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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同意这个分析，点头附和。
“呃？怎么看着就有些面熟起来了？”窗下那位满脸沟壑的老妪说了一句。
“是呀是呀。”旁边另外一位老人也说。
“想起来了。”老妪说，“当年的老财主不就这个样子么？”
“有点像，有点像。不过老财主可没穿过这样的洋服。老财主是个爽快人，在脖子上箍一根布条子，他受得了！”
“只是……”老妪又说，“老财主不是解放那年吓得上吊死了么？怎么这会儿又回到了镇上？八成是他的儿子吧？据说老财主的儿子在北方读大学时入了国民党部队，后来又跟蒋介石去了台湾。”
青蛙告诉我，那天老头在镇外下了小车，步行走进镇里时，她也刚好去进货，从街上经过。而且她就站在那位嘀嘀咕咕的老妪的旁边，老妪的话是她亲耳听见的。青蛙说老妪的话大概没有错，因为老头很快就进了紫婆的黑漆槽门。那时紫婆已病了半年，正奄奄一息，躺在床上等着归西。岂料老头走进黑漆槽门，到紫婆门外去敲门时，紫婆竟然颤颤巍巍，从病榻上爬起来，给老头开了门。
青蛙说到这里，眼睛直放亮。她把搁在候车椅上的手缩回来，塞进我的腋下。青蛙说：“哪一天我病得快死的时候，你来敲我的门，我也会支撑着给你去开门的，然后我就像紫婆那样，倒在你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感激青蛙。很感激。我将青蛙的头一揽，就揽进了怀里。我说：“现在你可以照你说的，咽下最后一口气。”
青蛙没吱声，温柔地偎在我怀里，羔羊般一动不动。那样子还真像那么回事。
关于紫婆和老财主的儿子见面后的故事，青蛙就是躺在我怀里跟我说的。当时候车室里人极少，东一个西一个有几个人，也都躺着歪着，做着各自的美梦。青蛙的声音不大，而我们偎得很紧，她的一字一音，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一边听着青蛙的叙述，我一边就想，这次与青蛙的会面真有点巧。这里是有一点什么机缘的。我从来只有提早离开办公室，而没延迟下班的习惯，那天我却下班好久了，还在办公室里跟总纂下棋。至于总纂是怎么知道我会下棋的，至今我还不得而知。
“把水平发挥出来。”总纂说着动了子。我只笑笑，没说话。总纂的意思我懂，不发挥出水平，我便不是他的对手。我跟总纂对垒起来。不一会儿他就前线吃紧了。他点了一支烟，支着下巴冥思苦想了半天，也没有下子。
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响得极重，极震耳。我好像从没听到过这么响的电话铃。
我对电话铃声缺少热情。这个城市我的朋友和熟人很少。我说过，就是上班的时候也几乎没有人给我来过电话。我盯着棋盘，没有起身去接电话的兴趣。
电话铃声于是愈发地炸耳。总纂终于按捺不住，把烟头摔到地上，用脚狠狠地踩熄，骂声“妈的”起身去接电话。
“你的。”总纂将话筒向我递了递。
“我的？”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总纂别跟我逗，不想接电话就挂掉吧。”
“真是你的电话，还是女人打来的。”
我勉强走过去，抓起话筒。是青蛙。多年未谋过面的青蛙。后来我就想，这真的也是巧。总纂第一次邀我下棋。我第一次下班后留在办公室。青蛙恰巧在这个时候给我电话。如果没有总纂的强邀，如果我们把棋盘摆到另外的地方，比如说另一间办公室，那我又怎能接到青蛙的电话呢？又怎能在分别许多后见上这一面呢？不是这个电话，青蛙把这个城市找遍，也不一定找得到我。
青蛙的看法与我很吻合。青蛙说她到这个城市来，并没有要找我的打算。她仅仅是在这里转车，她的目的是南方的一个城市。谁料在候车室候车时，她突然想起多年前那个毕恭毕敬听她说故事的人。她听说过我在一个什么志办上班。她就走到公用电话室里，拨了114查询台。服务小姐甜蜜地说有一个市志办，不过人家已经下班。青蛙说没关系，明天可以再打。服务小姐就把号码告诉给青蛙。青蛙并没走出电话室等第二天再拔电话，第二天她将待在火车上或者是另外一座城市。青蛙就那么拨了市志办的电话。
说到这里，青蛙那埋在我怀里的脑壳抬了起来。青蛙望着我，用手在我的脸上摸了摸。青蛙于是得到了证实，说：“确实是你。多年了，还是你。我以为，这一辈子再不会见到你了。”青蛙说着，露出一排齐崭的白牙，笑了。那是一种积蓄了许久的笑，那是一种只有某一样珍贵的东西失而复得时才有的笑。
我抓过青蛙的手，放腮边捂住。我要使青蛙那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更为真切。
然而这时检票上车的电铃响了。进站方向的屏幕上映出南下列车的车次。青蛙那只捂在我腮边的手变得僵直生硬。她那好看的白牙也隐匿了，有些干裂却仍然生动的双唇紧抿着，生怕哀伤和忧郁从里面泄漏出来。
我用自己的唇在青蛙的唇上印了一下。我感觉她的唇透着一份凉意。我说：“走吧，你走吧，你会找到他的。”
青蛙从我怀抱里脱开去。她仿佛水上的—朵浪花，在人流里晃几晃，不一会儿就在进站口消失了，消失得没余任何痕迹。
很快，进站口就变得空空落落了。
我用钥匙打开袁燕的房门。我虽然搬到古马街去了，但我还留着袁燕的房门钥匙。袁燕这人其实还算通情达理。袁燕说：“我们还没办离婚手续，你拿枚钥匙是应该的，这是你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她的口气像个律师。
可这天傍晚袁燕不在家。
家里却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见收拾得这么整洁，我就知道这天晚上袁燕是不会回来了。我知道她的习惯。
“袁燕一定是带着孩子，回她舅妈家去了。看来你俩缺少缘分，你好不容易从南方回来找她，她偏不在。”我对数学老师说道，“看来只有改日再来找她。”
数学老师苦笑笑，说：“我原以为找到你，就一定见得着袁燕的，谁知你们已经各自为政。”我有些作声不得。也难得数学老师的—片良苦用心。
数学老师是在古马街找到我的。他是乘着的士进的街。的土停在我楼下的街旁时，我一动不动地伫立于窗前。我没想到会是数学老师。我想象着方玉低首过街时的情形，想象着方玉在街心转身朝我回望时的眼神。这方玉。这个让人梦绕神牵放心不下的方玉。
我无声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方玉的名字。
门外的楼梯于是嘎嘎嘎响起来。我的遐思和无声的呼唤被切断。接着我的门被推开了，一个衣冠楚楚的四十多岁的男人站在门边。
我依稀认得这个男人，却记不得是何年何月何处认得的。我在记忆的尘封里翻寻着，一时得不到满意的答案。
来人提提西装领带，不无潇洒地迈进门里。银亮的皮鞋，笔挺的昂贵的服饰，以及一脸富豪气色，让我这堆满枯黄书籍而别无长物的陋室黯然失色。他说：“不认得我了？但总还记得吧，当年我们……”
“别说了，别说了。”我赶忙摇手，说：“你一开口，我就知道你是谁了，你就是当年的数学老师。”
“你还没把老兄忘记干净。”数学老师抓住我的双手，“十八年，整整十八年了，时间的确太快。”
“是哟，十八年了。想一想十八年前，咱们待过的那段时光，真的有种隔世之感。”我说，“看样子，你在南方还混得不错啰。这次是出差，还是路过？”
“你跟袁燕结婚好多年了吧？”数学老师却没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明知故问道，“这次特意看看你和袁燕。”
“袁燕住在我们原来的地方。”我说。
“原来的地方？”数学老师有些迷惑地望着我。但他没追问下去，而是问道：“离这里有多远？”
我说：“不远也不近。”
然后我们下了楼梯，钻进数学老师租来的的士。
想不到袁燕却不在家。
数学老师把装在精致的小盒子里的金项链和金戒指留下了，说是给袁燕和孩子的见面礼物。然后我们出了门。
数学老师把的士辞了，我们信步在街上走着。傍晚的风在稀疏的树叶间穿行，留下一阵阵不太响亮的哗啦声。街旁的路灯相继亮起来，将行人和车辆的影子投在路面上。
“你找袁燕一定有什么事吧？”我望一眼沉默不语的数学老师。
“怎么说呢？十八年了，十八年的心结，想解脱也不容易啰。”数学老师的话音带着苍凉。我不由得又瞄了他一眼，那张成熟的男人的脸上隐藏着莫名的惆怅和哀怨。
“一切都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我苍白无力地说道。
“并不是说过去，就过得去的。”数学老师说，“年轻时倒不觉得，—进入中年，却愈来愈觉得有些东两根本割舍不下。”
我无言了。
数学老师继续说道：“我一定要把袁燕找到，我要向她讨个明白。那件事情连耿荔平都无从知晓，只有袁燕一个人清楚。”
然而第二天仍不见袁燕回来。
第三天我和数学老师找到袁燕舅妈家，才知道袁燕已出差去了广州，大概十天半月也回不来。
数学老师垂着手，站在街旁的护栏边，一脸的无可奈何。十八年前，他和耿荔平生的女孩被袁燕弄得不知去向，后来耿荔平又不愿再跟他修复旧好，而他的原妻又要跟他离婚，我想数学老师也一定是这么垂着手，一脸的无奈吧。
这时我突然想起另一个人。
我对数学老师说：“这件事说不定青蛙知道。青蛙曾跟我讲过紫婆的故事，讲过紫婆曾将女婴放在那个站在梧桐树下的中年妇女脚边。青蛙还讲过那个女婴的屁股蛋蛋上有一瓣紫杜鹃般的胎记。”
“你是说那个女婴有可能是……”数学老师脸上的表情丰富起来，可马上又摇了摇头，说，“不可能，不可能。袁燕不是说，送了一个很远很远的乡下人么？”
“我也弄不清。”我说，“青蛙不是到南方找你去了么？你们见上面没有？你可以问一问青蛙，说不定她知道底细。”
“我根本就没看见青蛙。”数学老师望我一眼，叹口气，“她怎么找得到我呢？偌大一座城市。这女人也是。”
我们说着话，不知不觉来到一家OK厅前。数学老师建议进去坐坐，喝点什么，点两支歌。我没异议，跟他走了进去。
台上有缠缠绵绵的女声独唱传过来。舞池里跳舞的人很少，大部分的人都在池边的茶几边和卡座里待着。灯光忽明忽暗，变幻着，摇曳着，把那缠绵的女声托起来。
服务小姐将我们引进一座雅致的包厢，又送来饮料和西瓜籽开心果。数学老师要我点歌，我没点歌，跟服务小姐说，请刚才在台上唱歌的小姐再唱一支，歌由她自己定，唱她最感兴趣的，我们出点歌费。
服务小姐走后，台上果然又响起刚才歌手的声音。这首歌更加婉丽哀伤，如诉如泣，令人心动。我发现数学老师听得非常认真，似乎整个的心思都沉浸在里面了。
我却突然对那声音感到耳熟起来。那声调，那韵味，似乎许久以前就已非常熟悉。
听见敲门声，紫婆精神忽然为之一振。她刚才还在恍惚的梦中浮沉着，身子软绵绵地无力挣扎，无力抗拒。过—段险滩就是绚烂的极乐世界，紫婆恹恹地飘荡着，任凭身旁的波涛晃悠拍击。这份感觉很妙，紫婆的脸上似平露出了满足。身子不由得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