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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她进来，一句话没说，起身就把门锁上。她感到事情比她预想的还要严重，不禁一阵凉意渗透全身，好像突然刮来一场寒风。“你前天上哪里去了？”爸爸十分严肃，一脸杀气。
她明白爸爸指的是四月四日那一天，市里1500多名进步学生春游集会，演出了讽刺国民党统治的话剧《凯旋》。学生们为了维护刚刚成立的市学联，还喊出了保卫学联的口号。她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集会，心激烈地跳动着，冲击着一腔热血，脸红红的，两只拳头都握得出汗了。集会将要结束时升团结旗，司仪喊罢，她不管是不是预先指定了人，跟着几个女同学一起跑上去，毫不犹疑地抓住了升旗的绳子，激动地望着那面红旗缓缓升起，眼含热泪，以至看到的只是红灿灿的一片霞光，分不清是红旗，还是灿烂的阳光。难道是这事让爸爸知道了？是人群中有特务盯梢吗？还是被什么熟人看见告诉了爸爸？当然在白色恐怖时期众目睽睽之下，她跑上前去升红旗，这步子也迈得太大了，她绝不能承认。
爸爸见她不想承认气呼呼地说：“你不必欺骗我，我也不一定要你马上承认。我只告诉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是关系身家性命的大事，要吃官司掉脑袋呀！你知道不知道？你哪来的这么大的胆子？告诉你以后不许参加这类活动，不许和那些赤色分子来往，你听到了吗？”
她站在那里没有说话。她想好了，任你打我骂我，我也不会离开我已看清了的这一条道路。我愿意为此赴汤蹈火，我宁愿受刑坐牢。父亲暴跳如雷：“你说话呀！你哑巴啦！”
她仍然站在那里，一声不吭。父亲气得浑身哆嗦，等待着她的回答。僵持了好一会儿，她仍然没有回答。父亲完全失望了，大声吼着说：“告诉你，要是出了事儿，你可不要怪我没有父女情义。”说完嘴唇哆嗦着面孔刷白，好像再也说不出话来了。等了一会儿才挥挥手，有气无力地说：“去！你去吧！”说完颓然地跌坐在沙发上，显出十分疲倦的样子。看见父亲那种样子，她也很难过。可是她没法使他宽心，只好默默地退了出去。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爸爸的话在他们父女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她知道，这深深的鸿沟是没法填平的。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和爸爸对立的。爸爸曾经是一个爱国青年，在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为了抗日去了大后方离家十几年，归来时已是这个城市的国民党中层官员。而她却悄悄成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员。
他们之间成为既是父女又是敌对的关系。在这以前这种关系是有时清楚有时模糊；理智上清楚，感情上模糊。而在父亲说了莫怪他无父女之情以后，她骤然明白了父亲和自己在关键时刻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她被捕了，父亲是不会以他的职位来庇护她的。那时她并没有想到父亲或许有为难之处，而只是认为这是父亲的反动立场所决定的。
父亲的话并没有使她退却，倒像是挥了一拳把她打清醒了，把她从难以割舍的父亲身边赶走了，使她思想上有时还存在的模糊变得更加清楚了。行动更加小心，活动也更加隐蔽。一直坚持到这个城市的解放。
当解放的炮声隆隆响起时，她成了胜利者，心里抑止不住地欢呼雀跃。而父亲成了失败者，整天垂头丧气，等待着厄运的到来。
解放了，她好像小雀冲破了牢笼，毅然离开了家，离开了那舒适的小楼，抛弃了美丽的衣服，穿上粗布灰制服，告别了柔软的席梦思，睡在了稻草铺成的地铺上。一边啃着窝窝头，一边高唱：“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她经受着革命的锤炼，也接受了后来竟至是痛苦的煎熬。
每次学习和政治运动里，她都狠命挖掘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划清和资产阶级家庭的界限。为的是使自己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她把她知道的父亲的一切向组织作了毫无隐瞒的汇报，甚至包括她的猜想和怀疑。在她离开家的数年里，虽然离家并不远，但她一直没有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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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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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那样地想念母亲，可怜的母亲，在父亲南下杳无音信的十年里，曾和她相依为命。为了让她能够上中学求亲靠友，忍受了极大的屈辱，甚至向一些有钱的亲友跪下来磕头求乞。当年吴玉萍离开家时，有病的母亲伸出枯黄的手，哭泣着说：“儿啊！你走了要想着娘，你可想着回来看看娘啊！”娘的话深深牵动着她。她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思念着娘啊！多么想回家看看年老有病的母亲啊！她们相依为命，可她却狠下心没有回去，只因为要和父亲划清界限。
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只不过是她一厢情愿。不管她怎样努力，都没有人承认她脱胎换骨，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脱胎换骨。在改造路上经过十年的艰难跋涉，即便是已经成了共产党员，人家仍然把她视为异端。从1948年到1958年，十年来她像梦一样只不过走了一个曲曲折折的大怪圈，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从资产阶级家的小姐成了资产阶级的右派。
右派这顶帽子，曾使她心惊胆战，痛不欲生，百思不得其解，但现在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她曾认为她和父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会永远背道而驰，想不到却殊途同归，都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派被改造。这一切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只是父亲和她之间的鸿沟并没有消失。别人或许察觉不了也不可能理解，这只存在于他俩的心底。父亲在她面前不像在妹妹们面前那样说笑自然，显得很拘谨。这次她回到家里生孩子时，父亲见了她，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把帽子摘掉啦？”就再也没有别的话。关于父亲自己的一切，一句也不向她披露，他的内心仍对她保持着警惕。以致她回来的这些天，父亲只从农场回来一夜就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家。
这一切该如何解释？父亲认为她是这个家庭的叛逆，领导说她是这个家庭的孝子贤孙。究竟是叛逆，还是孝子贤孙？她成了一个到处不受欢迎的人。这一切为什么？谁能说得清啊！
快天亮她才睡着了。刚睡着就做了一个梦，梦见白刚回来了，手上却戴着一副手铐，铐子上还吊着一串叮当响的铁链。像是戏台上苏三起解带的那种锁链。她说：“这是怎么了？”心中一惊就急醒了。醒来听见母亲正在厨房里做早餐，铁铲敲得锅叮当响。自己便为自己解梦，这是由于声音的联想，才使自己做了这个噩梦吧？不会是他真的出了什么问题吧？但心中仍然十分不安，他没出事儿，为什么人不来信也不来呢？到底为什么？一种不祥的感觉一直笼罩着她，驱也驱不散。
吃过早饭在母亲的督促下，上街去走走。雨早已停了，街上的行人来去匆匆。她不由地站在树下看起这匆匆而过的人群来。步行的急急忙忙，骑自行车的飞驰而过，不管奔向哪里，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了自己家庭的幸福生活。
人人都有一个家，可是她的家在哪里呢？她曾经视这个城市为自己的城市，为了它的解放，她和他们那些搞地下工作的同志曾经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有的还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如今这个城市里却没有了他们的立锥之地。他们前后加入“民青”的一些人多数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了。有些人早已离开了这个城市到外地农场改造去了。
就在这个城市里，就在这些马路上，警车日夜呼啸的黑暗年代里，她冒着生命危险，接受地下组织交给的任务。她曾乘人不备在大街小巷里贴传单，也曾伪装成农村来的小妇人，坐上叮当响的白牌环城有轨电车，把那些由市解放委员会署名发出的各种信件投入各个角落的邮筒里。其中也包括由她起草的，由同志们抄写的给父亲的信，当然也是以市解放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内容是劝他不要跟着国民党去台湾，不要心神不安，要安心等待解放，立功赎罪等等。
父亲每次接到这种信件时都惊慌失措，悄悄对母亲说：“共产党怎么对我的情况了解这么清楚？连我这几天心神不安，夜里12点还要在院中踱步都知道呢？”他以为这是佣人中有人通了共产党，因此把一个干零活、买菜的小勤务员无缘无故辞退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写给他的。
这些信起了作用，虽然他内心斗争十分激烈，但终究没走逃往台湾的那一条路。而且由于这些信终日惶惶不安，不久终于决心辞去官职，到大学里教书去了。
解放后她参加了党分配的工作，更加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但是在一个连一个的运动中，她却总是重点。她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只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投错了胎。审干、镇反、肃反，都受了严格的长时间的审查，但由于原来地下党组织的那些领导人都给她写了评价很好的证明，总算都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到了1957年，地下党组织的那些人，再也无能为力了，这是一次以思想划分阶级的运动，他们想保也没法保了。而且他们也不能保了，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成了右派，她也就在劫难逃了。
尽管她连一张大字报都没有写过，鸣放中也只是对丈夫在“肃反”中被长期看押批斗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却被批判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恶毒攻击“肃反”。她曾幻想“交心”就会得到谅解和宽恕，结果却越交越交不清，越交“罪恶”越多。终于成为劳改队伍中的一员，不是犯人的“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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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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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重新获得“自由”时，以前的一切被一笔勾销了。成了一个和刚参加工作勤杂人员一样级别的工作人员。可是问题却永远也不能勾销，家庭出身永远要填上“官僚”。右派帽子摘了，却成了摘帽右派。摘帽右派这顶帽子就再也没法摘了。
她离开这个出生的城市时，头上戴着光荣的革命桂冠。十几年以后回来时，脸上却刻有耻辱的“金印”，所以回来后一直在家中蜗居，没有和任何同学、地下工作同志们联系。她把心一横，过去的吴玉萍已经死了，现在的吴玉萍是另外的一个人。这样一想，倒也坦然了。
她的生活里只剩下两个字——活着。什么理想、抱负、奉献都谈不到了，这一切都不会被人承认。但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在什么境遇下，她都要活下去。为了他，也为了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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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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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萍在大街上慢慢溜达，她面带忧虑心中却怀着一线光明，希望能在大街上看见她盼望的人——白刚。走了好久她失望了。懊丧地回到家里，挺着大肚子艰难地走上楼梯时，从楼上传来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声音，似乎是他。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紧走两步推开了房门，只见穿着一身灰色棉衣的他正在喝着热茶，头上的棉帽子还没有来得及摘下。当他看见她时那双晶莹墨黑的眸子在她臃肿的腰身上一扫，幸福的红晕立刻涌上了面颊。结婚十几年来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个样子。
整整一个下午他俩没能谈上一句想说的话。因为这间“公房”里的人实在太多了。妹妹、妹夫、奶奶、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