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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府中凡是有资格当兵的人员都要造册、存档、轮番服兵役。这样既不影响生产、又不影响国防。平时各府由折冲都尉和左右果毅都尉负责军事训练，一旦朝廷有诏命便集结出征。战事一结束，便“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这是指一般情况而言，如遇有特殊情况。还是要用到募兵制以弥补府兵制的不足。如唐太宗出兵征高丽就采用了临时募兵的措施，名将薛仁贵就是这次应募从军的一人。
初唐的府兵是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它承载大唐帝国无与伦比的光荣与骄傲。在短短的数十年间，这支军队先后灭掉了东突厥、高丽、百济、薛延陀、吐谷浑、高昌、疏勒、焉耆、于阗、龟兹、西突厥等十多个国家。著名的战例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如：薛仁贵征高丽、于新城以二千破十万，四十座城池望风而降。
李靖灭东突厥、奇袭阴山以三千破十万。活捉颉利可汗。
苏定方灭西突厥、以一万破十万，活捉贺鲁可汗等等。使帝国疆域空前扩张，北过贝加尔湖、西临波斯。看着这一组组闪光的数据，是中国人又怎能不为之热血沸腾、思绪万千……
应该说那个时候，无论是自愿还是以武力纳入大唐版图的各少数民族政权都还是能遵纪守法、服从中央的。然而自从武则天执政后情况就大大的不同、大大的不妙，边疆形势急转直下。辽东的两蕃（契丹、奚）公开发动武装叛乱，把大唐的营州都督府也给占了。
北方草原的突厥人又重新打着狼头大旗，建立了后突厥政权。
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也不甘寂寞，为争夺唐安西四镇而与唐军死缠烂打。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则天自毁长城，军队的战斗力大不如前。缺乏震慑力。二、她不懂政治、在少数民族的问题上处理不当，破坏了安定团结。三、那些羁傲不驯的可汗们看她是个娘们，也确实没把她放在眼里。
为了对付他们，武则天算是豁出去了，把她最看好的武家侄儿们一个接一个派到前线去当指挥官。但战争的结果却总是给她带来前所未有的沮丧。
这还是贞观时代那支百战百胜的府兵吗？那时出征少则一个月、多则一年便可将敌方搞定。然后就可以回家夫妻团聚抱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了。可现在呢？战争旷日持久、遥遥无期，“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已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美丽的泡沫。前线将士还面临着夫妻分居、兵饷发放、物资供应、养老安排、子女入学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好不容易熬到了玄宗朝，开元之治使帝国国力大增，但边境形势仍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兵制才被提到帝国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府兵制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代之而来的是募兵制。职业化军人闪亮登场，成为中晚唐军界的主角。开元年间的十大藩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从节度使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大唐中央的决策者们设置藩镇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巩固边防、抵御外族入侵、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全国各大藩镇在以上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假设唐朝就沿着这样的轨迹走下去的话，中国的历史将会改写，自宋代以后的落后挨打都不会出现。常言道历史没有假设，唐玄宗在设置十大藩镇的时候，绝对想不到安禄山会造反。
除去安禄山掌握的三大镇之外，平叛的历史重任便自然的落在了其它七大藩镇的肩上。就连远在西域的安西、北庭的精锐主力也被调回内地平叛。
公元762年末，这是平定安史之乱的最后岁月，唐剿匪总司令仆固怀恩率领本部的朔方军追击史朝义至河北，其它各路由各藩镇兵组成的政府军也都全面推进到河北境内。安史叛将薛嵩、张忠志、田承嗣、李怀仙等先后献出自己的若干城池向政府军投降。
走投无路的史朝义在一片树林里上吊自尽，大唐军民历经七年半的艰苦卓绝的平叛战争，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763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些。这一天已是深夜，大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营帐内的总司令仆固怀恩是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倒不是因为天气冷，因为明天李光弼等几位将军要举行接受叛军投降的入城仪式。
胜利使仆固怀恩喜忧交加、五味杂陈，这一夜他想得很多很多——
他从从荒凉的漠北走来，从一个仆固部落的牧民成长为一名唐军的高级将领，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现在他身兼朔方节度使、河北副元帅、单于大都护、左仆射、中书令、开府仪同三司、大宁郡王，这一连串的官衔名简直令人眼花潦乱。在当时的军界已没有人能超过这个级别了。
他更知道，自己之所以受到当朝天子的如此器重，还不是因为有安史叛军的存在？现在叛军已玩完了，天子也快用不着我了，这么多来之不易的官衔还能保得住吗？自己的顶头上司、前任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不就是因为位高权重而被贬的吗？往好处想、能保得住朔方节度使的职位、大宁郡王的爵位恐怕就已经很不错了。（未完待续。）
第2章 【李克用2】（）
往坏处想、就算不会受到“卸磨杀驴”“兔死狗烹”的待遇，不定哪一天惹天子不高兴，被发往漠北的苦寒之地去任职……想到这里、仆固怀恩的心在不停地颤栗。“不行”！他不由自主地叫出声来，这声音在万籁俱寂的深夜显得格外的沉闷，把帐外的卫兵也给惊呆了。这一刻、他才真正明白了“养寇自重”的真谛。
第二天、正准备入城去改编叛军的政府军诸将李光弼、李抱玉、辛云京等分别接到仆固怀恩的命令：“各地已投降的叛军将领各保留原职，政府军各将领停止接收降兵，维持现状，等候中央的指示。”
李抱玉等将领不服，把他告上了中央，仆固怀恩也紧跟着上诉。不久、朝廷的诏书贴在了各地城门楼的墙上，上面写着：“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不用问、仆固怀恩赢得了这场官司。
这样、所有叛军的节度使又都堂而皇之的当上了大唐政府的节度使。代宗天子李豫绝对想不到、正是他这个草率的决定，使河北的成德、魏博、幽州三镇不久便成为藩镇割据的祸乱之源，贻害大唐达一百四十年之久。
长期以来、人们对藩镇割据都深恶痛绝，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有人在搞割据，就一杆子打翻一船人，说所有的藩镇都不是好东西。
著名学者张国光先生在他的名作《唐代藩镇研究》中，将藩镇分成四大类：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我觉得这样的分类是十分中肯到位的，下面我试着对专家提出的这四种类型，分别作出我自己的解读——
一、河朔割据型：从公元763年平定安史之乱后，藩镇的数目急剧增多，究其原因我以为主要是大唐的皇帝们太过于厚道了。太不为自己的千秋大业着想了。委任了这么多的节度使，其中竟没有一个是宗室子弟，以至于在朱温大逞淫威之时。没有一支宗室武装以赴国难。
藩镇增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任用叛将为河北地区的节度使。
2、默认朱滔、李希烈部下的降将自立为留后（即预备节度使）。
3、在剿灭黄巢的过程中，任用其部下的降将为节度使。最糟糕的是把地处中原的宣武镇给了朱温。
4、但凡在平叛或其它领域成绩突出者。朝廷都给他个节度使当当。
从公元763年至884年剿灭黄巢时止，在这一百二十余年里，搞割据的藩镇基本只局限于河北地区，全国其它地区并无割据现象。当然中原地区也发生过朱泚、李希烈、吴元济等反叛事件，但那就像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说的“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可以不计。
在剿灭黄巢之后，由于朝廷错误地遏制了李克用的势力，使朱温的势力一家独大，天下藩镇无一能与之匹敌。这才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有人指责皇帝不应该重用叛将，也有人指责说不应该猜忌功臣。在那个时代、该相信谁、不该相信谁，只有天知地知、和那个谁本人知。事实上叛将里面不也有好人吗？如：薛嵩、田弘正、刘总、李佑等。功臣里面不也有逆贼吗？如：仆固怀恩、李怀光等。这事找谁说理去？
把藩镇之乱的根源统统归于皇帝，是不公平的。唐德宗曾下过《罪己诏》这只不过是一种担当、一种姿态，确切的说更是一种政治上的谋略。
藩镇割据具有以下七个方面的特征：
1、节度使职位自主承袭，或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
2、内部劫夺、以下克上，有部将杀、逐节度使自立的，也有牙兵（亲兵）杀、逐节度使拥立部将的。
3、拒绝朝廷委派的节度使（但能接受由宦官担任的监军）到任。
4、自征兵员、自收租税、自定法令、自任本辖区内（州县）的官吏。
5、不愿意履行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如：不积极主动地上缴利润、率兵勤王等。
6、当中央的指示精神与其地方利益有冲突时，他们往往以武力相要挟。
7、既当绿茶婊、又要立牌坊。既割据一方土地、又想要皇帝颁发委任状和象征权力的节度使旌节。
以上第3和第7条足以证明、他们都毫不犹豫的认定自己是中央领导下的地方政府，不论他们怎么跋扈也不敢立国称王，至少还得使用唐朝的年号。这是中央的底线。踩到底线就意味着战争！
这也是晚唐与五代十国最根本的区别，把中央失去控制的藩镇列入五代十国的论点是没有说服力的。更有甚者、称李克用为五代名将，对此我除了遗憾还是遗憾。
二、中原防遏型：中原的概念通常是指黄河及长江流域，包括东南沿海的地区范围。防遏即防御、遏制的意思。中原的藩镇防遏的对象究竟是谁？我看大致有四类：
1、河北三镇的割据势力。
2、中原本土的叛臣，如：朱玫、王行瑜、秦宗权等。
3、吐蕃、钻安史之乱的空子，占领河西、陇右使长安处于其威胁之下。
4、黄巢、他率领的农民军与政府军的战争遍及大半个中原。
上述中原形势的时间范围应定在自781年河北三镇叛乱开始，至884年黄巢败亡时止。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安史之乱是属于叛乱、不属于割据。此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取得了中央的许可证，是否主动使用过武力。
从884年至907年这段时间。中原地区已有近一半逐渐成为朱温的天下。各藩镇互相斗殴、乱作一团，也就无所谓防不防遏的了。基本上中原防遏型藩镇是忠于大唐的。如：镇西节度使马璘、昭义节度使李抱真、河东节度使马燧等都是忠勇双全的百战名将。
在中原的所有藩镇里，最值得赞扬的是李克用！他始终坚定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