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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哥思忖了一会儿说：“这个包是彭国梁的，又是案发前领导交办给秘书的，主动交出去不会有事的，小明，这个包里到底有多少钱彭国梁没告诉你吗？”
我摇摇头说：“没有。”
我哥掂了掂包说：“小明，应该打开看看，这样交出去时，你心里也好有个应对。”
说完，我哥问我老婆家里有没有不干胶，我老婆说有，我哥就让我老婆找出来，我老婆翻了半天抽屉，找出一卷，我哥就试着将牛皮纸包上的不干胶一点一点地撕下来。牛皮纸包打开了，里面竟然有五打百元绿票子，全是美元，而且由于受潮，全都长了绿毛。
我老婆刚要伸手去拿，我哥当即制止了，他谨慎地说：“不能碰，弟妹，一碰上这上面的绿毛就掉了，一看这包就被人打开过。”
我目测了一下，估计是五万美元。很显然，案发前彭国梁做了最坏的打算，他知道我跟他时间不长，专案组不会太为难我，便将这笔钱放在了我手里，他相信我的人品，不会独吞了这笔钱，案子结了，我一定会把这笔钱还给他们家的，他儿子身体不好，看病花费一直很大。想到这里，我意气用事地说：“哥，这笔钱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交出去，很显然，这是彭国梁留给他儿子的一笔钱，他那么信任我，我不能只考虑自己。”说着我毅然决然地将牛皮纸包用不干胶重新包了起来，然后又放回到厨房水池子旁的橱柜里。
我哥见我心意已决，叹了口气说：“小明，你的心情哥理解，但是一定不要死心眼，要见机行事啊！”
我哥语重心长的一句嘱咐，让我本能地想到卢梭的那句活：“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彭国梁就是我的宿命，命该如此，我是注定无法逃离的。卢梭是想通过忏悔逃离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通过他笔下的地下人质疑卢梭在他《忏悔录》里一定对自己撒了很多谎，甚至出于虚荣而有意撒谎，在我看来，谎言往往是真话，当一个人没有勇气直面真话的时候，只能通过谎言的形式说出来，因此谎言的反面就是真话。正因为如此，那个躲在地下室的病人才一针见血地说：“在每个人的记忆里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公开给所有的人而只能给朋友的。也有一些东西即使对朋友也不能公开，而只能对自己公开，而且也得是偷偷的。但最后还有一些甚至对自己也怕公开，而一些东西在每个正派人那里积累得又是相当多。情况甚至是这样的：他为人越正派，他那里就积累得越多。”很显然，我替彭国梁窝藏了一个包，一旦公开就与正派无关了，我现在每天的生活与躲在地下室里毫无区别，因此“地下人”的这段话道出了我的全部心事，我每天的心境与他一样，好像哪里都是潮湿和腐朽的地下室。
我怀着忧郁的心情又苦熬了两个月，有一天晚上，我和我老婆在家附近的一个小面馆吃饭时，专案组刚刚还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我一看屏幕上显示的号码竟然是朱大伟的手机，自从我出事以后，这小子一点动静也没有，这还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我听欧贝贝说，朱大伟很有可能接宋道明的班，给刘市长当秘书，该不会是如愿以偿之后向我显摆吧？我不冷不热地接听了电话，想不到朱大伟告诉我一个让我大吃一惊的消息，他说就在刚才，也就是一个小时之前，许智泰被专案组“双规”了，一起被“双规”的还有张佩芬和林永清，让我有个心理准备。我问他“双规”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是干扰办案。朱大伟的女朋友尚小琼就在专案组，谁的话我不信，我也得信朱大伟的话，看来大伟心里还装着我，可以说是在第一时间向我通报了这个消息。我谢过朱大伟后挂断手机，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一下子涌上心头，让我坐立不安的当然是那个被我老婆称作“定时炸弹”的包。
到目前为止，显然彭国梁还没有供出五万美元藏在我手里的事，但是这件事我也告诉了张佩芬，张佩芬进去后会不会说出来？这无疑是非常可能的。我该怎么办？交出去还是不交，我陷入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中，内心斗争非常剧烈。斗争的结果是“等”，看看张佩芬被“双规”后，案子发展的态势再说。彭国梁死扛那么长时间，我认定以张佩芬的性格应该比彭国梁还能扛。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张佩芬刚刚被“双规”一个星期，专案组就打电话让我第二天早上去一趟，我当时正和我老婆在我妈家吃饭，接到电话后，我立即给我哥打电话让他帮我分析一下，专案组找我会不会是因为那个包。
我哥急赤白脸地说：“是不是因为那个包，你都应该交出去了，你有必要跟这两口一起赔进去吗？”
我支吾着说：“齐秀英号称铁娘子，张佩芬也是个钢女人，她应该比彭国梁还能扛，不可能刚刚双规一个早期就什么都说了。我还是明天去专案组探探虚实再说吧。”
我哥在电活里跟我吼道：“小明，你这叫执迷不悟，张佩芬一直妄想翻案，结果把自己作进去了，难道你想做第二个许智泰不成？”
我执拗地说：“我心里有数！”就把电话挂了。
我妈听我和我哥的谈话后，担心地直唠叨，我不想让我妈知道太多，便和我老婆打车同了家。回到家后，我把自己关在书房内想理一理跟上彭国梁后所经历的事。我坐在皮转椅上，双眼紧闭，一幕一幕像过电影似的，怎么想都觉得该核实的事都核实过了，再找我只能是那个包了，我潜减在内心的恐惧感像海浪一样阵阵地往心头上涌，我想得最多的两个字是“责任”，我不仅要对彭国梁两口子负责，更有对我自己亲人的责任，想想跟上彭国梁以后的日子，我老婆骂的最多的就是彭国梁对我不负责任，是啊，即使没有这个包，我的政治生命也因他对我不负责任而终止了，其实与一个连对自己都不负责仟的人谈责任，简直是奢侈，彭国梁因对自己不负责任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不能步他的后尘，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我终于明白了，眼下我应该对彭国梁负的责任就是把这个包交出去，把这个包交出去，对所有人的责任我都负起来了。想一想我老妈对我担心的眼神，想一想我老婆为我担惊受怕的表情，想一想我孩子因彭国梁一案在学校受到的歧视，想一想我哥对我振聋发聩的提醒，我有什么理由不对他们负责，而去为一个自作自受不对别人负任何责任的人牺牲掉自己，这的确太不值得了。彭国梁不是上帝，他也不可能是上帝，那么我凭什么要做约伯。相反，面对撒旦，我必须反击！还是博尔赫斯笔下的埃纳尔松说得对，“我的归宿在这里，不在世界的尽头。”
第二天，我提着装有不干胶包的手提兜走出楼道时，感觉太阳是新的，好像谁说过，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只有今天早晨的太阳焕然一新，既然太阳不再是昨天的太阳，那么我也不应法再是昨天的我，那么我是谁？或许只有停止思想的时候，我才知道，但是我的思想一刻也停不下来，不思想也要思考，我知道思考着的我不是我，梦中的我也不是我，我脑海中闪现的所有细节可能都是事实，可事实却是虚构和推理的出发点。不管怎么样，我出发了，我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省军区大院，我知道再从那个大院出来时，我就彻底解脱了。
我走进曾经“双规”过我的招待所，推开指定的房间的房门，想不到邓宏昌竟然亲自在等我，旁边还坐着两名专案组成员，我走进房间，不等邓宏昌开口就从手提包内拿出了那个不干胶包。
邓宏昌不解地问：“这是什么？”
我不慌不忙地陈述了基本事实，唯一不实之处就是我告诉他们我从未打开过这个包，不知道里面究竟有多少钱。邓宏昌听了我的陈述不露声色地让我打开包，我费了半天劲撕掉了包上里三层外三层的不干胶带，露出那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厚厚的牛皮纸，然后我缓缓打开纸包，里面顿时露出了长满绿毛的绿票子，我发现在阳光的辉映下，满屋子闪着绿光。
邓宏昌左右看了看两名专案组成员冷哼了一声，然后淡然地笑道：“数数吧。”
我装出吃惊的样子，故作紧张地拿出一叠绿票子抖落上面的一层绿毛，然后十分认真地数了起来，不多不少，一叠刚好一万美元，我又连续数了其它几叠，然后重新将五叠钱按原样放好，惴惴不安地说：“刚好五万美元。”
邓宏晶猛然从沙发上站起来，来回踱了两圈，然后突然站住，用犀利的目光看了我一会儿说：“黄小明啊黄小明，不愧是硕士脑瓜儿，倒挺会掐时机的。你知不知道因为这五万美元险些毁了你自己？彭国梁交给你五万美元的事，张佩芬在笔记本上记得清清楚楚，你以为张佩芬不知道里面的钱数，告诉你吧，让你保存这五万美元是人家两口子事先商量好的。幸亏你及时觉醒，否则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后果！好了，将事情经过写下来吧，年轻人，好好从彭国梁一案中吸取教训，希望这些教训会成为你今后人生道路上的一笔财富。”邓宏昌说完又转身而对两位同事，交待道：“剩下的事你们处理吧。”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离开了房间。
一名专案组成员给我拿了纸和笔，我沉思良久才升始动笔，不仅写了事情的经过，还写了为什么迟迟才交出来的心情，主要是强调受人之托，应该讲信誉，但得知彭国梁被异地父押后，特别是得知张佩芬也被“双规”后，才感到事态相当严重，这才想找机会交给组织，刚好专案组此时找我，我觉得是个机会，就毅然决然地交了出来。写完后，我看了两遍，觉得叙事合情合理，有情有义，便交给了专案组的人，两个人分别看了一遍，其中一个人递给我印泥，让我在签名处按了手印，在个别修改处也按了手印，然后对我说：“没事了，你可以走了。”我点头哈腰地跟两名专案组成员握了手，如释重负地走出了房间。
走出省军区大院已经临近中午了，我迫不及待地给我哥打了电话，我哥听了异常高兴，他让我打车到他单位附近的俏江南酒店，说是要庆贺我获得新生。我挂断手机望了一眼天空，太阳已经无法直视，我随手打了辆出租车，钻进车里，我下意识地默念了尼采的两句诗：“现在世界笑了，可怕的帷幕已扯开，光明与黑暗举行了婚礼……”
走进俏汀南酒店大堂，我哥在靠窗的座位上向我招手，走到餐桌前，酒菜已经要好了，我哥给我倒了一杯啤酒问：“小明，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我不动声色地干掉杯中酒，平静地说了一句让我哥出乎意料的话：“哥，官场我不能再干了，我想好了，准备辞职，然后写小说。”
我哥圆睁二目地说：“小明，你千万别冲动，在中国靠写小说能养家糊口的作家没有几个，哥也算有些名气的作家，也不敢辞掉报社的工作专事写作，其实你完全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写小说，兄弟，哥劝你不要轻易辞职，在市政府办公厅熬个处级干部是多少人的梦想，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说实话，从我哥建议我写《公务员笔记》时，我就想好辞职的事了，只是“五万美几”的事闹得我心里七上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