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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方便，我想让我三姐也跟着去，有可能地话，看能不能过几年。把你的工作也调到省城附近，你看我的计划合你地心思吗？”吴永成躲过三姐的再次打击，继续说。
这种好事情，马柳平哪能不同意呢？！
他高兴得举起酒盅，连和吴永成喝了三下。说不尽的感激：“五儿，我就知道你地三姐打小就没有白疼你。三姐夫不是那没心没肺的人，你为我们做的这一切，三姐夫都在心里记着呢！！”
“三姐夫啊。我今天喝得有点高了，有些话说得难听，你也原谅。你知道，我三姐打小就最疼我，我也不希望你待我三姐不好，啊，不好。啊！我能把你扶上去，也能想办法让你再下来，啊！话说得丑听，可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三姐，你别掐我，我这句话早就想说了，一直逮不着空儿。谁要是敢欺负我三姐，我豁出命去也要收拾了他。啊！非收拾不可！三姐，你别哭，哭什么呀，有你弟弟呢！啊。。。。。。”
吴永成因为惦记着将要开始的“严打”，草草处理完村里的移交以后，连乡里准备为他开的欢送会也没参加，就于第二天一早——六月二十二日，带着昨天晚上的酒意，就急匆匆坐车赶回了省城。
中午十二点多，吴永成已站在了J省的省委大院门口。大院门口还是像往常一样安静，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地动静。
下午上班时，他准时出现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桌上薄薄地罩着一层灰尘，李林和何平的桌上也好不到那里去。看来大家已适应了他的存在。刚离开一周多一点地时间，办公室的卫生已经没有人打扫了。也可能是工作太忙地缘故吧。
他过去拎了一下两个暖瓶，恩，不错，一个暖瓶还有半壶水，看来天太热了，他们也觉得没有水喝是不行的。
放下手里的东西，吴永成先开始了紧锣密鼓地卫生清理工作。
当他从楼下拎着热水回来时，李林和何平也已经到了办公室了。
“吴永成，你回来了。看这话怎么说的呢，怎么就让你一回来就受累呢。我们来、我们来。”李林连忙上来接他手中的暖瓶。
“吴永成，你可回来了。郭勇来找了你几次了。没想到你和郭勇是一个班的同学啊。”何平走上前来，亲热地搂住吴永成的肩膀，“郭勇和我是从小一个院里玩大的，你是他的好朋友，咱们以后也就是好关系了。以后你有什么事情，找我。这省城里里还没有咱办不成的事情。你等着，我给郭勇先打个电话。”
郭勇回来了？不知道他留在北京了没有？其他同学分配的单位怎么样啊？吴永成提前离开了学校以后，就一直没有同学们的消息，打个电话又费事，还的转到学校的传达市或者老师办公室才行，麻烦！不过按理说，起码他们班的同学，应该都能分配到他们自己心中理想的单位。人家背景都硬啊！
不一会的工夫，郭勇满头大汗地跑过来了。
吴永成赶忙打了一个手巾把给他，让他擦擦汗，这后生不赖，能处！才二十几天的工夫不见，就惦记成个这样子，够意思！
过和郭勇的一阵问答，吴永成也知道了大部分同学们勇如愿留京，不过不是什么部纪检委，而是人事教育司；冯霞回到了TJ市，进了市委办公厅（她原来可是一直想搞专业的呀？看来是和吴永成骠上劲了）；高保平也在对外贸易部里，在办公厅。其他同学各回各省。
时间不觉间已到了下班时间。吴永成要拉着郭勇去食堂吃饭，何平却说他今天非要请客，既为吴永成接风，也为郭勇能留京表示祝贺。并且还表示晚上请大家参加一个舞会。
“什么，这里还有舞会？”吴永成感到奇怪了。那时候的风气还不允许跳舞啊！
“这有什么？他们有一伙人经常在一起跳舞，都是军区、省委、市委的高干子女。到了谁家。音乐一放，窗帘一拉，邓丽君的《甜蜜蜜》就飘了出来。就跳上了。是吧，何平，我没说错吧？！今天也带着我去玩一会吧。我还没见过那个场面哪！”李林旁边马上揭开谜底。
李林原来在一个外地区地地委办公室，来了省城一年多了，一直打不进人家的那个高干子弟***里。虽然他的父亲在他们的当地，也是一位手握实权地地级领导。他也对这种上层的生活感到羡慕和向往，那是一个新生事物不断进驻、但周围环境依然保守的年代：交际舞、邓丽君、红旗车……这些不是普通百姓生活中可以够到地东西。当时的社会意识中，交际舞就是耍流氓。邓丽君是靡靡之音，但是对一颗青年的心来说，他又分明感受到这种生活方式带来地那种自由而新潮的愉悦。虽说他只听过何平在他面前卖弄过，但他也极力向往着那种生活。
“好吧，今天就带着你也开开眼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交际舞。”何平大方地挥了挥手。
吴永成对交际舞却不陌生。特别是他在北京上了几年大学。他记得1979年。那个改革开放的第一年。这年~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舞会上，一对青年男女优美地画着华尔兹的圈，女子与男伴的距离保持在20公分开外。他们脸上荡漾地幸福感觉。被当时的摄＋捕捉进了镜头。女的名字叫盖丽丽，著名演员，后来改名叫盖克，可谓是十几年以后大名鼎鼎啊。
青年演员盖丽丽的优美舞姿，之后不断的被人们提起，在那个国家级别地大型舞会上，人们嗅到了舞禁初开的味道。
当时参加舞会地人很多，是由国务院管理局组织的，一些领导干部和部分文艺团体的青年都参加了。而在此之前，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地，“文革”期间叫“封、资、修”。
那次大会堂的舞会是一个信号，但这已经足够了。
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带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
一场圆舞曲改变的不止是参加舞会的青年们，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发觉世道开始变了。
那一年，北京修了新机场，机场壁画里还第一次出现了裸体女人；在广州，中国第一家音乐茶座正式营业；《大众电影》第一次在封底刊登了接吻的剧照；《读书》杂志创刊，开篇的文章叫，“读书无禁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眼里，中国妇女们开始涌向百货商店，在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小。
改革开放之初，生锈的国门刚刚透了一条缝，喇叭裤、邓丽君、老电影、舞会，还有《加里森敢死队》，就已经都涌进来了，大伙儿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就“跟着感觉走”。
党组织和居太厉害了，它针对中国人民压抑了几十年的情欲，连下猛药，除非太监，谁能坐怀不乱？
一些大城市的街头，时髦男女也敢牵手了，夜晚小路旁的树林里、花丛中，埋伏着一中互相抚慰，快活得跟
大会堂里舞禁初开，民间一些时髦的年轻人，已经嗅到了肢体解放的味道，迪斯科悄然流行。
这个名字还是后来的舶来品，在当时，人们都把这种形如筛糠的运动，叫做摇摆舞。
公园里开始有大胆的年轻人试着摇摆。在那个夏天地颐和园，一些北京的时尚青年，西服，蛤蟆镜。脚蹬懒汉鞋使劲扭动着。他们的舞蹈引起了游客的围观，板砖录音机里放地音乐是“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围观的人心情都比较复杂，看得很过瘾。又挺犯怯。吴永成清楚地还记得在北京火车站、他第一次见到高保平时，他就是那副打扮。
那时候交谊舞仅在小范围里、男女之间，私下保持着距离。摇摆舞更是时髦到极致地年轻人才敢为之的体验。
有的文艺青年们感觉没什么劲，开始感叹人生地路怎么越走越窄，年轻人们四处想找些乐子，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圆明园露天舞会。
起先是1980年的清明节，一帮文艺：l｜括四月影会和星星画展的青年艺术家、诗人北岛、芒克以及后来的第五代导演何群。吴永成也跟着高保平去过几次。
那些人去那边玩，聊天，跳舞。后来，吸引的人
多。思想比较开放的年轻人都去那里扎堆，露天舞会式，年轻人们只是要一个固定的思想交流之地。
在露天舞会上，围观地人群明显要比下场尝试的人多。围观者包括身穿卡其布制服满眼艳羡的工人和拿着相机充满好奇的老外。舞场中间明显要时髦得多，已经开始有男人穿碎花衬衫和白色体恤。那基本上属于当时最扎眼的打扮。
整个舞会地音乐伴奏。皆来自于一部单卡录音机。被年轻人们形象地称为板砖，牌子是三洋地，价钱在260到270。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干部半年地工资。
北京的时髦姑娘喜欢去樱桃沟跳舞，那里樱花烂漫，且不太招摇。她们中间流行清一色的打扮。花阳伞、绿军裤、针织毛衣，以红色和黄｜色为佳。
那是1980年地中国。那一年人们第家手里没钱，消费品奇缺。
当时的年轻人乐于用诗意装点生活。一个国家话剧院的电工，在公共厕所里可以诗意地用毛笔写公告：谁若把灯摘走，本人不再装灯，让厕所重归黑暗。毛笔字显然是练过地，总算找到机会表现。总之，那时候，物资还挺贫乏，青年向往美好。
民间舞会潜行了有一年多，到了19806月，时风陡转。
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当时，根据公安部地调查，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现在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男女青年自发聚集跳交际舞的现象，围观群众多时竟达万人，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少问题。
《通知》将跳交际舞视为“舞姿低级庸俗、伤风败俗”的娱乐项目，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坚决要求取缔。并对营业性舞会地主办者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治安处罚，严重的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
与此相伴随的是，首都机场的裸体壁画《泼水节》被用布遮蔽，发表接吻照片的《大众电影》也遭受了读者的批判。
一时间，交谊舞处境不妙。思想界乍暖还寒，身体解放的群众基础并不牢靠。那时的报纸上，就曾产生过集体讨伐交谊舞的一番讨论。
公园管理者站出来说，许多年轻人在公园跳舞，到了夜里还不肯走。他们违反制度，他们破坏公共财物、文物、绿地花坛，他们动作猥亵、语言粗鲁，最后发展到辱骂、殴打公园的工作人员……
那两年社会治安不太好，人们对于社会风气的普遍担心，集中到了交谊舞上。穿着时髦，几乎成了流氓的代名词，跳交谊舞，被指责为第三者插足。
那时候，妇女的地位还不高，孩子们编排跳交谊舞的女士，有一句流行的顺口溜，“XXX的老婆十八岁，参加了美国的摇摆队……”
而现在何平他们说的这种舞会，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家庭舞会吗？吴永成对于这个家庭舞会却是相当敏感的。他前生时看过一本资料，好象有个唱犯人歌出名的前电影明星迟志强，就是在八三年栽在家庭舞会、跳贴面舞上的。
那时侯，跳舞都算超前了，跳贴面舞就是太超前了，而过分超前就是犯罪。
随便找了个国营饭馆，吃过晚饭以后，何平就着急得在饭店里的公用电话上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