒙皇帝隆恩，或许在下还能获得宽恕。”崔湜所指家弟为崔澄。崔澄原名崔涤。崔澄的名字便是唐玄宗李隆基为他取的。崔澄聪明机智，幽默风趣。擅长辩论。李隆基做番王时，崔澄的家濒临他的府第，因此两人过从甚密。李隆基出任潞州刺史时，为其饯行的宾客均送至长安城门而止步，而唯独崔澄将其送到华州，足见两人深厚的情谊。
流放途中的崔湜一直行动迟缓，因为他殷切期盼着赦免诏书。这无疑从侧面印证崔湜并没有参与谋反，否则一个侥幸逃过一死的谋逆之人怎么会奢望赦免呢？
崔湜行至荆州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在讲堂中照镜子，并且对着镜子说：“镜者明象，吾当为人主所明也。”崔湜将此梦告诉占梦人张由。张由一脸忧愁地说：“讲堂是受法之所。而镜字为‘立见金’。这绝不是吉兆啊！”当天，朝廷派来的使者赶到。崔湜等来的不是赦免的诏书，而是赐死的诏书。仅仅四十三岁的崔湜自缢于驿站中。
一代强人太平公主的死标志着唐朝“红妆时代”的结束。唐玄宗使唐朝走出了“女人干政”的怪圈。扭转了太宗朝以来动荡不安的政局，缔造了一段盛事岁月。
太平公主成为唐玄宗通往权力之路的祭品。历史是残酷的，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因为失败者没有话语权。太平公主的历史形象只能由被胜利者唐玄宗来描绘。历史是无情的。千百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渴望青史留名，但绝大多数人都默默无闻地来，悄无声息地走，挥一挥衣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极少数幸运儿经过一生的奋斗和不懈地追求却仅仅在史书上留下寥寥数笔。一代政治强人太平公主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留下。
历史啊。历史，“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引无数志士伤白头，引无数仁人空悲叹。史书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被赐死的太平公主自然失去了话语权。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发现各大军区人均赐衣数值相差悬殊。虽然帝国各地的军费执行标准略有差异，但是却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也就是史书中屡屡提及的“以长行旨为准”，可是范阳人均衣赐数值却明显低于其他军区。
这说明一个鲜为人知但是却极其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范阳镇自筹军费在整个军费开中占很大比例，对于中央拨款的依赖程度有限。自筹军费主要来自营田和地租收入，而安禄山完全可以自由支配这笔巨额收入，所以范阳的部队离开中央的财政支持仍旧可以生存。
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天宝时期，河北道的户数占全国总户数的16。57％，而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20。09％，在整个帝国十五道中位居第一位。
虽然唐朝还没有gdp统计数据，但是古代一般用人口来衡量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帝国经济体系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河北道的经济总量在整个唐帝国内肯定是名列前茅的！
安禄山显然具备发动叛乱的实力，但是他真的会铤而走险吗？
两个汉人的推波助澜使得安禄山最终走向反叛的不归路。一个是掌书记高尚，负责“典笺奏”，职责相当于机要秘书。一个是孔目官严庄，负责“治簿书”。职责相当于办公室主任。
节度使任期一般为四年，而且许多节度使到不了任期届满便予以迁转。“不久任”使得节度使没有充分的时间培育忠于个人的军事势力。李隆基执政后期因为军事斗争的需要出现了节度使长期不变更的局面。安禄山担任平卢节度使竟达十四年之久。
专任一道而互不兼统使得节度使无法培育与朝廷对抗的军事势力。为了便于协同作战，李隆基打破了不兼统原则。王忠嗣甚至一度兼统陇右、河西、朔方、河东四道节度使。尽管如此。兼统两镇及以上的节度使人数仅占节度使总数的九分之一，而且兼统的时间一般都在三年以下。只有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达十二年之久。兼任平卢、范阳东三镇节度使的时间也达到四年。
李隆基之所以为安禄山打破长期形成的用人原则是因为他被安禄山的假忠诚蒙蔽了。
长期以来关于“番上”的理解受到《新唐书。兵志》的影响：“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吐鲁番木纳尔102？号墓出土一组残文书明确记载：“身当今月一日番上；？配城西门”
其实列入兵部常规计划的军事值勤任务都可以称为“番上”，并不是所有的府兵无论远近都跑到京城服役。只有长安附近的府兵才番上到京城，听从中央军事机关南衙十二卫的调遣。
全盛时期，唐代共有633（一说634）个折冲府，都城所在地关内道就拥有288个，占到全**府总数的43。9％。
适龄的男丁强制性服兵役。服兵役不仅是时间的付出，体力的付出，更是经济负担。府兵从家乡前往服役地点不仅要自备基本武器。而且没有出差补贴，一般也不报销差旅费。
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农民手中的土地逐渐集中到豪强地主手中。再也负担不起沉重兵役的兵户纷纷逃亡。折冲府的兵员逐渐枯竭，因此曾经辉煌一时的南衙十二卫已经风光不再。
在府兵制逐渐衰落的同时，边疆军事斗争却日趋激烈。为了稳定边疆局势，职业化的募兵逐渐取代府兵成为边防军的主体，而京城和内地并没有迅速填补府兵衰落后留下的军事真空。
广大内地郡县只有在重要地区才有正规军驻扎，而更多的郡县并没有正规军驻防，仅仅拥有一定数量的郡兵，主要是团练兵。类似于今天的预备役部队。
唐帝国的军事格局由“内重外轻”逐渐变为“外重内轻”。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基本上都集中到边疆节度使的手中。
在安禄山的眼中，除了参与过政变外并没有实战经验的北衙禁军不过是些花拳秀腿之辈；日渐衰落的南衙禁军早已今非昔比；那些只能守城的团练兵更是一帮乌合之众。
安禄山之所以冒险走上反叛之路最重要的原因是为自己今后的生计甚至是生存考虑。
他那句“只知有皇上不知有太子”的话虽然为他赢得了李隆基的信任，赢得了李林甫的赏识。但却深深地得罪了太子。
一旦年事已高的李隆基驾崩后，他很可能会沦为权力更迭的政治祭品。
虽然安禄山的心中隐藏着叛乱的念头，可是良心未泯的安禄山本来想在李隆基去世后再发动叛乱。
我们难以准确地判断安禄山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萌生反叛之心，但他的一个举动却足以证明他那颗本已不安分的心开始躁动了，那就是他让自己的心腹刘骆谷长期留在京师，刺探朝廷的各种情报。
如果说此时的安禄山还只是有了不安分的想法，仍旧在背叛与忠诚的艰难抉择中纠结着，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使得他在反叛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无法回头。
天宝十年无疑是安禄山人生历程中最为关键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叛乱已经不再是他的一个想法，而是开始低调地付诸行动。他之所以行事低调是因为他最害怕的人李林甫还活着！
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二月。安禄山请求担任河东节度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