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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他转过身来，用阴沉黯淡的眼睛质问般地盯着我，说：“你不过是个采野玫瑰的老手，是吗？”他停了一下，用一种故作斯文的慢吞吞的腔调——这种南方腔从前是那么让我着迷——接着说：“知道吗，我对南部联邦的蛮夷之族很感兴趣，你们全部（他特别加重语气说”全部“）……你们全部让我觉得有趣儿，真有趣儿。”
我开始感觉或者说体验到什么叫慢慢燃烧。这个内森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他怎么会是如此粗俗、无情，如此卑鄙的一个人呢？我那欢快的感觉像肥皂泡一样，一下子全爆了。我心想，这个卑鄙的家伙，他这是在作践我！否则怎么解释他这种狡猾的情绪变化，除非他想把我逼上绝路！这不是粗俗便是狡诈，不可能会是别的。我开始认真地感觉到，要保持一种“友好的状态”——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必须停止有关南方的议论。一股怒火从我心中冒出，就像卡在喉咙里的一块反胃的骨头。我一忍再忍，但最终无济于事。我用潮汐镇的方言点燃了那团怒火：“怎么，内森老马，你们布鲁克林贫民也一样让我们乡下人觉得有趣儿哩！”
这话在内森身上明显奏效。他不仅马上变得恼怒起来，眼睛里还冒出一股想打架的凶光。他盯着我，眼睛里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怀疑。那一瞬间，我敢发誓，在那闪闪发亮的眼球上，我看到了一个浮燥的南部乡巴佬的丑陋形象。
“噢，去他妈的。”我说，想要站起身来，“我要去……”
我还没能放下酒杯站起来，他已抓住了我的手腕。他抓得并不粗暴，但却很紧，很有力。他的动作十分迅速，里面有一种明显的不顾一切的意味，让我一下子感到一股凉意。
“这一点也不好玩儿。”他说。尽管他用力抑制着声 音，但我仍能感觉到隐隐的狂暴情绪。但接下来，他又用一种几乎有些喜剧性的咒语般的腔调说：“博比·韦德，博比·韦德！你认为博比·韦德也是个只值得被幽默的人吗？”
“那个棉花地里的人与我无关。”我反驳道，而且心想，博比·韦德！呸！他又扯到博比·韦德了，我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吧。
这时候，苏菲好像感觉到内森情绪变化里的不祥征兆，赶紧走到他身边，小心翼翼地把颤抖的手轻轻放在他肩上。“内森，”她说，“不要再说博比·韦德了。求你了，内森！我们现在很开心，不要让他扰乱你的情绪。”她痛苦地朝我看了一眼，“整个星期他都在说这个博比·韦德，我没法阻止他。”她又央求着内森，“求求你，亲爱的，我们现在正玩得开心！”
但内森并不理会。“博比·韦德的事，你怎么看？”他用命令的口吻质问我。
“噢，什么怎么看，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叫起来，起身想挣脱他。我用眼睛瞥视着门和可能妨碍我的家具，开始策划紧急出逃的最佳路线。“谢谢你的啤酒。”我咕哝着说。
“我来告诉你博比·韦德的事。”内森固执地说着。他不打算让我溜之大吉，又往杯子里倒上啤酒塞到我手中。他的语气很平静，但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激动。他摇晃着那毛绒绒的爱教训人的食指，几乎把它摁在了我的脸上。“我来告诉你博比·韦德的事，斯汀戈，我的朋友。说到兽行，你们南方人有很多答案。你不承认？那你听着！我代表一个遭遇集中营死亡劫难的民族来说这些话，以深爱着每一个从那里幸存下来的人的身份来说这些话。”他用一只手握住苏菲的手腕，另一只手的食指仍在我脸上盲目地比划着。“但最主要的，我是以内森·兰道，一个普通公民，一个生物学研究人员，一个人，一个残酷暴行的见证人，以这样的身份来说话。我认为，博比·韦德在南方白人手中的命运，与阿道夫·希特勒统治时期的犹太人没什么两样！你同意我的话吗？”
我咬住嘴唇，努力想保持镇静：“博比·韦德身上发生的事，内森，”我说，“的确非常可怕，令人发指！但我认为，一种罪恶不能拿来与另一种相比较，或是用愚蠢的价值观进行衡量。这没什么意义。它们都那么可怕！你能不能把你的手从我脸上拿开？”我觉得我的额头开始潮湿，发热。“而且我讨厌你像撒一张大网似的去罩住你所说的……你们这些南方人……。上帝诅咒你，我决不吃你这一套！我就是南方人，我为此感到骄傲，但我不是猪，不是对博比·韦德犯下罪行的野蛮人中的一员。我出生在弗吉尼亚的潮汐镇，如果你原谅我的措辞的话，我还想说我是个绅士！还有，恕我直言，你那些胡言乱语，你身上显露出来的那种高人一等的蔑视，都让我觉得恶心！”我听见我的声音不再被压抑，开始上升并颤抖起来。我担心我又要开始剧烈咳嗽了。这时我看见内森平静地站起来，与我面对面地对峙着。尽管他站立的姿式表现出一种令人害怕的要打架的神情；而且不管从体格和块头上，他都大我一号，但我还是有种冲动，急切地想狠击他的下颚。“内森，让我来告诉你，你现在就像纽约自由党人中最低劣的那类人，那些狗屁的伪君子！谁给你权力来审判成千上万的人，而且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宁死也不会伤害一个黑鬼！”
“哈！”他说道，“瞧瞧，你也这样说，黑鬼！我认为它很刺耳！”
“我们那里都这么叫来着。这并不代表侮辱。好吧，我不这样说了。”我继续耐心地说，“谁给你这权利来审判？我觉得那才真让我恶心。”
“作为一个犹太人，我认为是痛苦与磨难给了我这个权利。”他停了一下，直盯着我。我第一次从他的眼神中看到鄙视与嫌恶。“而说到纽约自由党，……狗屁的伪君子……这个字眼，只是对那些诚实描述的一个可笑无力的回击。你还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吗？你还不能认清这该死的外表里掩藏的事实真相吗？你拒绝承认对博比·韦德的死负有责任，就如同德国人拒绝承认纳粹党的暴行一样，即使他们看见那些恶棍肆意践踏犹太人居住区也不会抗议，而是那么无动于衷！你看清你自己了吗？看清南方人了吗？残害博比·韦德的毕竟不是纽约人。”
他说的这些话，尤其是关于“我的责任”，明显的偏颇、缺乏理性、自以为是，是完完全全的错误论断，然而让我懊恼的是，我居然无言以对。我一下有些垂头丧气，喉咙深处只能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我双腿发软，蹒跚着走到窗户边，怒火中烧却又虚弱无力，半天找不到一个词。我又灌了一大口酒，沮丧地迷迷朦朦地看着弗兰特布西那片阳光照媚的草地。梧桐树和枫树在沙沙作响，平静整洁的街道的宁静已被周日晨练的声音打破，穿着便装的人在拍球，自行车轮转动的沙沙声，人行道上身上洒满斑点阳光的散步的人们。新剪过的草坪非常整齐，甚至能闻到它散发出的香甜味。这让我想起家乡那一望无际的茂盛田野，还有那乡间小路。我想，这与博比·韦德曾踏过的土地差不多吧。内森已把他注入了我的大脑。想到这里，我被一种痛苦绝望所压倒。这可恶的内森，他怎么能在这样一个令人陶醉的日子谈博比·韦德！
内森的声音再次在我身后响起。现在他把声音提得很高，像在大声叱责什么。这让我想起那个矮矮胖胖、近乎歇斯底里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头儿。在联合广场，他把嘴张得像个撕破的口袋，发表着我生平从未听到过的最空洞乏味的演讲。“现在的南方已没有权利和人类有任何关系了，”内森对着我滔滔不绝地说着，“每个白人都与博比·韦德的死有关，没有一个南方人能逃脱罪责！”
我的全身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手猛地抖了一下，杯中的啤酒溅了不少。1947年，1…9…4…7年！那年的夏天，差不多就是在纽沃克城被烧的二十年前，底特律的排水沟里流的都是黑人的血。任何一个生长在南部的敏感开明的人，如果了解那段恐怖残忍的历史的话，都会对这样的责难感到痛苦，即使他知道这其中蕴含着与新废奴主义不同的公正道德标准。那些冒险来到北方的南方人，都得为他们家乡的行为而忍受所有令人难堪的冷嘲热讽。直到1963年八月的一天，一切才宣告结束。那天早晨，在马萨诸塞州埃德加城的北水大街上，一个了不起的投资银行家、游艇俱乐部会长的十分年轻的妻子，手里挥舞着詹姆斯·鲍德温的文章《到山上去呐喊》，用一种凄凉的声音对朋友说：“天哪，我们都要遭难了！”
1947年的我对这一切都还不可能知道。那时，它还只是沉睡中的黑色巨兽，尽管已经开始觉醒，但还未被认为是北方的一个问题。虽然我早已对那些北方佬的抨击忍无可忍，甚至老好人范内尔也曾在我面前善意地挖苦过，但我还是不得不为那群野兽般地残害博比·韦德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感到羞耻。这事儿发生在布郎斯威克附近的松树林中，那儿正是我的恩人阿提斯特受尽磨难、最终惨死的地方。那些佐治亚人让博比·韦德成了南方私刑的最后一个殉难者。而且他所谓的“罪行”和阿提斯特十分相似，几乎可以成为那种陈腐题材的经典之作：他向一个叫卢拉的傻丫头抛媚眼，骚扰她（实际上从未得逞，更谈不上强Jian）。就是这种老生常谈。不过，卢拉那张哭丧着的兔子脸在六家大城市的报纸上登出，她的愤怒的父亲——一个路口小店老板的“呼号”，迅速激起了当地暴民的一次行动。
我在一星期前读到了这则中世纪式的农民复仇故事。当时我正在行驶在莱克辛敦大道的慢车上，挤在一个巨胖的女人和一个高个子的波多黎各男人中间。那女人手中拿着圣·克莱恩手提包，那男人穿着公共汽车乘务员的制服，身上发出一股熟透了的桔子香味，直冲我的鼻子。他也呆呆地看着我手上的《镜报》，对着那张魔鬼一样的照片出神。博比·韦德还没死，他的荫茎连同睾丸一起被切下并塞进他的嘴里（这些没有登出来）。等他快要死去但还神志清醒的时候，胸前被火烙出一个弯曲的“L”。“……L……代表什么？私刑？法律与秩序？爱？就在内森对我近乎歇斯底里地嚷嚷着的时候，我记得我摇晃着从车厢里挤出来，走到八十六街。街上夏日的阳光十分明亮，到处飘着熏牛肉的香味，还有地铁栅栏的铁锈味。我本来是去看罗西利亚电影的，但那天下午我却没有进电影院，而是来到河边的格雷西广场，在那儿出神地想着那些骇人听闻的丑行，一直无法从心中抹去博比·韦德血肉模糊的影子。我不停地无休无止地悄声念着《圣经》里的段落，那还是我在孩子时就能背诵的：”上帝会擦掉他们脸上的泪水，再没有死亡、悲伤与哭泣，再也不会有痛苦……“也许是因为太难过，但是——啊，上帝，即使这样，我欲哭无泪。
内森还在不停地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