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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没人，但亨特并不感到意外。他下楼来问那个卖三明治的阿尔及利亚商人。“我找一个叫南希·范恩的美国姑娘，她就住在这楼里，你认识她吗？”
小老头稍稍振作了一点，显然很高兴在他孤独时有人来说说话。“那个高个儿美国姑娘吗？当然，我经常看见她。”接着他又显得萎顿了一些。“但她从不买我的三明治，从来不买。”
“你知道她在哪儿工作吗？”
“不知道。”阿尔及利亚人耸耸肩。“但我猜她是有工作的。不知在哪儿。白天从来看不见她，只有周末才出现。”
“平时她什么时候回来？”
阿尔及利亚人想了一会儿，又耸耸肩。“5点，有时候6点，有时候还晚一些。”
亨特谢过他，来到街对面的一家烟草店，在那儿给大使馆挂了个电话。他要通了他的临时秘书珍妮丝，告诉她说：“给我办件事。查找一个住在巴黎的美国姑娘，她的名字叫南希·范恩。记住了？”
“是的，先生。南希·范恩。”
“她是教英文的。我想知道在哪儿授课。去请安全办公室的莫特。克朗帮你查，我一会儿再来电话。”
他又回到街这边来，查问了南希楼里的其他住户。只有两户人家中有人，他们与南希只是点头之交，并不知道她在何处工作。亨特从楼里出来时，已是下午了。他瞧了瞧那个阿尔及利亚人的三明治上空盘绕的苍蝇，便又过街去那家烟草店去喝了一杯啤酒，吃了一块汉堡包。然后又给大使馆他的分机挂了个电话。
“我们查到一个叫南希的美国公民，她就住在此地，”他的秘书通知他。她讲了南希的住址，这个亨特已经知道了。
“她在”国际学校‘教了6个月的书。但我们打电话去问时，她已不在那儿教书了。那儿的人也不知道她又去哪儿工作了。莫特。克朗给所有可能雇用美国人教英语的学校都打了电话；但还是没有这个人。看来我们的运气不好，很对不起。“
“山斯基有消息来吗？”
“没有，先生，没有消息。”
亨特接下来又给莫劳警长打了个电话，20分钟后，莫劳告诉他，南希范恩最后注册的工作单位是“国际学校”，而亨特已知道她不在那儿了。
这就意味着她现在可能在干“黑活儿”；雇用她的人不想让她注册，这样就用不着付她工资以外的社会安全部要求的个人利益和保险费用了。亨特只有做长久等待的准备。
他出了商店，走进巴黎春天稀薄的阳光中。现在只有找到南希，才能找到那个不知名的红发女郎，才有可能获得一些有关贝尔·加拉的线索。在南希可能回来之前，还有整整一下午的时间。亨特利用这个下午在莫胡区继续打探情况。
他出入于商店和酒店，多次拿出贝尔·加拉的照片来让人辨认。偶尔有人记得这张面孔，但却提供不了什么有用的情况。亨特不懈地在这一带奔走着，从这条街转到那条街。
他竭力不让自己的情绪烦躁。他知道，警探的工作就是这样：盯梢，寻迹，一个人一个人地查询；搜索，跟踪，等待，无论什么案件总是这一套程序。亨特已经习惯了。他就象胡同里的一只老猫，耐心地在耗子出没之处梭巡，知道总有一只耗子会露面的。只要耗子一出洞，他就猛扑上去。只是，他希望发现耗子的时机不要太晚。
亨特一边寻觅，一边思考，但大多是下意识的，无条理的思想。几乎整整一个下午，亨特就在莫胡区走来走去，脑子中象梦似地反映着所见到的事物：在一幢坍塌的楼房门口，有两个肮脏的流浪汉绻缩在那儿，你一口我一口地传喝着一瓶酒；购物的妇女提着编织兜，拎着塑料袋；各种面孔，墙壁，屋顶，烟筒……都是贝尔·加拉住在这儿时日常所见的事物。亨特现在也行走在其间——吸取着对这些街道，楼房，人群和空气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体会着贝尔·加拉当时象他这样行走在这些事物之间时的感受。亨特逐渐窥见了贝尔·加拉的心扉。
下午5点，亨特又向大使馆自己的分机拨了个电话。但关于南希仍无进一步的消息——山斯基也没有来过电话。亨特一边继续在莫胡区寻觅线索，一边纳闷，不知山斯基的进展如何。
这一天，山斯基花了好几个小时，费了极大力气，才从他过去的同事中找到一个曾负责对贝尔·加拉进行过“偶尔观察”的人。但他并不觉得累，他觉得自豪。他兜里现在有钱了，而且又在工作了。
失去工作的机会比突然囊中空空对他的自尊心打击更大。直到失业之后，他才意识到他的自我完全建立在工作之上。而这正是他认为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别。妻子与他分手后，他并不很痛苦。不管发生什么事，女人总是女人。而男人则全靠事业来支撑，没有事业便没有了一切。
山斯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大学毕业参军以来，一直干着同一职业，先后在意大利和法国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战后，美国战略情报局改组为中央情报局，他也就成了其中一名特工。那些年一直在“公司”（特工们这样称呼中央情报局）干得好好的，可是突然之间被裁掉了——因为经济原因。突然之间他成了美国纳税人的沉重负担。他分文不值了——直到亨特重新雇用他为止。目前这种情况能延续多久，山斯基不去想它。未来的岁月使他胆颤，但至少现在他有工作，而且工作得很好。
瓦尔特。菲歇曼微胖，中等个儿，山羊胡，圆秃头。温和开朗的面孔上架一副老式眼镜。他以做生意为掩护，办公室设在贝利街匈牙利公使馆对面的一幢小而精致的写字楼里。磨砂玻璃的外门上写着“佛罗里达地产企业公司”。表面上，菲歇曼在巴黎的目的是向法国掮客出售弗罗里达的土地，但他的办公室外间却连秘书都没有。在他的办公桌上也只有3件办公设备：一册记录时间、日期和姓名的拍纸簿；一副望远镜，还有一架尼康相机，带一个200毫米的长焦距镜头和一个变焦距镜头。菲歇曼如今的任务就是观察任何一个出入匈牙利公使馆的人。
“听说你被裁了，我真感到遗憾，”他同情地对山斯基说。“也很高兴你这么快又找到了工作。”
山斯基相信他是真同情他的。菲歇曼也在考虑他自己眼下的饭碗是多么不牢靠。
“伙计，”菲歇曼继续说，一副颓唐的样子。“你知道继你之后又有多少人被开销了吗？上个星期在巴黎这儿，一天就有10个人卷了铺盖，10个！”
“下一个会轮到你吗？”山斯基坦率地问。
“难说。但我知道，我不会有你那样的好运气，从中央情报局到国务院——那是从黄连树上掉到蜜罐里去了。”
山斯基没有对他解释他目前的工作只是非正式的，临时性的。他只是说：“你要是也卷了铺盖，就来国务院找我。我也许能帮助你。”
“你真够意思，乔治，我是忘不了你的。”
“关于贝尔·加拉……”山斯基将他拉回正题。
“没多少东西可告诉你。我们发现他是欧夫克的秘密警察后，就由我对他进行了差不多一年的不定期观察。我所获不多，因为我对这事没上心，用不着。只是时不时对他进行监视，例行公事罢了。奇Qīsūu。сom书我曾查出他的几个摩洛哥联系人，甚至都准备对其中一人下手了。但他们全走了。欧夫克头上挨枪子儿后，贝尔·加拉便消失了，而他们也都不见了。听说他参预了欧夫克的政变活动，但也没有确切证据。”
“他过去在这儿联系过的人你一个也不知道了吗？”
“一个也不知道了，对不起。”
山斯基突然之间对他厌恶地说：“你对他监视了整整一年，关于他的线索竟然一条也提供不了？”
菲歇曼耸耸肩。“我说过了，很遗憾。我对他盯得不紧，只是偶尔盯一盯。”
“如果你只能告诉我这些，”山斯基冷冷地说。“那么等你来国务院找工作时，也别指望我帮你多少忙。”
“你别着急，乔治，让我想想……”
山斯基一声不吭，直直地坐在椅子上等着。
末了，菲歇曼慢吞吞地说道：“有一个人——过去也是在”公司‘里干的。赶在被解雇前自己退出去了。他运气也不错，自己找到了退路。他叫拉尔夫。波里欧。“
“我认识他，”山斯基很快说。“他怎么样？”
“是这样，他知道我曾对贝尔·加拉进行过‘不定期监视’。上次我碰见他时，他说他在巴黎见到了贝尔·加拉，那是在大约4个星期以前吧。他说贝尔·加拉与一个小妞儿在一起，波里欧自己也带一个小妞儿，她们相互认识……我想是这样的。”
山斯基站了起来。“波里欧还住老地方吗？”
“是的，还住那间阁子楼。”
“谢谢，瓦尔特。”山斯基向门口走去。
“也许我会来找你！”那人在后面叫着。
“到国务院来找我好了，”山斯基说着，出门找拉尔夫。波里欧去了。
亨特正在芒吉街那家烟草店门外的一张红桌子边坐着，慢条斯理地喝柠檬汁，突然见一个穿褪色牛仔裤的高个儿姑娘走进了街对面三明治店铺旁边的门洞。他瞧瞧手表，时间是傍晚6点20分。他抬头注视着南希·范恩在三楼的房间窗户。几分钟后，那姑娘将窗户打开来透气。亨特付了账，穿过街道，走进门洞，上楼敲门。
她打开门，并不惊奇，只是有些厌烦的模样。“什么事？”她用法语问道。凑近了看，她显得要老些，大约30岁左右，但这也许是疲劳和沮丧所造成的。
“我是国务院的，”亨特告诉她。
没等他说下去，她就呻吟道：“啊主耶稣——我就知道！我换了工作没告诉他们，会遇到麻烦的！”
“我并不是来找你麻烦的，”亨特让她放心。“我只是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而已，假如你就是南希·范恩的话。”
“我就是。那么……进来吧。我还有个约会，得洗个澡，但如果时间不会太久……”
“就一会儿，”他向她保证。里面的房间长且窄，挤挤地放着床，餐桌，椅子，镜台。一扇门通往一间小浴室，另一扇门里是小厨房。看来南希在巴黎混得不怎么样。“你可真难找啊。我给巴黎所有的学校都打过电话了。”
“我如今在给私人授课。刚刚上完3小时的课。有两个孩子的父母要他们学英文——可他们却老大不愿意。要说美国的孩子可真难调理……”她打了个颤，从镜台上拿起半瓶酒来。
“想喝点吗？”
亨特摇摇头。她往一个玻璃杯里倒了点酒，一口喝了下去，咂咂滋味说：“这是住在巴黎的好处之一。不到一块钱就能买一瓶好酒。不幸的是我挣的钱还不够我喝酒。”她瞧瞧手表。“我说，我真得要去洗澡了。你想打听的人是谁呀、”
亨特告诉了她，然后注视着她皱眉苦思。“深红色的长发，”他重复着。“年纪很轻，据金说大约只有16岁。”
“我记得她。我只是在想她的名字。”
“你认识她很久了吗？”
“在那以前只见过她一次。”南希又往杯子里倒了些酒，慢慢喝着。“父亲给了我一架高级相机，我想也许能用照片来赚点钱。有一次我请那个姑娘给我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