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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再是她，她已被纸袋中那个没有生命的为假证词假供词包装起来的人所代替、所歪曲、所禁锢，永生永世也别想冲出这个纸袋。即便是一场大火把这里的一切连同这个纸袋全部烧成灰烬，这个纸袋中的她也不会消失，在另一个地方——原机关的档案室里还有这样一个纸袋，保存着她的全部案情材料的副本——文书档案。
档案是神圣的。它伴随着人的一生，理应是一个人真实的影子，反映一个人的客观评价，所以它是通行证，生死牌，决定着一个人的升降、荣辱、甚至生杀。档案又是神秘的。它是你，你却不知道它。它如果不是你，把你扭曲成了另一个人你也没法申辩，你永远也不知道它里面装了些什么。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刻，它对你仍是一个谜。然而档案又是卑微的。由于它的神秘，它的神圣，拥有那么大的权威，它便成为一些心术不正而又握有实权的人玩弄权术滥施权威的一个阵地。它可以随意歪曲一个人的形象，亵渎一个人的心灵，玩弄一个人的命运。有些出生入死屡建功勋的老干部就因为档案里装了一个二指宽的小纸条：“此人控制使用”，就被埋没了一生。这小纸条不仅不必说明是哪级机关哪个领导作的决定，有时连个图章签名都没有。
现在，档案就是压在吴玉萍身上的一座大山。任她怎么呼喊抗争也翻不过身来。押送她的人不见了，天黑了她才被重新带到刚来时的那间屋子。档案袋不见了，想必是已经锁进了哪个档案柜。她的未来也就这样被锁定了。
那位干校负责人虽然穿了便装，但眉宇间仍露出了公安人员的严厉。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很严重啊！你必须认真改造重新做人。”然后又交待说：“你在院里可以走动，但是绝不允许出大门。”
她惊呆了。这就是干部农场？不能迈出大门一步的干部农场？她想说我不反党，我没罪，档案里那一切都是假的，但是她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知道这一切都为时已晚，再也不会有人相信她的话了，他们只相信档案。
她木木呆呆地被带到一个大房间里，有三间房子那么大，靠窗户那边搭了一个大通铺，已有人铺了行李，每个人只三尺宽的一个地方，刚刚能把褥子挤进去。屋子里规规矩矩地坐了不少人，一个个目光呆滞，没有人理睬她，看来人们都在经受着变换环境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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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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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小店里由于对未卜的前途捉摸不定，闹得一夜没睡。那时虽然捉摸不定，觉得自己终究还是干部，就算犯了错误，不能重用是肯定了，但是已经处分了，总不会再被看管，该有自由了吧？送到农村劳动，还可以和农民们有个来往。农民是纯朴的，通情达理的，除了生活苦一点，也许比机关更好处一些。所以对前途还有一丝朦胧的希望。现在却已经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结局，一个使她十分意外的结局，这纯粹是劳改。
吴玉萍又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她放心不下丈夫白刚。不管怎么说她曾经认过罪，写过检查，虽然认了又推翻，但是处分比他轻得多呀！他始终不认罪，被定为死硬分子，“极右”，从重处理的典型，他的处境一定比她更坏更惨，他们又会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呢？此时此刻，他在哪里？又经受着什么样的煎熬？她的头昏昏然，她的心像被人撕裂般的疼痛。她欲哭无泪，上百个日日夜夜的哭泣，她的泪已经干枯；她欲喊不能，她不能破坏别人在苦难中难得的一点宁静。为了别人的宁静，她听到有人把头埋在被窝里偷偷饮泣，她听到有人强按着自己的嘴巴发出低低的呻吟。在这令人难熬的不眠之夜中，她也只能痛苦地压抑着自己，只是瞪着双眼，望着这看不穿的黑暗，独自受着煎熬。
屋子外面大风呼啸，破旧的窗户被风吹得摇摇晃晃乒乓作响，似乎整个屋子都摇动起来。屋子里充满了饮泣和呻吟，一片悲凄。她觉得这空旷的房间像是一只大船，正行驶在无边无际的苦海上。而想起往日那间属于两个人的温馨小屋已恍若隔世，从此她不再拥有自己的角落。自己的一切，时时刻刻都处于别人的监视之下。那些满含警觉的冷冷目光，时刻提醒着她：她是一个罪人。
她怎么也不理解这一切是为什么？是的，她家庭出身不好，父亲虽大部时间在大学教书，但做过国民党市政府的中层官员，家庭成分定为“官僚”，为这个家庭成分几次运动中她都受审查。由于她在高中上学时就参加了地下民青，在地下工作时冒着危险做过很多工作，审查中民青组织提供了很好的证明，一切怀疑都解除了。虽然出身于富裕家庭，但解放后她放弃了上大学的有利条件，离开了温暖的家，为了革命的需要，毅然按照组织安排去了中央团校，以后又去贫困的农村工作，凭自己的勤奋好学，才被调到省报任编辑记者。
为了一个家庭出身，难道就该落到这样一个境地？就让一个年轻人这样屈辱地了此一生？不为家庭那又为什么呢？鸣放时自己并没说什么出格的话，有的人说了许多不满的话，有的话明显出格儿，可是因为出身好，不仅没事儿，却仍然是反右的积极分子！人们常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天哪！谁能告诉我，苦海的岸边又在哪里呀！她默默祈念着，却没有任何回声。只是头脑昏昏心乱如麻，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她就这样浑浑噩噩地从黄昏到黑夜，从黑夜又到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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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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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是早春三月的天气，可是这里却和冬天一样。北风凛冽，寒气刺骨，天还黑着。白刚迷迷糊糊地跟着队伍在大渠的堤埝上往前走。这里没有正式的道路，堤埝的顶部就是道路。堤顶只能走双轮小推车，新修的时候还是平平整整，但由于雨水的冲刷，大渠放满水时的浸泡，车走得多了，许多地方便坑坑洼洼，一道沟一道岗的。不少地方路肩已经没有了，成了中间高的鱼脊斜坡，又加夜里下了点小雨，这样一滑一滑的便很难走了。长长的队伍，几路行进，走在这狭窄泥泞的道路上，前边走得快，后边紧跟也经常掉队，队长们便一个劲儿地催促：“跟上，走快点，不许掉队。”天黑看不清路，走得又急急忙忙，所以不时有人滑到大渠里去。等别人从渠里把人拉上来，已成落汤鸡了。寒风一吹，便冻得浑身哆嗦。就这样摸索着走了十来里路才到达工地。
到了工地，一个老头正在烧开水。烧的是潮湿的稻草，光冒烟不起火，看来他很着急，所以趴在地上一边用木棍拨火，一边用嘴吹火。他穿着一个黑色灯芯绒的半截棉大衣，戴着一个棉帽子，两个帽耳朵捂得紧紧的，只露着一个满脸胡须的脸。穿得那么臃肿，撅着个屁股躬着腰，匍匐在地上成了一个半圆形，天色朦胧中好像一个大刺猬趴在那里。看来他已烧了很长时间了，队伍刚到水就开了。他坐了起来咳嗽了好一阵，才慢慢地手拄着地试着要站立起来，起了几起，终于艰难地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从旁边又抱了一点稻草，用棍子塞到灶坑里，好让开水不至于凉得太快。这才如释重负似地向人们宣告说：“水，水……”又咳嗽了一阵才说出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水开了。”
白刚看他老态龙钟的样子，可能有70多岁了，便和吕南小声说：“这么大年纪，还让他上地里劳动？”吕南说：“他岁数不大，才50多岁，是在原机关斗争摔断了腿，来后又得了脑中风，行动不便，领导照顾他让他烧烧水。”白刚有点惊奇：“一个病人，这样还算照顾？”吕南说：“这活儿比地里活轻多了。”看白刚对他同情便提醒他注意：“他叫贾龙，这家伙反动着呢！净怪话，你可别理他。咱们在这儿暖和一会儿吧！一会儿饭车就来了，喝水也方便。”
他俩刚坐下，有一个人也挤着坐在他们旁边。白刚一看是史自昭，这种环境中遇到老同学、老朋友，真是又惊又喜，刚要招呼说话，见史自昭一劲儿向他挤眼睛，一只手还在胸前微微摆动，意思是不让他开口。白刚猛然想起了昨天花班长谈过这地方不允许以各种关系套近乎，怕拉拢成小集团，便明白这种关系是不应该让别人知道的，这里不宜交谈。
许多人也都就地坐下来等待吃饭。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原野，没有房屋，没有村庄，也没有一棵树。周围都是新开垦的稻田，已经开始放大水洗碱了。除了田间道上有一片干地外，全是茫茫大水。即便没有风，大水围困着，也是从心里往外冷。可是这里没有没风的时候。人们戏谑地说：这里一年只有两场风，一场风刮半年。早春天气尤其是刮风的季节，呼啸的北风，在这无遮无拦的荒野里，尽情地肆虐，真是无孔不入，从棉袄扣子的间隙里，直捅到你的心窝。从裤腿里钻进的风，一下子便使你的下半身冰凉。在路上由于急忙赶路，还不显得特别冷，往地头上一坐，便打了个透心凉，浑身哆嗦起来。人们便仨一堆五个一伙地挤在一起取暖。
白刚觉得奇怪，到地里又不干活，让人们起这么早到地里挨冻干什么？队伍来了，饭车也跟着来了，这是何苦呢？让人们在家里吃顿热饭再来多好？想着想着便念叨起来：“在家吃了饭再来也走到这儿了，大冷的天，非到地里吃饭干啥？……”
坐在旁边的吕南没等他说完便用手捅他，给他使眼色，让他别说话。白刚看了吕南一眼，满不以为然，觉得他太胆小怕事了，说说这个怕什么？
“谁的嘴？你站出来说！”虽然风很大，没想到这话还是让队长听见了。只是因为有风，没听清是谁说的。这时便站了起来，看着大家。见没有人回答，便又说了一句：“刚才谁说话呢，站出来！”
白刚要起来，吕南和史自昭把他拉住了，意思是不理他，发一阵火也就过去了。白刚虽然坐下了，但心里很不服气，觉得这算什么问题？值得这么大惊小怪。队长还是不依不饶：“怎么没人站出来？害怕了？有胆子说没胆子承认？你们不是主张好汉子做事好汉子当吗？站出来呀！……”
白刚受不了这种冷嘲热讽，还是站起来了：“是我说的。”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事，怕什么。队长看了看不认识他：“好哇！终于有人站出来了。什么时候来的？”白刚说：“前天。”队长说：“是右派吧？”
白刚没有回答。因为没法回答，这里讲不清楚。队长见他不回答知道是默认了，便斥责开了：“好啊！胆子不小啊，刚来就不老实，你也不打听打听，哪一个到这里还敢捣乱？”白刚不服气：“我没捣乱，那也不是什么坏话。”
队长见他当着这么多人顶撞他，这下可火了：“不是捣乱是什么？你就是煽风点火，是放毒，是右派的本性不改。右派就是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