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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拙而陈旧”的主题。然而，正是这些主题关乎着每个生命个体的权利和尊严。大江希望能够像他所尊敬的鲁迅先生那样“呐喊”。
而在今日的中国，许多作家把写作当作“码字”，写作仅仅是赚钱的职业，背后缺乏坚定的价值支撑。他们选择那些无关痛痒的主题，放弃了文学本身的尊严，作品丧失了永恒意义。自然，作家本人也不被大众所尊重。我们的文坛被一种由来以久的痞气所包围，缺乏的正是大江身上的那种“严肃”的东西。他们嘲笑鲁迅的战斗，为“无知者无畏”和“我是流氓我怕谁”而自豪。当我们的作家都嘻嘻哈哈地面对世界的时候，世界也嘻嘻哈哈地面对他们。
中国与日本
10岁的时候，大江是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接近尾声。大江公开在课堂上说：“我反对天皇！”结果被暴虐的老师打得头破血流。
反对被神化的天皇，反对穷兵黩武的军阀，也许出于孩子的天性和本能。后来，大江逐步把对日本的传统和现实的批判理性化。大江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言说演说词是《我在暧昧的日本》，他把26年前在同一地点演讲的川端康成心目中的“美丽的日本”置换成“暧昧的日本”，个中深意，不言而喻。在东西方文明的夹缝里张惶失措的日本、半个世纪以来坚持不承认战争罪行的日本，泯灭个性和死爱面子的日本，难道不是“暧昧的日本”吗？声称“从来没有接近艺妓至一米之遥”的大江，对于川端康成笔下诗意盎然的艺妓生活艺妓以之为代表的日本传统文化持怀疑的态度。那并不是一种健康、美好的人性状态。
大江反对天皇体制，认为天皇犯有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天皇生前虽然逃脱了惩罚，但他的这些罪行必须受到历史严厉的追究。当天皇颁发给他文化勋章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导致保皇分子在他家门口示威。同时，大江也反对极右翼分子的扩军备战政策，反对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国际诉求。他公开宣布：“我最大的敌人就是石原慎太郎。”这些观点使得他在日本成为“另类”，成为极少数有“左翼”倾向的作家。作为一名日本人，大江正视自己民族劣根性、并支持其他受害民族的正当诉求，他的勇气让人肃然起敬。
大江正视日本的矛盾和暧昧。据说，在当年的侵华战争中，许多烧杀抢掠的日本士兵，背包里居然装着《源氏物语》和鲁迅的著作。“这种可怕的矛盾今天必须加以解决”，大江认为，处于“第四次闭关锁国”时期的日本，应当有更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发出正义的声音。
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共生”是亚洲的希望。我理解他对中日关系的忧虑：“以后的日本作家，还能作为友好的客人来到中国、并受到热情的欢迎吗？”大江踏上曾经被日本侵略军蹂躏的中国的土地，心中充满了和平的期盼。中国读者或许会被信奉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作品中扭曲的美所迷惑，但对大江健三郎其人其文充满的是由衷的敬意。中国不是一个被鲜血遮住视线的民族，中国人民愿意成为一切为和平而奋斗的人士的朋友。可惜的是，像大江这样有理性、有良知、有历史眼光的人士，在日本少之又少。他的许多呼吁在日本都成了“空谷回音”。
“我不希望中日之间再发生战争，更不希望未来的日本士兵在背包中带上我的作品。”大江说这句话时，表情庄严而肃穆。文学能不能打破心与心之间的坚冰，达成沟通和交流呢？
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应当试一试。
为了我们的明天，为了我们的孩子。
福克纳：一个羞怯的乡下人
1950年11月10日早晨，福克纳家中的电话铃响了，遥远的电话通知他获得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福克纳的获奖颇有些曲折。1946年，他的瑞典文译者托斯滕？荣松就预言他应该得奖。1949年秋，宣布该年不颁文学奖时，舆论哗然。1950年，这一刻终于到来。因此，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称他为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等；有称他于1950年获奖，如《牛津美国文学手册》等。从这一周折中，可以看出这位羞怯的乡下人和孤独的天才难以被人理解的苦衷。
记者们像苍蝇一样聚集在福克纳家的院子外面，而在此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福克纳是何许人也。作家在欧洲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在美国国内的知名度，萨特曾经对考利说：“在法国青年的心目中，福克纳是神。”福克纳对于获奖反应平静，只说了一句话：“这是莫大的光荣，我很感激。不过，我宁可留在家里。”他居然不愿意出席瑞典的颁奖典礼！想吃诺贝尔文学奖这块“天鹅肉”几乎想疯了的中国作家们，要是像福克纳这样获此殊荣，还不马不停蹄地赶做十套八套的礼服。当家人、朋友和美国国务院特使的请求一概无效时，福克纳的妻子又生一计，让女儿出面哀求父亲带她到欧洲一游，作为即将结束高中学业的毕业礼物。深爱女儿的福克纳同意了。然而，就在启程前几天，他再次酗酒，险些耽误了旅行。最后成行时，他抱怨说：“恨透了被人支来支去的本分。”在“长得像密西西比州的葬礼”的典礼上，这位身材矮小、高中也没有毕业的乡巴佬，多亏女儿的帮助才克服了羞怯和腼腆。讲演的时候，他说得细声细语，速度很快，又带着浓重的家乡的口音，谁也没有听清楚。宾客们说，直到第二天报纸上发表了演讲词之后，“我们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
福克纳不善理财，加之妻子又崇尚奢华，财政情况如同一团乱麻。为了摆脱负债的状况，他不得不与财大气粗的好莱坞签约，为他们编写剧本。戴维？明特在《福克纳传》中，写到福克纳的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时，用了“三进巴比伦”的说法，认为福克纳不得已而去好莱坞当电影编剧，犹如古犹太人被掳往巴比伦。福克纳自始至终都没有适应好莱坞的生活，他的剧本多此遭到导演的否决。导演汉普斯特说：“福克纳写的东西金碧辉煌，可惜同当时的电影毫不相关。”在1935年刚刚涉足好莱坞的时候，福克纳就哀伤地说：“搞电影的问题不止是浪费我的时间，问题是回来以后的恢复，重新投入自己的写作，太费时间。我已经37岁了，不像从前那么容易适应、容易集中了。”他与华纳兄弟公司和20世纪福斯公司等著名电影公司签订了长期的合同，获得了丰厚的收入，却丧失了宝贵的自由。他素来痛恨为了金钱而写作，偏偏不得不为金钱而写作。
在好莱坞的十年，深深地伤害了福克纳。而福克纳与好莱坞的关系，本身就是20世纪的文学与文学家所面临的一大困境：作为一名致力于探讨“内心冲突”的作家，怎样面对日益强大的电影业的压力？相对而言，古代作家所面对的世界要单纯得多，他们最多面对有限的剧场，而不会面对成千上万的电影院以及电影院里以百万计的观众的口味。电影给当代的写作者带来更大的名声和更多的金钱，却削弱了他们写作的自由度——为电影而写作，也就是为观众而写作。《喧哗与骚动》是福克纳的一部代表作，这个书名象征着作家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福克纳的写作始终指向生养自己的那块“邮票大小的土地”。那是密西西比州北部两个相去不远的小城镇，也就是他小说中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所在地。这里是富裕的美国最贫困的地方之一，福克纳却终生以之为家，并愿意终生“好好写它”。他属于乡村，不属于城市；他属于种满棉花的庄园，不属于美女如云的好莱坞；他要为自己深不可测的心灵而写作，而不愿为那些坐在电影院里边吃爆米花边看电影的观众而写作。
一纸合约就是一个沉重的枷锁。在许多中国作家看来，能够为大导演和的电影公司编写剧本是莫大的荣耀；而在福克纳心中，却是无穷尽的耻辱和苦役。那些频频向张艺谋和陈凯歌抛媚眼的中国作家，把故事看得比生活本身更加重要；而福克纳却认为，“没有永恒的真情实感，任何故事必然是昙花一现”。福克纳多次提出解除合同，还自己以自由之身。可是，狡猾的资本家和律师像血吸虫一样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用可怕的后果来威胁善良而软弱的作家。1945年10月，福克纳决定直接向贾克？华纳呼吁，强调自己不善于编剧，电影厂将得不偿失；自己已经47岁，“不敢再虚掷年华了，因此请求电影厂同我解除合同”。他的陈词恳切动人，可惜高估了华纳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回信由华纳的律师而不是华纳本人出面，拒不接受福克纳的请求。一个羞怯腼腆的乡下人，怎么是冷酷无情的资本家的对手呢？
《喧哗与骚动》这个名字来自于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麦克白的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对于福克纳来说，就是要在这无意义中寻找意义。他所有伟大的作品都与好莱坞无关，而深深扎根在那个困苦而哀伤的小镇上。福克纳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中的演讲，虽然听众们当时听懂的不多，但每个字都是惊心动魄的：“人是不朽的，并非因为在生物中唯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他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
谁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
《静静的顿河》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出自肖洛霍夫之手？当1923年这本书的前两卷发表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众说纷纭。有人说，肖洛霍夫是从一名军官的公文包里窃走了手稿，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也有人说，肖洛霍夫是从一名被打死的白军军官身上搜到这份手稿的。1929年3月，苏联《真理报》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名义发表了由绥拉菲莫维奇、法捷耶夫等人签署的公开信，声称《静静的顿河》一书确系肖洛霍夫所作，关于肖洛霍夫剽窃的传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制造出来的“恶毒诬陷”。
然而，这则声明更让人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由一个庞大的作家团体和一群知名作家来“证明”不是剽窃，这件事情本身多少就有点不正常。而且，“恶毒诬陷”的说法，也不大符合基本的逻辑：如果仅仅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那时候“革命阵营”里知名度更高的作家有的是，为什么反动派偏偏挑中了肖洛霍夫来开刀呢？就肖洛霍夫本人的创作来看，他除了《静静的顿河》以外，再没有别的一流大部头的作品。他的其他作品，如《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与《静静的顿河》相比，无论是思想深度、艺术价值还是语言风格，都有天壤之别。“拥肖派”用肖洛霍夫的才华过早地衰竭这一理由来解释，而“反肖派”则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咬定可以判定肖洛霍夫不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但是，双方都拿不出进一步的证据来。
1937－1938年之间，正是斯大林清洗持不同政见作家的一个高潮，也正是肖洛霍夫得宠的时候。就在这样的时刻，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