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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极品闲人-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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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信等退守真岘城,凭借该城临江高险,又当冲要,严兵守卫。随后不久,刘仁轨伺其稍懈,率新罗兵夜至城下,驱众从四面攀草登城,天亮时占据真砚城,终于打通了从新罗运粮的道路。

    刘仁愿遣使归国报捷,同时请求派兵增援。此时,唐高宗已得知倭国出兵增援百济,遂命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发淄、青、莱、海四州兵7000人开赴熊津。

    福信等丢失真岘城后,处境日窘,又与扶余丰之间的猜忌与日俱增。福信遂装病不出,企图趁扶余丰前来问疾之时,伏兵杀之。不料此谋泄露,扶余奉便帅亲信袭杀福信,遣使分赴高丽、倭国,乞师援助。

    龙朔三年,倭国天智天皇以援助百济为名,令倭将毛野稚子等倾举国精锐27000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

    九月,孙仁师率部抵达熊津,与刘仁轨、刘仁愿会师,唐军兵势大振。唐军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会上有人认为“加林城水陆之冲,请先击之。”

    但刘仁轨觉得此举不妥,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他说:“加林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固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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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举得到唐军诸将的一至认可,于是于是唐军分为二路:刘仁愿、孙仁师和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前进;刘仁轨则与部将杜爽、百济降将扶余隆率水军与粮船从熊津江入白江而下,和陆军会合,同趋周留城。

    初八,孙仁师等在白江打败百济残余部队及倭兵,攻克周留城。由于周留告急,倭将庐原君臣率水军万余渡海而来,准备自白江口登陆。

    刘仁轨率水军率先到达白江口,二十七日,倭国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口,两军遭遇。当时唐朝水军为7000余人,战船170艘。

    倭国水军万余,战船1000多艘。倭军虽在数量在多于唐军,但大唐因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所造海船以形体高大、性能良好著称于世。所以唐朝水军的战船在数量上虽处于劣势,但在质量上却远胜倭国战船。

    并于这次海战,史书记载非常简略,而后世的日本史书则记载较为详细。由于大唐水军先到达白江口,加上战船精良,刘仁轨遂采取疲敌之策,先抢占有利位置,列战船于白江严阵以待。倭军到后,率先发起进攻,结果不利而退。而唐军仍坚阵而守。

    二十八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在首战败于唐水军后,仍盲目地高估自己的实力,错误地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于是未加整顿部署,不观天气变化,便“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

    刘仁轨见倭军来攻,充分利用唐军战船的优势,指挥水军将倭军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随后再施以火攻,一时“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经过激战,唐军四战四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焚毁倭军战船400多艘;击毙倭将朴市田来津;扶余丰趁乱逃奔高丽,其所佩宝剑被唐军缴获;王子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和倭军残部投降;百济诸城全部归顺,百济再次得以平定,只有迟受信据守任存城不降。

    白江口海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海战,因中国史书记载有限,所以鲜为人知。作战中,刘仁轨指挥有方,在兵力不如对方的情况下,先采取守势,而后因势利导,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并辐以并火,最后取得了中日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作战的胜利。

    陆上倭军闻此讯,大惊不已,“相谓之曰:‘州柔(即周留)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

    白江口海战的胜利,使唐军很快占领了百济全境,形成对高句丽的夹击态势。同时也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鲜半岛的野心。日本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本土,自公元664年开始,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4道防线,以备唐军。

    此前,百济首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在平壤道行军总管苏定方回军后,招集亡散,各据险响应福信,白江口海战后,各率所部归降。

    刘仁轨好言安慰他们,然后让其各自率军攻打任存城,并准备派唐军相助。孙仁师认为:“相如等兽心难信,若授以甲仗,是资寇兵也。”

    刘仁轨却不以为然,说:“吾观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谋,感恩之士,从我则成,背我必灭,因机立效,在于兹日,不须疑也。”

    于是发给黑齿常之等粮食和武器,分兵相随,遂克任存城,迟受信抛弃家属,投奔高句丽。至此,百济皆平。



    此时,唐高宗召刘仁愿、孙仁师回朝,令刘仁轨领兵镇守百济。百济经过多年的战乱,“合境凋残,僵尸相属”。

    为此,刘仁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安定民心,恢复社会秩序,掩埋骸骨,登记户口,任命官长,治理村落,修路架桥,修补堤堰,恢复陂塘,督促百姓种田养蚕,赈济百姓,赡养孤老。很快便医治了战争所带来的创伤,使百姓安居乐业起来。然后刘仁轨又屯田积粮,训练士卒,做好攻打高句丽的准备。

    刘仁愿回到京城后,唐高宗问道:“卿在海东,前后奏请,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将,何得然也?”

    刘仁愿据实回答说:“刘仁轨之词,非臣所及也。”

    唐高宗闻后非常高兴,给刘仁轨晋升六级官阶,正式任命为带方州刺史,并为他在长安建第,厚赏家属。

    刘仁轨留守百济,在暂时放下军事领导权的同时,很快就发挥了自己在政治上的见底,他首先发现唐军就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将士思归、士气低落、军队的战斗力和后勤保障也非常差。经过一段时间细致的调查,刘仁轨找到了原因,然后于麟德元年十月初六上书唐高宗:

    “臣蒙陛下曲垂天奖,弃瑕录用,授之刺举,又加连率。材轻职重,忧责更深,常思报效,冀酬万一,智力浅短,淹滞无成。久在海外,每从征役,军旅之事,实有所闻。具状封奏,伏愿详察。臣看见在兵募,手脚沉重者多,勇健奋发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单寒,唯望西归,无心展效。臣问:‘往在海西,见百姓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何因今日募兵,如此伫弱?’皆报臣云:‘今日官府,与往日不同,人心又别。贞观、永徽年中,东西征役,身死王事者,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职,亦有回亡者官爵与其子弟。从显庆五年以后,征役身死,更不借问。往前渡辽海者,即得一转勋官;从显庆五年以后,频经渡海,不被记录。州县发遣兵募,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即得脱;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显庆五年,破百济勋,及向平壤苦战勋,当时军将号令,并言与高官重赏,百方购募,无种不道。洎到西岸,唯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尽。发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独海外始逃。又为征役,蒙授勋级,将为荣宠,频年征役,唯取勋官,牵挽辛苦,与白丁无别。百姓不愿征行,特由于此。‘陛下再兴兵马,平定百济,留兵镇守,经略高丽。百姓有如此议论,若为成就功业?臣闻琴瑟不调,改而更张,布政施化,随时取适。自非重赏明罚,何以成功?臣又问:‘见在兵募,旧留镇五年,尚得支济;尔等始经一年,何因如此单露?’并报臣道:‘发家来日,唯遣作一年装束,自从离家,已经二年。在朝阳瓮津,又遣来去运粮,涉海遭风,多有漂失。’臣勘责见在兵募,衣裳单露,不堪度冬者,给大军还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来年秋后,更无准拟。陛下若欲殄灭高丽,不可弃百济土地。余丰在北,余勇在南,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相影响,若无兵马,还成一国。既须镇压,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既有此议,不可胶柱因循,须还其渡海官勋及平百济向平壤功效。除此之外,更相褒赏,明敕慰劳,以起兵募之心。若依今日以前布置,臣恐师老且疲,无所成就。臣又见晋代平吴,史籍具载。内有武帝、张华,外有羊祜、杜预,筹谋策画,经纬咨询。王浚之徒,折冲万里,楼船战舰,已到石头。贾充、王浑之辈,犹欲斩张华以谢天下。武帝报云:‘平吴之计,出自朕意,张华同朕见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乱如此。平吴之后,犹欲苦绳王浚,赖武帝拥护,始得保全。不逢武帝圣明,王浚不存首领。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抚心长叹。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奋,举无遗策,始可成功。百姓既有此议,更宜改调。臣恐是逆耳之事,无人为陛下尽言。自顾老病日侵,残生讵几?奄忽长逝,衔恨九泉,所以披露肝胆,昧死闻奏。”

    刘仁轨在文中陈述了唐军现在招募兵役中存在的问题,并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利弊。认为府兵制和临时募兵制都不能适应国家的军事需要,如果突然发生战争,大唐将是没有兵备的国家,一蹴而倒的危险是存在的。

    唐高宗见到奏章后,非常重视,立即派刘仁愿率兵渡海,接替刘仁轨及所部回国。但刘仁轨却不同意立即回国,并说明了自己的理由,他说:“国家悬军海外,欲以经略高句丽,其事非易。今收获未毕,而军吏与士卒一时代去,军将又归。夷人新服,众心未安,必将生变。不如且留旧兵,渐令收获,办具资粮,节级遣还;军将且留镇抚,未可还也。”

    但刘仁愿却说:“吾前还海西,大遭谗谤,云吾多留兵众,谋据海东,几不免祸。今日唯知准敕,岂敢擅有所为!”

    刘仁轨气愤地说:“人臣苟利于国,知无不为,岂恤其私!”

    随后,刘仁轨再次上表陈述自己的理由,肯请留下继续镇守百济,并请求任命扶余隆为熊津都督,招抚其众。这些都得到了唐高宗的认可。

    刘仁轨不单单在政治,军事上颇有见地,而且还为人刚正,常常犯言直谏,在唐高宗后期,武则天操纵朝政。弘道元年十二月,唐高宗病卒,武则天亲政。刘仁轨做为前朝元老,被加授特进。弘道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刘仁轨再次出任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

    光宅元年二月初八,武则天废皇太孙李重照为平民,令刘仁轨专门主管西京留守事务。并写信给刘仁轨说:“昔汉以关中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

    刘仁轨见武则天临朝后,独断专行,于是便以年老体衰为由进行推辞。同时还陈述汉朝吕后祸败的事实,以此规谏对武则天。武则天见是刘仁轨规劝自己,知他年老体衰,不会有太大作为,便派秘书监武承嗣去抚慰他,并说:“今日以皇帝谅暗不言,眇身且代亲政。远劳劝诫,复表辞衰疾,怪望既多,徊徨失据。又云‘吕后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罔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且端揆之任,仪刑百辟,况公先朝旧德,遐迩具瞻。愿以匡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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