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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是北大最先打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而民主至今依然没有在北大扎下根来。在北大，有多少人理解民主的真正内涵呢，包括那些名重一时的大学者、大教授？民主不是聪明人治国，而是所有人一起治国。正如波普所说：“是对外面同胞的这种信仰和对他们的尊重，使我们的时代成为我们所知的最好的时代。这种信仰的诚挚被乐于为它做出牺牲所证明。我们信仰自由，因为我们信仰我们的同胞。这就是我们废除农奴制的原因。我们的社会秩序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因为它是最乐于不断改进的秩序。”这段话值得每一个傲慢地对待自己同胞的北大人每天读上三遍。
一直缺乏自身立场的北京大学也是现实政治的热切参与者，但它的参与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失败的参与。北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很能说明问题。北大自己认为自己走在时代的最前列，谁知不过是领袖手上的一颗过河卒子罢了。1966年6月1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播出后，北大全校震惊。至此，北大学生被煽动起来，风风火火地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去，成为造反的先锋。但是，当造反造到统治者头上时，所谓“红卫兵”便被他们保卫的对象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1968年7月28日凌晨3时至8时半，毛泽东接见首都红代会核心组负责人聂元梓、蒯大富等5人。毛泽东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的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搞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是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方法都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毛泽东还说：“现在轮到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此时此刻，领袖算是报了当年在北大受冷遇的一箭之仇。这所丧失了独立品格的大学，仿佛是一团稀泥，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学生造反派们这才恍然大悟。这叫做“玩火者终自焚”。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京大学，作为文化、教育和学术机构的北京大学不复存在。
北京大学的官学传统是它身上的一颗毒瘤。欧洲大学中的学者和学生把“学”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来看待，在学术研究和对学术研究行为本身的坚持中获得了完全的自足。这一点，在现代西方的大学的发展历程中，体现得尤其明显。美国伯克利大学的华裔校长田长霖就公开宣称，一所大学，放在第一的应当是研究，科研水平是一个大学的生命线。学生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本科生要成为第一流的本科生、硕士生要成为第一流的硕士生、博士生也要成为第一流的博士生。
而对晚清以来的北大学生而言，“学生”不过是一种职业而已。从京师大学堂一诞生起，“职业学生”就成为这所最高学府的一大特色。这群学生把呆在大学里当作升官发财的一个终南捷径，至于读不读书反倒在其次了。北大从晚清以来一直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心，这与北大学生“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立场有关，更与北大有这么一大批“职业学生”有关。在辉煌的历史大叙事背后，有许多不那么光彩的因素在内。即使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也有为数不少的谋取私利的“职业学生”混迹其间，捞到不少好处。1949年以后，这种情形愈演愈烈，北大像一列开往深渊的火车，再也刹不住车了。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职业学生在北大简直就是如鱼得水，翻云覆雨，为所欲为。北大人玩校园政治玩得得心应手，在历次学生运动中，谋取私利的人数并不比真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数少。而长期以来，前者躲到了历史的幕布之后，不为后人所知。“学生领袖”当中固然不乏雄姿英发的才人俊杰，也有不少卑鄙无耻的小人。把考入北大当作吃政治饭的第一步的人大有人在。
美国第一流的大学被称为“常春藤联盟”，这里的“常春藤”仅仅是指古老的楼房上面的那些绿色植物而已。而北大根深蒂固的官学传统，则使北大的灵魂里掺入了“爬山虎”的因素，在北大漫长的一百年里，这个慢性病一直在折磨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多灾多难的大学。
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
——关于信仰问题的对话
摩 罗 尹振球 余 杰 任不寐
信仰的危机正在折磨着我们，
一切危机中最根本的危机就是信仰危机
摩 罗：不少朋友已经感到，信仰的饥渴正在折磨着我们。正是这种饥渴使得我们内心渐渐萌发了寻找信仰的愿望。我前几年老是说要寻找精神资源，实际上就是自己在精神上感到虚弱，希望找一个比我们通常接触到的文化更加深层的东西来支撑自己，但老找不到。在那个状态下迷茫了几年，然后来接触到几个对宗教信仰比较关注的朋友，我觉得非常有教益。再后来，我觉得很多读书人在这方面有比较明确的感觉，觉得现在存在一个信仰缺乏的问题。因为我们单纯地谈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政治问题，谈着谈着就会发现，问题本身已经消解了，回到了一个宿命的状态。好像只有引入信仰问题才能使那些问题重新具有深入讨论的可能性。我觉得就连普通大学生都感觉到信仰的缺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来提出这个问题就显得非常及时。
至于怎样谈论，我看至少两种谈法。一个是，信仰总是跟一个个具体的生命紧密相连的。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从个体精神需要的角度谈一下我们每个人是怎样接触到这个问题的。这是就每个人怎样与信仰发生关联来谈。另一方面是，我们作为一个读书人，对本民族精神文化是怎样理解的。我们民族文化缺乏信仰这种东西，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谈谈为什么会缺乏信仰，在这么一种土壤之中要引进信仰问题，究竟可行性怎样。此外还有忏悔问题，这两年不断有人提。最近，余杰跟余秋雨还有一场笔墨官司，使得忏悔问题更加引人注目。忏悔问题也是信仰里面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尹振球：我觉得一开始应该谈一谈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信仰问题。刚才摩罗谈到信仰首先是个体的精神出路问题，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它又不仅仅只是个体生命存在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整个民族的生活，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共同体的性质等等。今天，在这样一个世界文明的格局当中，在这个国际大家庭里，中华民族到底在什么意义上继续存在下去，中国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这些问题在我看来都与信仰问题紧密相连。今天我们的信仰问题已经危机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尤为重要，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完全可以说，中华民族今天已经是处在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潮之外。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艺术生活、道德伦理生活、个体的内心生活等等，问题都极为严重。就文化艺术生活来说，今天最引人注目的倾向就是“歌德”、复古与矫情。完全无视、回避现实的苦难和危机，以一种大无畏的勇气放声高歌太平盛世，如此麻木，如此无耻，真是少有。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之下，各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纷纷登场、络绎不绝，甚至就连封建王朝都唾弃的垃圾如《飞燕外传》者流都被我们的艺术家奉若至宝，大投入、大场面、大制作，搬上屏幕。当然，弘扬的主要目标是明君良吏、忠臣孝子、烈女义士、贞妇顺民，你方唱罢我登场。古典名著被大张旗鼓地搬上屏幕，实际上是搬一部死一部，传统文化那种官本位、等级制、血腥弥漫、极端缺乏人道精神的本质暴露无遗。每年元旦的国家新年晚会都是京剧晚会。那种抱残守缺、死不松手、一条道走到黑的执拗、变态，真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而所谓精英文化圈与娱乐圈，要么是无病呻吟的矫情，要么是低级无聊的搞笑。整个文化艺术生活的这种凋败与反常，不仅充分反映出这个民族精神想象力与精神创造力的极度匮乏，而且也显示了民族精神深处的病症。
余 杰：我插一句，我发现，凡是伟大的文学，必然与探索宗教信仰问题有深刻的关系。俄罗斯的两大文豪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必说了，二十世纪两位与诺贝尔文学奖关系密切的中国作家也是如此。一位是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的沈从文，另一位是今年刚刚获奖的高行健。他们都是在对以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深深失望的基础上，开始了对另一种表面上看野蛮的、骨子里却充满灵性和生命力的文化寻觅。他们都是走向中国的西南部，在对边缘地区的亚文化圈和少数民族的原始文化、原始宗教的挖掘中，企图发现另外的文明形态和生存方式。这种文明形态和生存方式比衰朽的主流文化更加人性、人道，也更加温暖、和谐。他们比普通人更为敏锐地感受到了大厦即将坍塌。相反，沉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知识分子的心灵状态，正如曹禺在《北京人》中所描绘的曾文清，“想飞，但是已经飞不起来了”。所以，需要寻找一种异端的、有深刻的皈依感、也有鲜活的生命力的文化。这种文化在既有的中华文化圈中又很难找到。因此，无论是《边城》还是《灵山》，在我看来都是一曲挽歌，在温馨的表层里面都有一种透骨的悲凉。
文学家只能表达他们的切身感受，他们不可能承担救世的使命。但是，在今天文化危机极其深重的时刻，人文知识分子至少应当通过他们的言说，为全社会彰显一道基本的伦理底线。
尹振球：今天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也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就像余杰在随笔里所说的，很多底线都被突破了。像枪杀无辜百姓的警察、恶意虐待学生甚至把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对病人的死活完全无动于衷的医生、名为公仆实为“公贼”的贪官污吏，这类现象已经是层出不穷。我们原来常说，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善良的人民，可是，我们现在经常发现好像不只是某些坏人才干坏事，比如有很多的地方是成村、成乡、成县的人在造假制假，而且有的做的是伤天害理、谋财害命的假，像制造假药，制造假酒， �