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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观念”的感召之下，还有一些城市居民已不再满足于在餐馆里吃、超市里买，甚至还举家出动，亲自到郊外的绿地去挖。据《齐鲁晚报》报道，二零零零春天，在济南市的大小公园里竟有人“拿着塑胶袋和小铁铲，在草坪里挖荠菜。据他们讲，这里的荠菜很‘鲜’，比在市场上买的味儿还‘正宗’”。另一则不幸的消息是：二零零零年七月，云南某地王姓村民因在野地里发现一种“长得像野菜的东西”，遂“摘了不少带回家中，拌上白面炸成面饼”。一小时后，吃过面饼的八人相继被毒翻在地，送到医院，才发现误将大麻做了野菜。
当然，为了捍卫我们所热爱的绿色生活和我们在口舌上的不懈的追求，已有一些研究机构对多种野菜品种进行了筛选和驯化，据称很快就可以有人工培植的“野菜”大量应市了。不过，我很怀疑此等“野菜”终究是骗不了精明的消费者的。例如，已经有不少“菌友”对那家餐馆卖的是真正的“野”山菌而哪家卖的又是人工培植的“假野山菌”了如指掌并且经此来指导他们的消费行为，因此，我悲观地认为人工培植的“野菜”的命运也将是一样，即使逃过了人民群众的法眼，终究也躲不过“法舌”的审判。毕竟，我们追求的就是一个“野”字。
只要有水有土，野地里一年四季都生长着野菜，而且从来都是如此。不过，为什么这些野菜中的一部分后来能够成为我们日常食用的“家菜”而其余的则仍然维持着自生自灭的“在野”地位呢？原因不出以下两点：一、这些菜不好吃或不可吃；二、这些菜不可种或不值得种。
以上这两个答案，乃神农氏当年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换来的。而《黄帝内经》颁布的最高指示是：“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果为助，五蔬为充。”当然这并不是说“五”之外的菜蔬皆不可食，事实上，相当部分的野菜不是难以入口就是有毒。在野地里，可食用植物经常与有毒植物混在一起，良莠难辨，又因野菜即野生植物的幼苗根茎叶，在未见其花果期植株形态时，就是植物分类学家也很难对其做出准确的鉴定。微毒的野菜（包括山蒜，山药菜及野百合等）在进食之前需在清水里浸泡两小时以上，然而即使经过解毒处理，过敏体质以及平常服止痛药、磺胺药者食用后仍有发病的危险。轻者周身发痒，重者则会出现浮肿、皮疹或皮下出血等过敏、中毒症状，进而对肝、肾功能造成严重的损害。至于剧毒的野菜，胀、呕之外，更可伤害神经系统，直接危及性命。事实上，所谓工业污染，家菜既不能免，同一片天空之下，野菜亦未能全然地置身度外。即使不沾农药，却也沾满了细菌和虫卵。据专家指出，特别是在城市的近郊或者远郊，那些生长在田边和路旁的野菜，最容易受到包括汽车尾气以及各种生活废物在内工业垃圾的污染，而且土壤以及河流之中汞、铅等重金属的含量也明显偏高。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野菜，难免会吸收并贮存了汞、铅等重金属，食用不慎或食用过量，很容易造成重金属蓄积中毒。
这么说吧，林林总总的野菜，就像装置在地面上的一种污染过滤器，你会兴高采烈地吃掉抽油烟机里的油吗？
一般来讲，把野菜“像食菜那么食”地大规模进食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不出两种情况：第一，饥荒；第二，赌气。
每遇饥荒，哀鸿遍野，灾民们但求果腹，别说是有汁有叶的绿色野菜，就是树皮也得无怨无悔地咽到肚子里去。除了饥荒之外，青黄不接的时候，野菜亦是一种习惯性的“救荒本草”。虽然也能活命（当然也有不少饥民因吃了有毒野菜后而毙命），终究是活得“面有菜色”，总而言之，那只是一种不得已而食之的权宜之菜。
第二种情况，通常指的就是著名的伯夷和叔齐这哥俩。为了和周武王赌气，不但发了誓不食周粟，而且一气之下跑到山里躲了起来。吃什么呢？既然做了“野人”，当然得吃些野菜，于是靠山吃山，采薇而食，并做《采薇歌》为进食之背景音乐。薇是什么？《尔雅》说那东西就是蕨。也就是我们今天在饭馆里经常吃到的所谓“野生蕨菜”，通常是凉拌。历来也有人坚持薇是薇，蕨是蕨，不过，这些考证都是基于首阳二老的忠贞程度，与吃食无关。对于我等来说，管它是蕨是薇，“野”的就好。
当然，包括蕨、荠、鱼腥草、香椿及马兰头在内的有一些野菜还是可以吃的，最起码并不难吃，不过终究是不得已而为之，“得已者”则偶尔一尝不妨，至于用搞运动的方式去吃野菜，甚至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地到郊外或公园的草地里去DIY，直头就是做作。其实这种风俗过去也是有的，事见周作人《故乡的野菜》：“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谚云：三春戴养花，桃李羞繁华。’……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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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野菜爱好者不仅为食，亦也大有附庸“绿色”之风雅的意思，但毕竟已是时过境迁，“集体采薇”即使一时破坏不了生态，却也非常地有碍观瞻。这种事现在也就算了，最多也就是“挖社会主义草地”，要搁“文革”那会儿，怎么着也得给丫扣上个“抹黑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帽子戴戴。
野菜有人爱吃，有人不爱吃，也有人以一种十分暧昧的态度来对待野菜，后一种态度，我喜欢。
遇到这样的高人是在深圳。在那条闻名遐迩的八卦路美食街上，有一家专营海南风味的酒楼，除了卖文昌鸡和东山羊这等海南馆子必卖的东西之外，最精彩、最独到的，还是他家的海南野菜，有木薯、四角豆以及仙人掌之类。第一次上去，是因为有一个在深圳的同学请客，他是正宗的海南岛人，他的太太——我叫她大嫂的那个女人，也是正宗的海南岛人。当晚的饭局气氛热烈，杯觞交错，但是，每当有一大盘炒得香喷喷的热气腾腾的野菜上桌，大嫂边有柔声细气的一句话跟在后面：“这种野菜在我们海南，从前，都是喂猪的。”
关于喂猪的东西，即猪食，在我的常识里最多也就是泔水。最近在牧惠先生的一篇文章里读到：“饭店酒楼的泔水，解放前的广州将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质量较好的大鱼大肉之类，卖给专门供应苦力、黄包车夫之类穷人的小饭摊子……他们加工主要是再煮过，算是消毒，再加上时令的青菜之后变成廉价的菜肴出售。一部分较次的卖给农民喂猪。这样做，据说比不用这种泔水喂的猪长得快而且肉的质量好。”就吃喝而言，我个人对猪非但没有歧视，我甚至还爱它们，而且我和属猪的人也特别合得来。当然我更无意在泔水和野菜之间做任何的比较，我只想指出的一点是：野菜可以喂猪，泔水也可以喂猪，人不能吃泔水，但是这并不表示人也不可以吃野菜。回到饭局：各色野菜及其后缀的“喂猪”如是者几次三番，最后上的是一碟清炒四角豆，上菜的时候，大嫂一反常态地没有开腔，等到我们放心大嚼时，方才慢条斯理地说：“从前，这种东西就连猪也不吃。”
四角豆，别名四棱豆、翼豆、杨桃豆、热带大豆等，海南岛特产，绝大多数为野生，今年在海南、广西、云南等地开始有少量种植，其嫩豆荚清甜爽脆，热炒最好。到今天我依然相信，海南岛上的野生四角豆如果都能炒出那天晚上的水准，别说是人，猪也一定会哭着闹着群起争食的，他要是不吃，那就真是比猪还蠢了。
搭台
经常客满的饭馆有一种不良习气，就是搭台。你是两位先来，领位小姐在将你二人引至一张四人餐桌之前会事先告知：如果稍后还有其他客人，这张桌子将会被搭台；如果你是后到，而此时餐厅已经客满，她就会问：坐位倒是还有两张，搭台你介不介意？
语气的协商难掩知会的胁迫。搭和被搭的，心里虽是老大的不情愿，不过特定时间里的这顿特定的饭若非吃不可，你就注定无路可逃。利润要追求最大化，资源要得到最合理的配置，人家要效率要得正大光明，我等总不能为了捍卫一个完整及封闭型的私人空间而剥夺了他人或者放弃了自己的吃饭权利，并且把此事说成是我们所要的公正吧。
搭就搭吧，浑身上下的不自在就从点菜开始。若大家想到的是同一道菜，则点菜的先后就会变得十分敏感，对方的抢先有可能陷我于人云亦云，若为了体现个性之尊严而另作他选，多少又心有不甘。不同的起跑线的连锁反应还包括：点菜在先者的菜先行抵达餐桌之后，你将如何摆正自己的目光与他人的菜肴及其吃相之间的关系，简言之，你看是不看？饭菜是别人的像，是不好意思的人性；非礼勿视，是自我克制的教化，而此刻的两难局面是：故意别过头去无疑是鄙夷的姿态，但是近距离之下的惊鸿一瞥显然更难避免。思前想后，心下竟是说不出的懊恼。
比较起来，一对一的搭台比较容易应付，因为双方都没有必须交谈的同伴，因此大部分的尴尬可以避免。遇到这种单挑的局面，我就会想起南京某公厕的大解处，由于它被设计成双人面向的格局，因而有一点像餐馆里的所谓火车座。尴尬是难免的，好在大家都没有开口的必要，相对无言地埋头片刻也就鸵鸟过去了。至于十二人的大圆桌被搭了五六组人，乱是乱，不过乱成这样倒也好办了，捉对厮杀，互不干扰，就像是一个主持人中途无故离席了的小组讨论会场，场面因大乱而大治，尴尬也因分摊而冲淡。
算下来，最难将息的是四人餐桌搭两组食客这种桥牌局面，不幸这正是饭馆里最常用的餐桌和最常见的客人。所有的局促都来自于两组人之间必要的谈话。同一话题的不同意见，可能会点燃寻衅、找碴的火头，一致或趋同的看法，则有故意套磁之嫌。如果说吃饭之外的话题还可以回避，那么对于菜的评论就在所难免了，同样的一道例汤，人家嫌淡，你偏说咸了，这不是找架吵吗？
你在饭桌上吃饭
吃饭的人在饭桌上看你
别人装饰了你的饭桌
你装饰了别人的饭
在各种公共场所与陌生人作亲密接触的机会其实比比皆是，即使是无需搭台的餐厅，邻桌的谈话有时也会互相干扰。只是当陌生人一旦被搭在同一张台上，“台”就在顷刻间自动生成了一种关系和一层意义，在饮食男女的意义上，餐桌相当于床，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受到“自我”的不可抗拒的趋势，搭台者往往会下意识地做一些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小动作，企图将已经统一的市场再度细分。比如，挪动茶壶构筑防卫性的垒，立起菜谱展开间隔性的屏风，最终以碗碟摆成的数个小圈子来完成圈地。
其实，与其各自别扭，不如以“相逢何必”的豁达，将计就计地做了一处，逼我们搭台？好，我就来个勾搭成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