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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布置计委结合北京专家的研究成果，拿出了初步方案。计委李主任接受任务时谈了自己的看法，说：“按惯例和工作程序，中长期计划要等后年制定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时才做，在下一届人大会上通过。”关隐达听了，大摇其头，说：“老李呀，你以为我们县里的情况还容得我们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吗？这规划要经人大通过，我想这个法律程序不能乱。我的意思是，一方面，这个计划一定要尽早做，这样才能尽可能做得完善一点；另一方面，在人大没有通过之前，可以先作为县委建议，在工作中贯彻下去。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县，尤其需要增强紧迫感啊！当然我们需要的是热情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序的工作。”
先由计委李主任汇报。关隐达优雅地喝着茶，感觉自己正在做一件很庄严的事情。规划本是宏观而抽象的，而他此时的憧憬却是具体而真切的。他希望从此以后，黎南会有一个好的发展规划，今后各届县委都能一以贯之，不再李书记一套张书记一套。
计委李主任汇报完了，大家就开始讨论。政协主席刘志善先发表了意见。不料他话说得委婉，意思分明是否定这个发展规划。
关隐达事先没有想到刘志善会这样。平时开会，通常是大家无关痛痒地说一通，然后书记拍一板，事情就定了。关隐达早就看出这种决策程序貌似民主和科学，其实还是一言堂。因为看上去到会的各位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似乎体现了充分的民主，然后最高决策者集中大家的意见，做出决定。一些决定全局的大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好像谁也说不出这决策过程的毛病。这是民主集中制啊！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会上决策的事情，事先大家并不一定都接触过，情况不清楚。到会的除了县级领导，就是各部门的头儿，大家不可能熟悉各行各业的工作。只是会上临时发个材料给你，你一时还没吃透材料，你却要发言了。有时会议准备得仓促，材料都不一定发一个。再说，人在官场上混久了，难免学会了看风向说话，多半顺着领导的决策意图发表意见，所谈的无非是毫无意义的附和。大家发起言来，总是谦虚地说，我谈点个人意见，不一定对。可你别太指望他们会谈什么个人意见。你听他们滔滔不绝，更感觉他们像是在卖弄口才。不发言是不行的，大家会说你胸无经纬。万一没有说的，不妨把别人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如果重复了别人的话又觉得不好意思呢？就补充说，这一点，我同意某某同志的意见。
关隐达想克服这种决策的弊端。他想下决心组织一批有头脑有责任的专业人员，组成一个松散型的决策咨询班子，就一些大的决策问题预先进行研究。再就是规范会议制度，凡是须提交县委研究的重大事项，务必事先准备好有关文字材料，并提前发给有关人员。现在，他构想中的咨询班子还没来得及成立，但这个发展规划参考过北京专家的研究成果，他心里还是比较踏实的。为了不让大家到会时不得要领，他指示计委提前就将发展规划的讨论稿送给各位到会人员。他原想这一次会议将开得很成功，没想到刘志善发表了如此高见。有不同意见本是正常的，只是刘志善用心不良。弄得不好，大家的思维让刘志善的发言一引导，接下来的意见就一边倒，关隐达的宏图大略就告吹了。
刘志善一说完，关隐达就微笑着说：“刘主席的意见很好。
大家继续发表意见。这个讨论稿早就发给大家了，大家是不是认真看了？“说到这里，关隐达吸了口烟，有意停顿了一下。
在座的便不由自主地拿起几案上的材料。他猜想只怕有个别人不一定看过了。他环视一下会场，又说：“请各位充分发表意见。我建议，大家发言不要说套话，直接人题。也不用忌讳什么，说自己想说的话。只要是大家自己认真思考过的意见，哪怕有些偏颇，我想也是有价值的。重要的是说自己的话，不要几句套话就敷衍了。刚才刘主席的意见就让我很有启发。当然也不一定对这么一大本发展规划提出全面的意见，重点提一提自己最关心或者最熟悉的也行。各种意见都可以提。讨论嘛，就是为了把这个规划弄得完善一点。”
关隐达反复说要大家说自己的意见，用意就是让大家别受刘志善的影响。他相信在座各位这一点理解力还是有的。
王永坦接着发言，说：
“这个规划讨论稿在形成过程中，我同关书记听过多次汇报，有些意见都提过了，这里就没有具体意见补充。”说完这几句，他便重复一下关隐达刚才讲的意思，让大家畅所欲言。王永坦现在虽然仍是代理县长，但地委已预先任命他为县委副书记了，所以他说话的分量便不同了，无形当中替关隐达加重了一块砝码。大家便按关隐达预想的那样，建设性地讨论下去了。
大家整整讨论了一天，会议原则同意了这个规划。关隐达在拍板时，说到工业问题，全场鸦雀无声。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工业问题。他说：“同志们，我县经济工作中最薄弱的是国有工业，这是我县财政紧张最主要的原因。但凡事都是辩证的，正因为我们的国有企业份额小，在当前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的包袱也就相对小了些。但无工不富，这是人们喊了多年的一句老话，我们不办工业不行。问题是怎么办工业？”
说到这里，关隐达似乎把头也偏成了个问号。会议室更加静了，好像大家都在思考他的提问。稍停片刻，他接着说：“我们在规划中专门讲到了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特别是大力支持私营工业的发展。请同志们务必深刻领会这句话的内涵，并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组织实施。今后，我们政府原则上不再投资办国有企业，至少在没有找到一条有效的国有企业管理模式之前，我们不会新办。我们黎南的情况是赚得起赔不起。明摆着国有企业办一个垮一个，我们何必要做蠢事呢？”
经委舒主任听了这话，不由得脸上发红。关隐达便朝他笑笑，暗示一种安抚。他当然知道，国有企业办不好，怎么怪得上经委主任？可有些人自己没本事做事，偏好在一边说鬼话，说什么经委主任不该安排个姓舒（输）的，而应找个姓赢（盈）的。只是我们黎南的姓氏，一舒二向三张四李，就是没有姓赢的。企业哪有不亏的？
经委舒主任好像明白了关隐达的意思，也会意而笑。关隐达就接着说：“有的同志在讨论中提出来，担心个体私营经济多了，会产生一个阶级。我想就此多说几句。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善意的，却又是糊涂的。我说如果钱多了就是资产阶级的话，那么我巴不得我们县里六十万父老乡亲都成为资产阶级。
怕只怕老天一时还不会这么开眼啊！“
大家轰地笑了起来，大概是觉得关隐达这句幽默话很有意思。他也笑笑，但马上脸色又严肃起来，说：“中央早就说过，请大家不要再在姓‘社’还是姓‘资’上作无谓的争论，可有些同志的观念就是一时改变不了。为什么这个观念如此难以改变呢？有人说这是‘左’的观念，我分析还是封建思想在作怪，说具体一点，就是封建正统观念在左右一些同志的思想。”
也许封建主义这几个字人们早不太听说了，会议室里就有了悄悄的议论。关隐达便喝几口茶，缄默一会儿。下面自然就静下来了。他便继续说，“中国历史上，凡是经历重大社会变革，总有一些人抱残守缺。也许这种人主观上是善意的，客观上却是有害的。譬如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有些开明之士就主张学习西方文明，所谓以夷之长制夷之短。但那时就有了夷夏之辩，认为只有华夏大帝国才是正统的，总担心学了洋人就变成洋人了。回过头我们看现在，所谓资社之争，同一百多年前的夷夏之辩如出一辙，一脉相承。夷夏之辩早已成为历史笑柄，只是我们为这个笑柄付出的代价太大了。那么我们为何不以史为鉴，反而硬要为历史留下新的笑柄呢？”
说到“笑柄”二字，关隐达脸上也有了笑意。但他心里却在仔细把握自己的笑。他想这会儿脸上的笑应是善意的笑，征求意见的笑，而不是一种自命高明的嘲笑。他认为一位成熟的领导，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嘲笑下级。他回首四顾，感觉同志们的脸上都有了笑容在响应他了，才又说道：“有些同志听了这些话也许感情上受不了。是啊，我作为共产党员，站在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上讲话，为什么反而成了封建主义？同志们，我不强调我的观点都是正确的。理论问题我们可以再讨论，但现实问题就容不得我们再争来争去了。如果有些同志硬要问我，我们鼓励和支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阶级？我不是理论家，无法从理论上说服大家。但我想，至少可以叫他们为生产阶级。他们在生产啊同志们！他们在创造物质财富啊同志们！”
关隐达正声情并茂，滔滔不绝，却见国税局局长老刘在会议室门口探头探脑。他猛然想起地区国税局姚局长来了，老刘今天请假没参加会议，专门陪他们地区的顶头上司。关隐达答应过老刘，同王永坦一道陪他们姚局长吃晚饭。
让地区姚局长等着也不像话，关隐达便三两句说完了散会。
老刘见关隐达和王永坦出来了，笑吟吟迎上来握手，连说对不起，让关书记和王县长会都开不安宁。关隐达笑道：“百姓都说，财政爹，税务娘，得罪一家就断粮。我们不敢怠慢啊。”
王永坦也笑了起来，说：“是啊，得罪不起啊。”
几个人说笑着下楼来，分坐两辆轿车去了黎南宾馆。
在宾馆前下了车，关隐达远远地就见周述站在那里打手机。他有意装着没看见的样子，继续同王永坦说着话。周述却立即对着手机说了再见，笑笑呵呵地伸出双手朝关隐达他们迎了过来。关隐达就猛然抬头，说：“哦哦，是周大记者！什么时候来的？”周述便说：“今天上午到的。这次是专门为贵县税务部门来打工的。”关隐达也不停下来，头也不朝周述偏一下，只边走边说：“哪里哪里。你周大记者都说打工了，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去？”周述便一路跟着。“真的是为贵县税务部门打工哩。你们县纳税大户陈大友的事迹很感人，税务部门要我写个专访。我采访了一个下午，内容还很丰富。”
关隐达一听是来采访陈大友的，心里自然不舒服了。这事是不是王永坦安排的呢？他心存疑惑，就故意目视前方，不去望王永坦，免得让王永坦以为他想到什么了。但他突然不说话了，气氛自然就不随便了。周述以为自己哪句话不得体，脸不由得红了。
王永坦大概感觉到了什么，就问周述：“是税务部门向你推荐的典型吧？”关隐达一听这话，就明白王永坦看出他的心迹了，这是在有意洗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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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述忙说：“是的是的。你们国税局刘局长专门同我联系的，还派人写了个事迹材料给我参考。”周述说罢，目光就在关隐达和王永坦的脸上睃来睃去。
刚才老刘同别人打了几句招呼，稍后了几步。这会儿赶了上来，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