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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曾有采访丐帮的经历。在那个庞大而等级森严的王国里，除了极少数一时窘迫而为之的乞讨者，多数都是年富力强的职业乞丐。他们把乞讨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就像官员、医生、记者、作家的职业一样，乞讨就是他们自己选择并喜爱的职业。其中的职业技术指标和心理承受力并不比上述职业更低。
人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进一步说，展示和享受贫穷（比如乞讨）也是一种生活必须的仪式。在他们眼里，那仪式的庄严和庄重都在自己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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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惑
苹果是关于禁忌的经典符号，它的圆润、光鲜、脆甜已成为某种诱惑的意象。当所有的水果都渐渐呈现繁复多义时，苹果却仍然被不厌其烦地作为非分之想的隐喻，在书本的解读里、在缤纷的影像中。
二十多年前，我站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书店柜台边，第一次看到荷马史诗。掠过那些拗口的人名，我记住了关于“不合的金苹果”的故事。阿喀琉斯的父亲和海洋女神举行婚礼，在极度的幸福和忙乱中，他们忘记了邀请最不该忘记的人—纠纷女神厄里斯。于是心胸狭隘的厄里斯就在那新婚的喜宴上，抛下了一枚“不合的金苹果”，上面写着“献给最美的女人”。在座的复仇女神、智慧女神和爱情女神都认为自己是天下最美，竟像泼妇一样争抢这枚金苹果。众说纷纭之下，她们请求宙斯评判，宙斯不耐烦地把她们推给了英俊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帕里斯王子在三女神许诺的种种诱惑下，最终没能过得美人关。他把苹果判给了爱情女神阿弗洛狄忒。复仇和智慧二女神从此怀恨在心，发誓要对特洛伊人进行残酷的报复。帕里斯选择了爱情女神，麻烦便纷至沓来，后来的诱拐海伦、特洛伊战争，甚至罗马城的建立都与这一故事息息相关。在这个流传甚广的典故里，苹果与“不合”划上了等号，它的金光熠熠的外表就成了惑人的包装。
关于苹果最似是而非的象征是“蛇果”说，来自《圣经》。
亚当夏娃因受蛇的引诱而吃了伊甸园的苹果，从此知羞耻与善恶。这一神话故事如今已是家喻户晓，但它一再衍生的想像超出了本身的象征寓意和历史价值。“帕里斯的裁决”激发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从文艺复兴时期至今，艺术家对苹果寓意的演绎可以说是承前启后，不断丰富和拓展。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画家埃沃斯让画上的皇后手握苹果，其寓意是伊丽莎白具有超越女神的美德和智慧。但后来的人仍将其解释为皇后内心压抑的渴念。事实上，经过众多古希腊的神话故事的演绎，苹果已被引申为被禁忌的欲望、男女偷欢、不洁与邪恶等简单的隐喻。
为什么选择了苹果而不是别的？因为苹果是水果中的美者。古往今来，凡是出众的尤物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众矢之的。所谓“红颜祸水”、“红颜薄命”等词语都是前后因果的关系构成，美丽有罪是潜藏在人们心里的一种共识。
二十多年后，我在深圳看了电影《特洛伊》，再翻看荷马的《伊里亚特》，就恍然觉得，那“不合的金苹果”其实是个骗局，不是纠纷女神的骗局，而是荷马老先生的，这位虚实不清的盲者对苹果进行了漫不经心的栽赃。他要寻找一个不合的符号，就挑了自己最向往又难以得到的苹果。我以为，美国的商业大片《特洛伊》是有革命性的，它颠覆了金碧辉煌的神殿，把史诗中的诸神请下了神坛，将他们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那“不合的金苹果”自然也就不知被丢到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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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乱
某种物体被贴上符号化的标签后，它就具有了约定俗成的指向性，其最大特点是被不假思索地沿用。比如表现人的心潮澎湃，就运用大海浪涌的画面，表现思念就用中秋圆月等等。有一段时间的国产电影，要营造人遭遇命运的灾难性突变，必借助天公的晴空霹雳、雷电交加，似乎是达成了某种默契，因为省事和懒惰，更因为才思枯竭、黔驴技穷。
人们喜欢用苹果表现禁忌中的迷乱，不少大艺术家也难以免俗。
1991年的夏天，我在海南岛的漂流间隙，差不多每天中午都要读一段米兰·昆德拉的《可笑的爱》。在这部杰出的短篇小说集中，昆德拉多处写到了苹果，其中有一篇就叫《代表永恒欲望的金苹果》。小说写了马丁和“我”到处追逐漂亮女人，假冒导演等以各种借口与她们约定幽会的时间地点，但两人却总是在紧要关头逃脱，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不与那些萍水相逢的靓女发生真刀真枪的关系。追逐与诱惑都没有实质意义，他们只是满足于追逐的形式与过程，即一种求偶游戏的体验。最后，两个人还在计划新的追逐，而且计划越来越明确：“在夜色低垂中，它们很快就摇摇晃晃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像是一颗成熟灿烂的金苹果。请允许我用夸张的修辞，把这颗苹果称为‘永恒欲望的金苹果’。”我把这个故事讲述给一个闯海的朋友听，他解释说，我们还在追求低级的物质，人家已经在追求精神了，但不管怎么说都是欲望的追求。
离开海南岛十年后，我看到米兰·昆德拉的老乡、捷克著名女导演薇拉·齐蒂洛娃在1976年拍摄的影片《禁果游戏》（The Apple Game）。有趣的是，该片不仅也把苹果作为“永恒欲望”的象征，更将这种欲望当做游戏把玩。
故事的人物都是在医院的妇产科工作，从乡下新来的女护士安娜对大医院的种种规矩设备都不太习惯，常常闹一些笑话，但她的特别之处是胆大无畏，比如成功地用在乡下当“赤脚医生”的经验独当一面地为住院的孕妇接生。风流成性的产科医生约瑟夫·乔，对这个看似傻乎乎但又精力充沛的漂亮小妞产生了浓厚兴趣，很快，两人就展开了进进退退勾勾搭搭的爱情游戏，即使在工作中也常常忙里偷闲地亲热一番。而乔在与新欢的享乐之余，却仍不忘旧爱—有两个孩子的有夫之妇玛莎，两人仍暗中来往，偷偷发泄着过剩的情欲。
偶然的一次意外，乔误以为安娜怀孕了，安娜顺势将错就错，希望乔能将她名正言顺地娶回家。但鬼迷心窍的乔却仍沉迷于与玛莎的颠鸾倒凤，对安娜的真爱视若无睹，直到被玛莎的丈夫发现，两人大打出手。
乔带着安娜回老家探亲，正赶上一头母牛生产，安娜就充当了接生的临时兽医。她的淳朴干练终于打动了乔，在返城的火车上乔向安娜求婚，安娜却嘲讽他只是想要个管家而已，以自己再也没有感觉为由而拒绝，并告诉乔自己也没怀孕。乔不解，安娜说：“是你要玩的。”
后来，安娜真的怀孕了，但她却没有告诉乔，而是悄悄躲到了乡下医院。玛莎决定离开丈夫和乔结婚，乔一口回绝了玛莎。他闯进安娜所在的医院，终于见到了挺着大肚子的安娜。乔向安娜表白：“这不是一场游戏，我不想再玩了。”安娜却平静地回答：“可惜，我们正在找人和我们玩呢。”安娜再一次拒绝了乔的求婚，一场爱情与婚姻的游戏就此结束。
影片颇似昆德拉的小说，有点儿反讽有点儿黑色幽默，想结婚时总被拒绝，不想结婚却被人穷追不舍。欲望让人膨胀而难辨东西，无论是乔，还是玛莎和安娜，所有的人都沉迷在偷食禁果的刺激中，是本性还是生命的发现？影片给人印象最深的画面就是时时出现的苹果的意象，开头和结尾都是丰收时节的苹果园的空镜头，枝头上的硕果累累，与妇产科里的婴儿形成对照呼应。苹果和孩子都寓意着人的“永恒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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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想
一般说来，禁忌的背后会激发更大的猜想，禁忌的花在想像之后会变得更加娇艳，禁忌的果也因禁忌而显得更加甘甜。
在我荒芜的少年岁月，关于禁果的想像几乎无从贴伏。当时曾风行朝鲜电影，一部歌颂合作化的《摘苹果的时候》也能激起可怜的性萌动。合作社的男女青年在丰收的果园采摘苹果，也顺便采摘渐渐成熟的爱情，那些健壮的大脸盘的朝鲜姑娘进入过不少情窦初开的少男梦境。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关于爱情的文学也基本属于禁区，因此，那个时期的任何与爱情有关的诗文都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和好评。诗人闻捷在1955年发表的《苹果树下》曾是传诵一时的名篇。它以苹果树为背景，从春天的苹果树开花写起，通过夏天的初果，写到“淡红的果子压弯了树枝”的成熟季节。而背景下的人物则是一对青年男女，他们的爱情随着苹果的成熟而成熟，“种下的爱情已该收获”。大约在1976年，我从一本破旧的老《人民文学》上读到这首诗，那混合着苹果意象的朴素爱情让我真的感到很“甜美”。今天看这首诗，已觉很平淡，但那是我们曾经的时代，两性的情爱是不能直抒胸臆的。闻捷的爱情诗曾经影响深远，典型的例证是后来广为传唱的歌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其歌词的“血缘”基本是来自《苹果树下》，只是歌曲把苹果变成了葡萄。
关于禁忌中的苹果，最意味深长的电影莫过于伊朗才女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十八岁时拍摄的《苹果》。影片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德黑兰的一个普通的家庭，顽固保守的父亲和瞎眼的母亲为使孩子不受侵害，竟将两个孪生女儿囚禁在屋子里达十一年。一个接到投诉的社会工作者为了让孩子接受治疗，不得不把父亲也锁起来。那个可气又可怜的父亲为自己辩解说：“我的两个美丽的女儿就像花朵，外面风吹日晒会使她们枯萎。”两个女孩终于步履蹒跚地走在街道上了，这竟是她们最初的社会经验。片中的一家人就是故事真实发生的一家人，对白也没有经过刻意设计，整部影片清新真实，没有丝毫表演的痕迹。片中最重要的戏剧情节，也是最具诗意的闪光点是苹果的多次出现。邻居家的小男孩从楼上的窗户里用细绳吊下一枚苹果挑逗孪生姐妹；后来三人结伴到闹市的商店去买苹果；还有孪生姐妹与几个小女孩躺在草地上吃苹果；影片最后是父亲和孪生女儿去了街上，瞎眼妈妈走出院外，这时邻居男孩故技重演，吊下一个苹果挑逗瞎眼妈妈，抓了许多次之后，这个始终蒙面的妈妈终于抓住了那个苹果。影片至此戛然而止。
几次出现的苹果都不耀眼，颜色青红相间，甚至有些瘦小，但其中的寓意应该说不言自明，影片的高妙处就在于其余音袅袅，无声胜有声。
寂灭
美丽的事物不仅让人怜惜，也让人萌生见识其毁灭的欲望。我想这种复杂的心理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喜爱看悲剧，喜爱“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也可算是一种明证。在2002年的艺术展览中，我曾关注过恩雅·加拉乔（Anya Gallaccio）的一幅作品，那是入选英国艺术领域最具声望的奖项—特纳奖的作品，名字叫《因为我不能留住2002》（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2002），是一棵挂满苹果的青铜色的树。在为期三个月的展览中，加拉乔将任那些象征希望与诱惑的红苹果在显然不堪重荷的枝条上慢慢腐烂。从照片上看，黑色枝条上的一枚枚红艳艳的苹果煞是好看，我曾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